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20世纪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

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20世纪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

【摘要】:在这篇文章中,勒高夫探讨了历史人类学的问题,即历史学和民族学的结合。法国学者习惯使用“民族学”一词,尽管勒高夫在《新史学》中认为“人类学正取代着民族学”,但他仍经常使用“民族学”。可见,勒高夫将历史人类学与年鉴学派的传统紧紧融合在了一起,这是法国历史人类学的一个显著特征。

雅克·勒高夫关注人类学历史学的影响,倡导历史人类学。1972年,勒高夫发表了《史学家和普通人》(L'historien et L'hom me Quotidien)一文,该文后来被收入《另一个中世纪》(Pour un autre MoyenÂge,1977)[28]中。在这篇文章中,勒高夫探讨了历史人类学的问题,即历史学和民族学的结合。法国学者习惯使用“民族学”一词,尽管勒高夫在《新史学》中认为“人类学正取代着民族学”,但他仍经常使用“民族学”。[29]

勒高夫认为,历史学和民族学在很长的时间内是相互融合的,它们之间的分离是19世纪中叶以后的事情,这主要是受到进化论的影响。进化论导致“对发达社会的研究与对所谓原始社会的研究之间的分离”,历史学不再包括“所有的社会”,而是限定于那些“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在两者在两个世纪的分离后又重新聚合在一起了。[30]

勒高夫认为民族学在两个方面影响了历史学:①民族学使得历史学摒弃事件史,转而关注由重复或预期事件(如宗教日历中的节日)或“与生物或家庭史相关的事件”(如出生、婚姻和死亡)构成的历史。②民族学使得历史学家“区分历史中的不同时段,尤其关注长时段的领域”。[31]

从勒高夫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法国的历史人类学更多的是基于年鉴学派的传统,这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对总体史的关注使得法国历史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社会学的借鉴,尤其是关于社会结构和互动的社会理论,因此这些历史学家关注家庭和亲属结构、性别和年龄等范畴以及阶级和共同体等。[32]

(2)法国历史人类学的一个关注点是魔法因素(magical factors)和克里斯玛(charismas)。勒高夫将克里斯玛分为三类:王朝的克里斯玛、职业的克里斯玛和个人的克里斯玛。马克·布洛赫在《国王的奇迹》一书中所研究的即属于第一类,而勒高夫在《圣路易》一书中研究的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属于从王朝克里斯玛转向个人克里斯玛的过渡人物。[33]

(3)由于对长时段的关注,这就自然而然地使法国的历史人类学导向了心态史的研究,因为心态是“历史发展中变化最少的”。[34]

(4)法国历史人类学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勒高夫认为日常生活包括技术、身体、居住、服饰和传统等方面。由于缺乏关于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文献资料,因此历史学家需要借助诸如考古学、肖像学和口述史等方法。[35]对于日常生活的关注可以说是年鉴学派的历史人类学的一个主要特征,这一特征不仅来自民族学,而且也来自马克·布洛赫和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年鉴学派传统。可见,勒高夫将历史人类学与年鉴学派的传统紧紧融合在了一起,这是法国历史人类学的一个显著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