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

2023-08-1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克利福德·格尔兹在1990年的一篇名为《历史学和人类学》的文章中探讨了历史学和人类学结合的问题。在文章的一开始，格尔兹就指出了历史学和人类学由于传统上关注点的不同，而导致两个学科间的差异和争论。[23]尽管有着各种争论、疑虑和问题，但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结合是不可避免的趋势，西方学者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并出现了一批优秀的著作。

克利福德·格尔兹在1990年的一篇名为《历史学和人类学》的文章中探讨了历史学和人类学结合的问题。在文章的一开始，格尔兹就指出了历史学和人类学由于传统上关注点的不同，而导致两个学科间的差异和争论。例如历史学关注时间，而人类学关注空间：

有一些历史学家，他们的人类学知识结束于马林诺夫斯基或开始于列维-斯特劳斯，他们认为人类学家应呈现散落在人类世界遥远角落的稳定社会的静态画面，而不顾变化或对变化抱有敌意；一些人类学家，他们的历史观大致来自巴巴拉·图克曼（Barbara Tuchman），他们认为历史学家所做的就是讲述关于西方文明中一个或另一个插曲的劝告性故事。^[19]

再如，历史学关注“诸如资本主义的兴起、罗马的衰落”这类思想和行为的大事件，而人类学偏爱“诸如特瓦（Tewa）世界、阿洛人（Alor）这些有着明确边界的小群体”的微观研究。宏观和微观的差异“导致了历史学家指责人类学家的细微主义（nuancemanship），沉溺于模糊的、不重要的细节，人类学家则指责历史学家的图式主义（schematicism），远离直观性和复杂性”。^[20]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其他差异还包括诸如“高级（High）和低级（Low）、死者（Dead）和生者（Living）、书写（Written）和口述（Oral）、特殊（Particular）和一般（General）、描述（Description）和解释（Explanation）或者艺术（Art）和科学（Science）”之间的矛盾。^[21]

正是由于存在着这些学科间的差异，一些历史学家对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结合表现出极大的怀疑和忧虑。格尔兹写道：

历史学受到人类学对于世俗的、普通的、日常生活的强调的威胁，这使得它离开真正推动世界的力量——国王、思想家、意识形态、君主、阶级以及革命——而转向底层，着迷于大声喧闹、嫁妆、屠猫、斗鸡以及磨坊主的故事，这些仅仅推动读者，使他们转向相对主义。人们认为，对现存社会的研究导致了现在主义（presentism），将过去简单地视为我们年轻时的自己（“我们失去的世界”“公共人的衰落”），这如同将同时代的人错误地理解为祖先（荷马时期希腊的库拉交换、凡尔赛宫中的仪式性王权）。人类学家抱怨历史学家对书面材料的依赖使我们成为精英叙述和文学传统主义的牺牲品。历史学家抱怨人类学家对口述证据的依赖使我们成为虚构传统和记忆缺陷的牺牲品。历史学家被认为在“认识单个事物的战栗”中被一扫而空，人类学家则在体系构建的愉悦中被一扫而空，一方在表层事件的洪流中淹没了行动的个体，另一方则在集体存在的深层结构中完全消解了个体。^[22]

同时，格尔兹认为历史人类学通常所讲的“过去是另一个国度”这一说法是不可逆的，因为“另一个国度完全不是过去”，这表明了问题的复杂性。格尔兹认为“回顾”（历史学）和“旁观”（人类学）是不同的，因为作为“回顾”对象的“他者”（过去）对现在产生影响，而作为“旁观”对象的“他者”（另一个国度）并不对现在产生影响。格尔兹对此做了详细的阐释：

比如，我们和法兰克人之间以及我们和尼日利亚人之间的文化距离的相等，这绝非正确，尤其是当现在一个尼日利亚人居住在不远的地方。的确，甚至此处的“我们”（us）——寻求理解“他者”（the other）的“自我”（the self）——也绝不是一回事，我认为这解释了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对彼此工作的兴趣以及在追求兴趣时引起的疑虑。对那些回顾而非旁观的人来说，“我们”（we）意味着不同的事情，“他们”（they）也是如此，这是一个很难使人轻松的问题，而且日益如此。

