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达恩顿与格尔兹式历史人类学的研究

2023-08-1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格尔兹式历史人类学的核心就是：将文化视为文本，并用“深描”的方式解释其中的象征意义。美国新文化史家罗伯特·达恩顿的《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就是格尔兹式历史人类学一个很好的例子。罗伯特·达恩顿和格尔兹曾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两人曾连续几年共同合作开设了历史学与人类学跨学科研究的讨论班课程。[37]但夏蒂埃反对达恩顿对“象征”的格尔兹式理解以及将文化定义为“象征世界”。

格尔兹式历史人类学的核心就是：将文化视为文本，并用“深描”的方式解释其中的象征意义。美国新文化史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就是格尔兹式历史人类学一个很好的例子。

罗伯特·达恩顿和格尔兹曾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两人曾连续几年共同合作开设了历史学与人类学跨学科研究的讨论班课程。1984年，罗伯特·达恩顿出版的《屠猫记》（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一书即源自这门课程的部分讲义内容。达恩顿在《屠猫记》中就借鉴了人类学的方法，“以人类学家研究异文化的同一方式处理我们自己的文明”，并称之为带有民族志特点的历史学。^[29]达恩顿在书中力求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合流，探讨“人类学的史学”之可能性，人类学为历史学提供了一个通路（将一个表面上无法理解的仪式、文本或行为作为研究异文化的切入点）、一个过程（“一贯试着从在地人的观点看事情，试着了解当地人寄意所在，也试着寻求意义的社会面向”）以及一个作为象征世界的概念，在其中“象征是共享的”。^[30]达恩顿的研究是一种从“文本（text）到语境（context）”的研究，试图解释符号之间的隐喻关系（metaphorical relations）。^[31]而解释文本的方法就是格尔兹的“深描”方法，达恩顿在《屠猫记》里的《工人暴动：圣塞佛伦街的屠猫记》一文正是从社会的、节日的和象征的三个层次阐释屠猫事件的意义。

《圣塞佛伦街的屠猫记》是根据18世纪巴黎的一位印刷工人尼古拉斯·孔塔半虚构的自传而写成的。孔塔的书中记述了一件发生在他们印刷所的屠猫事件，印刷所的两个学徒和一些职工对包括师母的爱猫“小灰”在内的猫进行了屠杀，他们“把奄奄一息的猫装进袋子，堆在庭院”，并对这些猫进行审判，举行临终仪式，甚至“在临时搭建的刑台上把它们绞死”，并引发了他们一阵“大笑”。在现代的读者看来，即使这一事件不令人反感，至少也没什么可笑的。达恩顿敏锐地察觉到，这一“阻隔我们和工业化之前的欧洲工人之间的距离”正是“从事一项探究工作的起点”，因为“人类学家已经发现最不透光的地方似乎就是穿透异文化最理想的入口处”。^[32]

在这里，达恩顿运用了格尔兹的“深描”方法，从社会的、节日的和象征的三个层次阐释屠猫事件的意义。首先，这一事件反映了工人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早期的制造业处于一种充满诗情画意的阶段，工坊是家庭的延伸，在那里“师父和职工有劳同担，同桌共食，有时候甚至睡在同一个屋顶下”。^[33]然而，到了17世纪下半叶，随着大型印刷厂淘汰了大多数的小印刷铺，职工的处境不断恶化。在孔塔的记述中，他们的学徒生涯苦不堪言，甚至还不如猫：“他们睡在一个又脏又冷的房间，天还没亮就起床，整天跑腿，还得忍受职工的侮辱和师父的虐待，只有靠厨余果腹。”更糟糕的是他们还得忍受猫成群结队地在他们卧室屋顶彻夜叫春。^[34]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达恩顿还以同一时期瑞士的纳沙泰尔印刷公司的文件作为例证，纳沙泰尔印刷公司向各地的劳工介绍所“订购”符合他们要求的印刷工人。因此，达恩顿认为，这两个学徒想要通过屠猫这一事件恢复神话的过去，回到欧洲印刷术刚发明时的黄金时代。

