尽管戴维斯对法国的总体史印象深刻，但这并不是她所需要的模式，于是她转向了人类学。[3]戴维斯的人类学转向有三个方面的背景。首先，娜塔莉·戴维斯在研究法国近代早期的工会时，发现了当时工人的秘密仪式，并开始尝试用人类学的方式来解释这些问题。[5]最后，娜塔莉·戴维斯的人类学转向和当时的社会环境也有很大的关系。这本书是戴维斯早期历史学研究的总结，同时也体现了她早期的历史人类学实践。......
2023-08-14
娜塔莉·戴维斯：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
【摘要】：1978年，娜塔莉·戴维斯到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开始了其学术生涯的新阶段，这一阶段的历史人类学实践倾向于第二种范型。戴维斯在普林斯顿大学期间的历史人类学实践受到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和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的影响。[19]正是在劳伦斯·斯通的影响下，戴维斯不仅继续历史人类学的实践，同时也思考历史与文学之间的关系。
历史人类学（更准确说是人类学的史学）就其本质而言是将人类学的方法运用到历史学中，因此人类学为历史人类学提供了方法论上的依据。同时，正是由于人类学方法本身的发展，也使得历史人类学的转变成为可能。有学者将历史人类学归纳为两种范型。第一种范型称为“历史的人类学”，人类学提供了“比例缩小”（scale reduction）的方法来克服社会科学的两极，即结构和行动，这种研究倾向于社会史或历史社会学，它考察的对象可能很小，但研究的问题却是诸如社会权力、社会变迁、社会关系的类型、宗教的功能之类的大问题。第二种范型称为“人类学的史学”，即运用格尔兹、特纳、道格拉斯、范热内普、涂尔干等人类学家的分析方法来进行历史研究，这种范型倾向于文化史研究。[18]
娜塔莉·戴维斯早期的历史人类学实践类似于第一种范型。1978年，娜塔莉·戴维斯到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开始了其学术生涯的新阶段，这一阶段的历史人类学实践倾向于第二种范型。戴维斯在普林斯顿大学期间的历史人类学实践受到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和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的影响。当时，格尔兹和斯通都在普林斯顿大学，斯通主持着历史研究中心，而格尔兹和戴维斯曾共同主持一门课程。格尔兹和斯通对戴维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深描”的方法。20世纪70年代，格尔兹用“深描”来代替旧的民族志。深描是指对意义的分层次的深入阐释，因此民族志不再是一种观察行为，而是一种解释行为。“深描”对历史人类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娜塔莉·戴维斯等新文化史家采用格尔兹的方法，把历史研究看作对过去所作的民族志描写。
（2）历史与文学的结合。1979年劳伦斯·斯通在《叙事史的复兴：对一种新的旧史学的反思》一文中宣告“叙事史的复兴”，并认为叙事史的复兴导致了西方历史学研究的转型，其中包括“在组织结构方面，从分析转向叙述；在历史学家功能的概念化方面，从科学的转向文学的”。[19]正是在劳伦斯·斯通的影响下，戴维斯不仅继续历史人类学的实践，同时也思考历史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这种叙事不是传统的讲故事，对于戴维斯而言，关键的是叙事中的不确定因素。正如戴维斯在《马丁·盖尔归来》（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1983）中所说，她的历史实验室“提供的不是证据，而是历史的可能性”。[20]
尽管娜塔莉·戴维斯在早期的历史研究中已经运用人类学方法进行了历史研究，关注于大声喧闹、悼念仪式、大众谚语等主题，但缺乏“田野考察近距离的民族志观察”，而这种近距离观察使得“人类学家可以看到人际交流和事件发展的准确顺序，并听到参与者讲述事件的发生过程”。[21]由于研究对象的独特性，历史学家不能采用田野考察的方法，只有“通过文本、图像和器物”才能了解一种文化。[22]当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和卡洛·金斯伯格写作了著名的微观史学著作后，娜塔莉·戴维斯则以电影的方式进入了微观史学领域，她自己称之为民族志。在筹拍电影《马丁·盖尔归来》（Le Retour de Martin Guerre，1982）的过程中，戴维斯意识到“拍电影可能类似于民族志体验”，她提出：“想象任何场景——村民们欢迎新来者；围坐在火炉边修工具、聊天、讲故事；争吵；回答法官的提问——都迫使我回到资料中去寻找场景可能是如何的或看似是如何的。”[23]1983年，戴维斯出版了《马丁·盖尔归来》一书：
在书中，我试图根据我所能确定的乡村生活来理解马丁·盖尔的“奇妙故事”。……受到电影叙述的影响，我决定讲述这个故事两次，第一次以事件在乡村中的每个阶段所展现的方式，第二次以故事讲述者——科拉斯法官、法庭中的年轻律师、蒙田以及其他人——所讲述的方式。我希望读者注意到建立关于认同的真实性和建立历史的真实性之间的相似之处。[24]
《马丁·盖尔归来》以及后来的《档案中的虚构》（Fiction in the Archives：Pardon Tales and their Tellers in Sixteenth Century France，1987）中对文学和史学关系的关注，也是对劳伦斯·斯通的呼应。戴维斯写道：“事实上，‘虚构’（fiction）并不是指伪造，而是我们所做所说的任何事中的技巧成分。不同于极端的反基础主义者（anti-foundationalist）不信任档案，我将它们作为关于16世纪的一种新材料。”[25]
1995年，娜塔莉·戴维斯出版了《边缘中的女人》（Women on the Margins：Three Seventeenth-century Lives）一书。在书中，戴维斯利用17世纪三位女性（犹太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回忆录、自传、信件和著作重建了她们的生活以及她们处于边缘位置中的个人经验、自我意识和表达。正是在这本书中，戴维斯将过去所有的兴趣——社会学的、人类学的、民族志的以及文学的——结合起来，她的历史人类学实践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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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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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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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沃尔夫进而关注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63]在《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中，沃尔夫也注意到了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他写道：人类学家将这些实际运用和意识形态合理化的特定结合称为“文化”，认为它们具有不随时间改变的内在一致性。[64]沃尔夫在1999年出版的《展望权力：统治与危机的意识形态》中进一步“扩展了对文化概念的批评并将其与对权力的分析联系起来”[65]。......
2023-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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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爱德华·汤普森在印度的一场讲演中表达了他对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看法。汤普森认为，在18和19世纪时“习惯”大致相当于“文化”，而文化是“一种具有意义、态度和价值的体系，以及能把它们包含在其中的象征性的形式”。[25]爱德华·汤普森的著作不仅影响了历史学家，也影响了人类学家，人类学家罗纳托·罗萨尔多就承认在写作《伊隆格戈人的猎头》时受到了汤普森的影响。......
2023-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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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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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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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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