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化人类学的核心：文化作为文本，格尔兹的观点与实践

2023-08-1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美国文化人类学的核心是“文化”，但文化本质上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3]格尔兹将文化视为文本，他认为“观点、乐曲、公式、地图和图片均非可供观赏的理想之物，但却是可供解读的文本；仪式、宫殿、技术及社会组合物亦是如此”。[12]其次，格尔兹将斗鸡视作“文化的事实”。

美国文化人类学的核心是“文化”，但文化本质上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美国人类学家克莱德·克鲁克洪和阿尔弗雷德·克鲁伯曾整理了自爱德华·泰勒以降的各种关于文化的定义，他们共收集了可归为13个范畴的171种定义。克利福德·格尔兹认为必须把文化“变成一种界限明确的概念，有着确定的适用、明确的意义和特定的用法”。^[2]格尔兹的人类学正是建立在反思“文化”这一人类学核心概念的基础之上的。格尔兹的文化概念是指“从历史沿袭下来的体现于象征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由象征符号体系表达的传承概念体系，人们以此达到沟通、延存和发展他们对生活的知识和态度”。^[3]

格尔兹将文化视为文本，他认为“观点、乐曲、公式、地图和图片均非可供观赏的理想之物，但却是可供解读的文本；仪式、宫殿、技术及社会组合物亦是如此”。^[4]因此，人类学家的任务就是解读这些文本，并解释文本里“象征符号中的意义”。格尔兹写道：“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一种文本的集合体——这些文本自身也是集合体，而人类学家则努力从这些文本的当然拥有者的背后去解读它们。”^[5]而解读文本的方法就是格尔兹所提出的“深描”。“深描”（thick description）是格尔兹从英国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那儿借用的术语，指对意义的分层次的深入阐释，因此民族志不再是一种观察行为，而是一种解释行为。格尔兹将这种“深描”式的民族志归纳为四个特点：（1）阐释性的；（2）它所阐释的对象是社会话语流；（3）这种阐释在于努力从一去不复返的场合抢救对这种话语的“言说”，把它固定在阅读形式中；（4）它是微观的描述，“典型的人类学方法，是通过（极）其广泛地了解鸡毛蒜皮的小事，来着手进行这种广泛的阐释和比较抽象的分析”。^[6]

对格尔兹而言，文化作为文本之所以是可解读的，是因为文化是公共的，而其中的意义是共享的，他在《文化的解释》中有一段经常被引用的论述：

我所采纳的文化概念本质上属于符号学的文化概念，以下的论说文试图表明它的效用。我与马克斯·韦伯一样，认为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我把文化看作这些网，因而认为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探索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索意义的阐释性科学。^[7]

因而，对文化的解释工作“就是清理意义的结构，并确定这些意义结构的社会基础和含义”。^[8]

格尔兹反对将文化看作纯粹的符号系统，而必须要关注行为，因为“文化形态正是在行为之流中得到表达的……它们的意义来自它们在现行生活模式中扮演的角色，而不是来自它们互相之间的任何内在关系”。^[9]因而对格尔兹而言，文本根植于真实经验世界中的行为，而人类学解释就是对所发生之事的“阅读”。^[10]

格尔兹的《深层的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一文对人文学科尤其是历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格尔兹在文章中将巴厘岛的斗鸡作为一个文本看待，并用“深描”的方法对其进行多层次的阐释，揭示了斗鸡是“三种属性的结合”，即“直接的戏剧形态、隐喻的内涵和它的社会场景”。^[11]

首先，格尔兹揭示了雄鸡和男人之间的联系（“表面上在那里搏斗的只是公鸡，而实际上却是男人”）。（1）在日常生活中雄鸡是男人的象征，“巴厘男人与他们的雄鸡的深刻的心理认同是明白无误的”；（2）男人与雄鸡的关系不仅仅是隐喻的，“巴厘岛的男人，或者说大多数巴厘男人在他们的宠物身上花大量的时间，修饰它们，喂养它们，谈论它们，让它们相互试斗，或者就是以一种着迷般的赞美和梦幻似的自我专注的眼光凝视它们”；（3）雄鸡也是巴厘人“动物性的表达”，“巴厘人与他的雄鸡认同时，不仅把雄鸡与他理想化的自我联系在一起，甚而与其男性器官联系在一起，同时也与他最恐惧、最憎恶、既爱又恨的事物，即使之神魂颠倒的‘黑暗力量’联系在一起”。^[12]

其次，格尔兹将斗鸡视作“文化的事实”。“一次斗鸡就是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所称的一次‘有焦点的聚集’——一群人全神贯注于一个共同的活动流并且按照那个活动流相互关联起来。”^[13]在古典时代的巴厘，斗鸡是一个“社会事件”，“带一只公鸡参加一次重要的比赛对一个成年男人来说，是作为公民应尽的义务；经常在集日举行的斗鸡带来的税收是公共岁入的主要来源；对艺术的赞助是被规定的君王的责任；斗鸡场位于村庄的中心，与其他的巴厘人礼仪的古址——议会厅、最初的庙宇、市场、信号塔和榕树相邻。”^[14]

第三，斗鸡是一种赌博，分为中心赌博（正式的、大型的、集体性的、赌注相等）和周边赌博（非正式的、小型的、个体性的、赌注不等），这两种赌博系统尽管具有不同的形式，“实际上却并不相互矛盾，而是一个独立的更大体系的组成部分”。^[15]

第四，格尔兹引入边沁（Jeremy Bentham）关于“深层游戏”（deep game）的概念来分析斗鸡。浅层的斗鸡与“金钱赌博”相对应；而深层的斗鸡则是“地位赌博”，“是一种地位关系的戏剧化过程”。因此，正是由于“巴厘社会的地位等级移入到斗鸡这种形式中”才“使得巴厘人的斗鸡变得深刻”。^[16]

第五，斗鸡并不会导致人们地位实际上的变化。格尔兹写道：“斗鸡通过那些没有实际结果的、被降落到完全明了的层面上的行为和对象而表现普通的日常生活经历，从而使之能够被理解，由此它们的意义更加强烈地表达和更准确地被感知。”斗鸡“作为一个形象、一种虚构、一个模型和隐喻，是一个表达的工具。它的功能既不是减缓社会的激情，也不是增强它们，而是以羽毛、血、人群和金钱为媒介来展现它们”。^[17]

格尔兹最后总结道：斗鸡是“一种使各类日常生活经历得以聚集的事物”，而正是在斗鸡中“人们的内在关系的现实一次又一次被明白地感知”。^[18]格尔兹的“深描”及其在斗鸡分析中的运用对20世纪后期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美国文化人类学的核心：文化作为文本，格尔兹的观点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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