然而，达恩顿并没有停留在这一层次的分析上，他通过对节日和象征的分析，继续对屠猫事件进行“深描”。近代早期的仪式中最重要的是狂欢节，其主要的特色是戏谑和暴食滥饮。而印刷业也有着自己独特的各种行业仪式，如每年两次“以游行和聚会纪念他们的守护神传道者圣约翰”（12月27日圣约翰的成圣纪念日和5月6日圣约翰的殉教纪念日），而到了18世纪，由于师父将工人排除在圣约翰的节日庆祝之外，印刷工人协会在11月11日圣马丁节举行自己的餐会。根据孔塔的记述，印刷工人协会是一个小型的“共和国”，“根据自己的行为规范管理自己”，一旦有人违规，通常是交纳少量罚金作为处罚，罚金用来支付他们的聚餐费用。缴费和会餐是所有仪式的特色。此外，学徒生涯有着各种各样的仪式，孔塔记述了四个这样的仪式，其中最重要的是“系围裙”（学徒进入印刷铺举行的仪式）和成为正式会员的入会仪式。这些仪式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个缩小的“狂欢节”，包括对学徒的戏弄以及“胡天闹地直至深夜”的会餐。一个学徒只有完整经历这些人类学意义上的仪式，才能取得新的身份，成为一个“先生”。^[35]

继仪式之后，达恩顿分析了猫的象征意义，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猫象征着巫术。在近代早期，人们认为女巫能变形为猫，去参加巫魔会或四处下咒行恶。因此，在屠猫事件中，通过“猎猫”（cat hunt）来影射“猎巫”（witch hunt）；同时，猫在巫术中有时也是女巫的“精灵”（familiar），因此在这里师母的爱猫“小灰”就暗指女巫的精灵，强化了师母的女巫形象，因此也就将屠猫的矛头直指师母。第二，猫象征了性。在近代早期，猫通常是女性生殖和性欲的暗喻，在屠猫事件中则影射了师母与神父之间的奸情。达恩顿通过对猫的象征分析，深描了整个事件的象征意义：这些工人“利用这场屠杀进行一次猎杀女巫的行动”，这使得他们有借口杀死师父的妻子的“精灵”，并且“指桑骂槐说她本人就是女巫”，最后他们“把大屠杀转化成闹新婚，借机吃她的豆腐，同时挖苦她的丈夫‘戴绿帽子’”。^[36]在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到狂欢节戏谑的成分。

达恩顿—夏蒂埃之争

《屠猫记》出版后，引起了史学界的关注，同时也遭到一些质疑和批评，这主要集中在象征的问题上，其中最主要的批评者是法国史学家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

夏蒂埃首先肯定了达恩顿对法国心态史的批评。达恩顿强烈反对以系列史和定量形式出现的心态史实践，他认为文本需要被阅读而不是计算，由于对计算的强调和“对社会交往中象征因素的低估”，法国历史学家在最终的分析中忽视了那些本质的东西。^[37]但夏蒂埃反对达恩顿对“象征”的格尔兹式理解以及将文化定义为“象征世界”。夏蒂埃举了1727年版的菲雷蒂埃（Furetière）词典中“象征”的解释来说明“本土人的观点”，例如18世纪时“狮子象征勇猛”等。夏蒂埃指出：

我们几乎不能假定象征符号与它所象征和呈现在我们眼中的事物之间关系的稳定性。变化源自很多方面：关于符号，任何特定的象征都能传达很多意义；关于环境，一个符号能不能被赋予象征功能，这依赖于它使用的环境；关于理解，一个群体或个人与其它群体或个人必然是完全不同的。声称象征“如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共享”似乎是危险的。相反，它们的意义是不稳定的、易变的、不明确的。^[38]

达恩顿对心态史的另一个批评是认为“心态的概念是混乱的、不清楚的和不精确的”，而人类学（尤其是格尔兹的人类学）能提供历史学家“一个文化的连贯概念”。夏蒂埃对于这种格尔兹式的文化概念是否适用于历史学表示怀疑：

