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问题不是出在孩子身上,是我的问题:不该做的我全做了,让学生没有了自己的时间和空间。这时我才决定要做一个“狠心”的老师,做一个“懒”老师。想“懒”就得“放”:放手、放心。把问题摆在学生面前,引导学生出主意、想办法,这样才能发扬民主,增强学生的参与意识,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学校每次举行展演活动,都是学生自发组织和排练。我很开心,因为我用自己的“懒”,换来了学生心甘情愿的“勤”。......
2023-10-18
时间和空间是勒高夫一个重要的研究维度,勒高夫认为,“为了我们能更好地理解体系的运作和功能,研究它的地理变量和时序发展是有益的”。[47]时空维度是勒高夫的历史人类学、心态史和想象史研究的一个交汇点,勒高夫这样概述中世纪时人们的时空观念:
在《西方中世纪文明》(Civilisation de l'Occident médiéval,1964)一书中,我用连锁的但因果上不同的时空结构(即详述空间和时间事实的物质和心态实体)来描述中世纪的世界观。对中世纪时的人而言,空间由森林、田野、园地、庄园和城市构成——地理和想象的实体。在这些空间中,人们劳作和确立社会实践,这些空间也是强大的象征、恐惧和欲望的客体以及梦和传说的主体。中世纪同样也有各种时间:礼拜的时间、敲钟的时间、乡间劳作的时间、城市工作场所的时间、学年、宗教日历。每一时间都与各种形象和神话相联系。历史也有自身的时间尺度:地上之城的纪元(遵循代际);国王和主教的统绪;异教帝国和基督教君主的世系(有些是历史,有些是传说)。有时这些时序并不是连续的;存在着无法轻易克服的断裂和沉寂。机械钟表提供了一种相对易于度量时间的方式,显然很客观,但即使这也有利于想象,不可避免地与末世的时间、世界的终结、末日审判,甚至与时间自身的终结(永生)相混淆。[48]
勒高夫对于时间的研究最著名的是《中世纪的商人时间和教会时间》一文,他在文中指出,处于12至15世纪的西方人“拥有足够的文化和心态工具来思考职业问题及其社会、道德和宗教影响”。[49]勒高夫试图分析,在12世纪西欧激烈的社会变迁中,“心态结构的震荡如何在思想的传统形式里造成裂痕,以及相连于新的经济和社会条件的精神需求,如何通过这些裂缝引起诸多的回响”。[50]其中,最主要的是时间观念的变化,基督教时间观的传统框架动摇了。中世纪早期的时间是神学时间,这种时间观是不具历史性的,而到了12世纪情况发生了变化,“文明史仅仅是一系列的转移”(例如文明从东方到西方,知识从雅典到罗马再到巴黎),这样时间观不仅具有了历史性,而且与空间观结合起来。[51]12世纪时间观的另一个变化是商人时间的出现及其与教会时间的冲突。中世纪的时间是教会的时间,“按宗教仪式而进行,由敲钟来宣布”,“由不准确且因季节而变化的日冕来测量,有时又靠粗制的滴漏来度量”。商人的活动在开始时也顺应这种教会的时间,但是随着商业的发展,商人需要对时间做更为精确的度量,教会的时间被“商人及工匠因世俗的需要而更准确度量的时钟时间”所取代。[52]商人对时间价值的发现伴随着他们对空间的探索,因为商人不仅利用时间赚钱(高利贷、囤积居奇),也利用空间赚钱(利用不同地区物品价格的差异)。中世纪时空观的变化也体现在文艺复兴的绘画技艺上。过去,空间布局是根据社会和宗教的等级来的,时间不同的场景被置于一个画面上;而现在,透视法“体现了一种空间的实践知识”,而画面体现的是时间的一个瞬间。[53]可见,在12世纪之后商人同时征服了时间和空间。
勒高夫对时间和空间研究的另一个例子是炼狱。炼狱是“一个空间和时间的实体”,它的诞生改变了中世纪的时间和空间观念,进而又对基督教神学理论产生影响。在空间方面,关于来世的两分结构(天堂和地狱)为三分结构(天堂、地狱和炼狱)所取代。在时间方面,教会将炼狱的时间确定为:“每一灵魂必须在炼狱中度过或长或短的时间,这取决于其所需赎之罪的程度以及生者通过代祷帮助死者的热情。如同尘世的生活,一个关于时间的两层结构得以确立。从社会角度而言,炼狱将一直持续到世界末日,但从个人角度而言,它从死亡持续到赎罪完成,如同尘世生活从出生持续到死亡。这个时间是可以度量、分割的,对每个人而言是不同的。”[54]这对中世纪的社会和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尘世兴趣的增长。13世纪时,由于异端的挑战和商人时间的出现,教会对世俗时间的控制力下降,但教会获得了对炼狱时间的控制(其中最重要的是控制了可缩短炼狱时间的宗教仪式),甚至是对炼狱的控制(炼狱中的灵魂处于上帝和教会的共同管辖下)。[55]炼狱对共同体和个人也产生了影响,它强调了死时个人的责任和死后集体的责任。对共同体而言,共同体的代祷职责不仅是早期为死者祈祷职责的扩展,而且加强了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对个人而言,他强调了个人的职责,每个人在炼狱时间的长短取决于“个人的优点和缺点、美德和恶性、悔罪和再犯、告解和疏忽”。[56]
在《圣路易》一书中,勒高夫用了一个章节专门探讨“空间和时间中的圣路易”。对于圣路易与空间,勒高夫写道:“让我们努力从交混在一起的物质现实、意识、经历和想象中分辨出一些东西;这些东西超越‘旅途之人’的基督教概念,能让圣路易与空间发生关系,使他既作为个人也作为国王去思想和行动,这些东西包括他的住所、他的‘土地’、国王领地、他的王国和他所属的整个世界,其中包括基督教世界和基督教以外的世界。”[57]至于圣路易时代,计时非常粗略,而且“时间呈现多种面貌,性质各不相同”:
一种是日常的时间,也就是昼夜不规则地交替的时间,钟声按着规定的节奏敲响,直到午夜,试图把基督教秩序强加给人们;一种是周而复始的时间,历法规定了一年中应进行哪些礼拜活动,基督教徒们按照历法逐一纪念救世主的圣诞、复活、升天和圣灵降临,一直延续到等待降临节的到来;一种是人生中逐年直线前进的时间,这是以创世纪为开端的那条道路上一个短暂的段落,创世纪之后便是这种时间的第二个开端,那就是耶稣的道成肉身,然后,无法逃避地来到末日,经过最后审判的严格筛选,离开人世,走向永恒的天堂或是永恒的地狱;一种是末世论的等待和惧怕、期望和惊骇的时间,这种时间对于一个国王尤为可怕,因为他不但自己应该无愧于神的保护,而且还要设法让他的大多数臣民处于拯救状态;在一个没有统一的时间和计时方法的社会和时代里,时间是多种多样的;还有一种自然时间,在乡村里随着季节变化的田间劳作,在城镇中是市政当局或是商人在上下班时敲响的钟;此外还有在美好的季节里出征和长年累月征战的十字军时间、国王进行司法审判的时间、向上帝祈祷和致意的时间、进餐、闲暇以及与家人和亲朋聊天的时间、消息报到国王面前所需的长短不一的时间。[58]
可见,时间和空间维度在勒高夫的中世纪史研究中具有相当大的重要性,时间和空间观念既左右了中世纪时人的心态,也体现了他们的想象(如对于东方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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