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娜塔莉·戴维斯到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开始了其学术生涯的新阶段，这一阶段的历史人类学实践倾向于第二种范型。戴维斯在普林斯顿大学期间的历史人类学实践受到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和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的影响。[19]正是在劳伦斯·斯通的影响下，戴维斯不仅继续历史人类学的实践，同时也思考历史与文学之间的关系。......
2023-08-14
娜塔莉·戴维斯早期的历史人类学实践
【摘要】：尽管戴维斯对法国的总体史印象深刻，但这并不是她所需要的模式，于是她转向了人类学。[3]戴维斯的人类学转向有三个方面的背景。首先，娜塔莉·戴维斯在研究法国近代早期的工会时，发现了当时工人的秘密仪式，并开始尝试用人类学的方式来解释这些问题。[5]最后，娜塔莉·戴维斯的人类学转向和当时的社会环境也有很大的关系。这本书是戴维斯早期历史学研究的总结，同时也体现了她早期的历史人类学实践。
由于受到马克思和韦伯的影响，娜塔莉·戴维斯早期关注于社会史，这主要体现在她的博士论文《新教和里昂的印刷工人》（Protestantism and the Printing Workers of Lyon，1959）和论文《16世纪法国的工会》（A Trade Union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1966）上。尽管戴维斯对法国的总体史印象深刻，但这并不是她所需要的模式，于是她转向了人类学。[3]戴维斯的人类学转向有三个方面的背景。首先，娜塔莉·戴维斯在研究法国近代早期的工会时，发现了当时工人的秘密仪式，并开始尝试用人类学的方式来解释这些问题。戴维斯不再将阶级作为决定因素，而是用更复杂和多维的视角来看待近代早期的社会。[4]
其次，娜塔莉·戴维斯主要的研究兴趣是16世纪法国的新教，而当时很多著作都是怀有教派之见的，很少站在客观的立场上，这也使得戴维斯转而用新的视角来进行研究。她这样说道：
既然我并不是在研究犹太人，而且又没有任何派别的倾向，我就退了出来。对我而言，最大的转变就是离开了进化论的立场、或者用旧的术语来说的“进步的”立场。在我开始对人类学和妇女史感兴趣时，我也开始用新的眼光来看天主教。人类学对于宗教的研究方法以及对于宗教更多形式的研究，开阔了我的眼界。这使得我不再将天主教视作一个行将衰亡的体系，而是与新教同样活跃着。而我相信，这种转变由于我是一个局外人而来得更加容易。[5]
最后，娜塔莉·戴维斯的人类学转向和当时的社会环境也有很大的关系。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期，政治抗议充斥着美国社会，这也部分影响到戴维斯将研究兴趣转向节日、政治和狂欢节等内容。[6]
正是由于受到人类学的影响，娜塔莉·戴维斯开始关注“16世纪法国内的微观世界和非正式相互作用”以及“象征行为和看似非理性的行为”，并写作了一系列关于近代早期法国社会关系、大众仪式、宗教骚乱等主题的论文。[7]1971年发表于《过去与现在》杂志上的《乱政的理性：青年团体和16世纪法国的大声喧闹》（The Reasons of Misrule）一文可以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这篇文章受到法国人类学家阿诺尔德·范热内普的《法国民俗手册》（Manuel de Folklore Français）的启发，戴维斯坦承：“《手册》及其遍及法国的民族志研究和其对历史文献的频繁使用为我打开了大门。”[8]范热内普的著作使戴维斯意识到“乡村青年团体及其喧闹的、戴着面具的仪式与法国以及整个欧洲的婚姻生活之间的关系”，“节日可以成为日常生活暂时的颠倒”。[9]同时，戴维斯在借鉴人类学方法的时候并没有忘记“历史的维度”，她认为人类学的模式尽管为16世纪的青年团体提供了一个框架和解释路径，但“我们需要更进一步接近16世纪的历史实际”。[10]
之后，戴维斯又阅读了诸如爱德华·埃文思-普里查德、维克多·特纳、克利福德·格尔兹以及西敏司等人类学家的著作。戴维斯在修改《乱政的理性》一文时运用了特纳在《仪式过程》（Ritual Process）中的观点，修改的版本后来被收入《法国近代早期的社会与文化》（Societ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1975）一书。同时，特纳在阅读了戴维斯的文章后邀请她参加一个人类学家的研讨会，会议主题是关于颠倒的仪式和颠倒世界的形式，戴维斯在会上提交了《女性支配》（Women on Top）一文。[11]在这些人类学著作中，戴维斯寻找可以用以理解近代早期欧洲社会的路径。戴维斯指出：
现在我可以在我过去所考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团体中加入年龄范畴，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团体。我写作天主教和新教关于埋葬和追忆逝者的形式，作为家庭代际沟通的不同方式。现在我可以思考行为的象征和仪式之形式的社会和认知意义，而过去我仅仅以团体的一致性来进行解释。我写作天主教和新教的节日、游行和建筑，作为描述城市空间、赋予年度节奏以及体验圣人存在的不同方式。现在我可以比早期研究里昂印刷工人时更敏锐地考察文盲，更认真地对待口头文化的技术和作用，如谚语和记忆方式。我开始质疑我早先简单的进步观，将天主教和新教的道路视为运动的不同方式，而不只是旧的和新的，传统的和革新的。无疑，我开始将16、17世纪视为产生阶段而非“现代性”。[12]
戴维斯提到，她的人类学研究开始于多伦多大学期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期间开花结果。1975年，戴维斯出版了《法国近代早期的社会与文化》一书，书中收录了戴维斯于20世纪60和70年代写的八篇论文，内容包括：里昂的罢工、济贫、妇女、青年团体和大众仪式、宗教改革中的暴力仪式、印刷业和社会转型以及大众谚语等。这本书是戴维斯早期历史学研究的总结，同时也体现了她早期的历史人类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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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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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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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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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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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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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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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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