《屠猫记》在严格的格尔兹的意义上使用文化的概念，如《文化的解释》中所表达的“从历史沿袭下来的体现于象征符号中的意义模式，由象征符号体系表达的传承概念体系，人们以此沟通、延存和发展他们对生活的知识和态度”。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一个历史学家能够合理地利用这样一种解释？同能够进入作用于古代社会的“象征体系”的文本相比，它意味着什么样的态度？它是否足以建立一种摆脱已死的心态史的不确定性的书写文化史的新方式？这本书促使我们尽可能明确地提出这些问题。^[39]

夏蒂埃对达恩顿最主要的批评在于其对“文本”的格尔兹式解读。夏蒂埃质疑了将格尔兹的“深描”方法应用于历史学研究的有效性。“将完成的行为或被述说的故事视为‘文本’是否合理？”夏蒂埃写道：

我们是否能够将文献（一个古老事件的仅有痕迹）和实践本身视为文本？在这里是不是存在混淆书写表达的逻辑和形成“实践感”所产生的逻辑这两种逻辑类型的危险？对像“文本”或“阅读”这样的术语进行隐喻性的使用通常是有风险的，当我们通过人类学调查获得的仅仅是书写的文本时，情况更是如此。它不仅去除了赋予故事或仪式与字面意义一样多意义（或甚至更多）的言说或行为方式，而且最重要的是，一个有着自身地位的真实文本介于观察者和假定的口头或节日的“文本”之间。在这个意义上，屠猫事件并不是斗鸡游戏：在叙述和解释中，历史学家所依赖的是一个已经由此构成的报告和一个已经存在的文本，这些文本都有着它自己特殊的目的。文本展现了事件，但它也将事件建构为书写行为结果。^[40]

夏蒂埃在文章的最后总结道，任何“想要破解文本中的象征体系”的学者必须做到如下三点：

第一，将文本作为一个文本，试图确定其意图、策略以及由其话语所产生的效果；第二，避免假设它在词汇选择上存在着一个稳定的、完全的价值，但要考虑它所使用的术语的语义赋予和剥夺；最后，在它们由最初的创造所聚集和产生的特殊方式的基础上，说明文本中的行为和仪式的情景，而不是在与西方民俗文化的宝藏中的系统化形式的细微相似性的基础上对它们进行分类。^[41]

达恩顿在《历史中的象征因素》一文中，对夏蒂埃的批评做出了回应。值得注意的是，达恩顿在文中的讨论离开了格尔兹的解释人类学，而借用了皮尔斯的符号学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42]

达恩顿反对夏蒂埃将象征理解为表象关系，他认为“象征传达多重意义，并且意义是由不同的人通过不同的方式构建的”，并引用人类学家迈克尔·赫兹菲尔德的话，“象征并不代表固定的相等性，而是代表语境中可理解的相似性”。^[43]因此达恩顿认为，“文化史家要拒绝狮子—勇猛的象征观念，将象征视为多义的、流动的和复杂的，这样才会有所收获”。^[44]达恩顿认为，文本作者“通过叙述的方式赋予他的故事以意义”，他的文本之所以能被理解，是“因为理解依赖一种意义的共同体系，意义在社会中被共享”。^[45]对于“是否有过度诠释的危险”的质疑，达恩顿认为：

对于它们的多义性，仪式包含了内在的限制。它们运用固定的行为模式和一套已确定的意义。历史学家会发现，即使他不能确切地知道每个人如何使用它，也还是可以精确地分类和描绘它。^[46]

可见，尽管达恩顿和夏蒂埃两者在象征的复杂性上观点一致，但夏蒂埃认为象征是不明确的，象征意义也不是共享的，而达恩顿则认为尽管象征是多义的，但象征意义是共享的，在语境中是可以理解的。因此，达恩顿并没有很好地应对夏蒂埃的质疑。达恩顿可以准确理解“斐济＄499”的含义，因为他和在图书馆小间阅览室上贴这个小广告的学生处于同一社会语境之中，但他和叙述屠猫故事这个文本的作者孔塔并不处于同一社会语境之中，他们的象征意义是共享的吗？

罗伯特·达恩顿与格尔兹式历史人类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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