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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阐述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

【摘要】:1981年,娜塔莉·戴维斯在《过去的可能性》一文中总结了其早期的历史人类学实践,并对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上的反思。戴维斯认为人类学不仅提供给历史学新的研究路径,更重要的是扩大了可能性。[13]《过去的可能性》一文不仅是戴维斯对其前一阶段的历史人类学实践的总结,更预示着新的变化。

1981年,娜塔莉·戴维斯在《过去的可能性》一文中总结了其早期的历史人类学实践,并对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上的反思。戴维斯认为人类学不仅提供给历史学新的研究路径,更重要的是扩大了可能性。[13]

《过去的可能性》一文不仅是戴维斯对其前一阶段的历史人类学实践的总结,更预示着新的变化。其实,在娜塔莉·戴维斯的早期研究中,尽管她主要受到的是功能主义人类学的影响,但她已经逐渐转向了文化的解释。例如,在《乱政的理性》一文中,为了理解近代早期法国的乱政,戴维斯“试图将它与下述几个问题相联系:青年团体的历史、低阶层间社会形式的历史、游戏及其功能”,并指出:

将狂欢和乱政仅仅看作一种“安全阀”和一种原始的、前政治形式的娱乐是夸大其词。巴赫金的观点离真相更近一点,他认为它们在所有的文化中都存在。我认为,它们不仅存在,而且狂欢形式的结构是发展的,这不仅可以加强秩序,而且可以为现有秩序提供选择。[14]

又如,在《暴力仪式》一文中,戴维斯运用人类学的视角来理解法国近代早期的暴力事件,认为可以从“圣经、礼拜仪式、政治权威的行动或大众正义”来理解法国近代早期的暴力仪式,而这些行为“旨在净化宗教社区和羞辱敌人并减少其危害”。[15]戴维斯的这种研究取向受到了诸如格尔兹、特纳以及玛丽·道格拉斯象征主义人类学家的影响,这些人类学家“强调文化的角色是维系秩序、意义、以及社会凝聚的一种巧妙机制”。[16]戴维斯在文中认为,“暴力不应从暴力群众的疯狂、饥饿或性挫折的角度来解释,而应根据他们的行为目标和他们文化所允许的角色和行为模式来解释”。戴维斯在最后得出了更普遍的结论:“即使在宗教暴力的最极端例子中,人们也不是毫无理智的。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什么行为是合法的,事件发生的场合也能为他们的动机提供辩护,他们的暴力行为也基于此——戏剧的和仪式的。”[17]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戴维斯不仅从历史的和功能的维度来进行分析,而且开始转向文化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