主要的区别是，当“我们”（we）回顾时，“他者”（the other）在我们看来如同祖先。这某种程度上引导我们至现在的生活方式，尽管是变化不定的。但是当我们旁观时，情况并非如此。中国的官僚系统、实用主义或者科学可能使我们想起我们自己的情况，但是这的确是另外一个国度，某种程度上甚至荷马时的希腊也并非如此，通奸的神、个人的战争以及夸张的死亡，这些使我们想起我们的心智已经改变。对于历史学的想象，“我们”（we）是文化系谱中的一个结合点，“这儿”（here）是遗产。对于人类学的想象，“我们”是文化地名词典中的一个条目，“这儿”是家乡（home）。^[23]

尽管有着各种争论、疑虑和问题，但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结合是不可避免的趋势，西方学者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并出现了一批优秀的著作。格尔兹写道：

西方的历史学家更多地注意到非西方的历史，不仅包括埃及、中国、印度和日本，也包括刚果、易洛魁和马达加斯加，视之为自主的发展，而不仅仅是欧洲扩张中的插曲；人类学关注英国村庄、法国市场、俄国集体或美国中学，以及它们中的少数群体；研究印度、印尼或北非的作为权力象征的殖民地建筑的演变；分析加勒比海、喜马拉雅山脉、斯里兰卡或夏威夷群岛中人们历史感的建构。美国人类学家写作了斐济的战争史，英国历史学家写作了罗马皇帝仪式的民族志。《近代早期意大利的历史人类学》（由一位历史学家写作）或者《历史之岛》（由一位人类学家写作），《欧洲和没有历史的人民》（由一位人类学家写作）或者《原始的反叛》（由一位历史学家写作），这些著作看上去非常正常。^[24]

在文章中，格尔兹举了两个例子作为说明。第一个例子是“墨尔本学派”（Melbourne Group），这是“一个相对可定义的社会历史学家的小群体，他们有着人类学的观念和人类学的材料，他们发现自己越来越深入地被引入困扰那个学科的黑暗之中”。格尔兹在这里分析了这个学派的三本著作：里斯·艾萨克的《弗吉尼亚的变迁》（1982），“关于通向美国革命道路的殖民地文化兴衰的研究”；因加·克兰狄能（Inga Clendinnen）的《矛盾的征服》（Ambivalent Conquests，1987），“对于16世纪中期尤卡坦半岛中西班牙和印第安生活方式冲突的分析”；以及格雷格·德宁（Greg Dening）的《岛屿和海滩》（Islands and Beaches，1980），“描写了18世纪70年代在西方侵入的影响下马克萨斯群岛社会的毁灭”。格尔兹认为，尽管这三本著作研究的是三个不同的时空，但探讨了同一个问题，即“世界中存在之确定方式的失衡”。格尔兹最后指出：“这三本著作表明了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结合并非是将两个学术领域融合成一个新的事物，而是通过在一个特殊研究——文本策略——的界限中处理它们的关系，用彼此的术语重新定义它们。”^[25]

第二个例子，格尔兹称为“国家的象征构建”（Symbolic Construction of the State），“因为这是它的争论者所争论的内容，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即当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在面对对双方而言都是传统的主题时试图共同努力所产生的情况”。格尔兹提到了两本论文集：《权力的仪式》（Rites of Power，1985）和《王权的仪式：传统社会中的权力和仪式》（Rituals of Royalty：Power and Ceremonial in Traditional Societies，1987），在这里历史学和人类学有着共同关心的问题，即“权力中的意义之网”。^[26]

格尔兹通过这两个“有偏向性的且相当任意的”例子向我们展现了回顾性和旁观性的研究，并展示了历史人类学的承诺、遇到的困难和已经获得的成就。^[27]

在文章的最后，格尔兹认为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结合“既不会导向两个领域合并成一个新的第三种事物，也不会导向一个领域吞并另一个领域的情况”，因此要求历史学家不必过分担心在结合过程中丧失自我，他将历史学和人类学分别比喻为大象和野兔，当两者一起炖的时候，大象不必担心自己的味道会被掩盖。^[28]

20世纪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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