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年鉴学派在西方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1]年鉴学派第三代历史学家也跻身于这场史学转型之中。[2]可见,年鉴学派的转型并不是对过去的彻底否定,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建立“新史学”——历史人类学。早在20世纪30年代,年鉴学派史学家就关注了人类学。1975年,勒高夫将自己的研究方向从“中世纪西方历史与社会”转变为“中世纪世界的历史人类学”。[5]年鉴学派的历史人类学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
2023-08-14
雅克·勒高夫关注人类学对历史学的影响,倡导历史人类学。1972年,勒高夫发表了《历史学家和普通人》(L'historien et L'hom me Quotidien)一文,该文后来被收入《另一个中世纪》(Pour un autre MoyenÂge,1977)[28]中。在这篇文章中,勒高夫探讨了历史人类学的问题,即历史学和民族学的结合。法国学者习惯使用“民族学”一词,尽管勒高夫在《新史学》中认为“人类学正取代着民族学”,但他仍经常使用“民族学”。[29]
勒高夫认为,历史学和民族学在很长的时间内是相互融合的,它们之间的分离是19世纪中叶以后的事情,这主要是受到进化论的影响。进化论导致“对发达社会的研究与对所谓原始社会的研究之间的分离”,历史学不再包括“所有的社会”,而是限定于那些“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在两者在两个世纪的分离后又重新聚合在一起了。[30]
勒高夫认为民族学在两个方面影响了历史学:①民族学使得历史学摒弃事件史,转而关注由重复或预期事件(如宗教日历中的节日)或“与生物或家庭史相关的事件”(如出生、婚姻和死亡)构成的历史。②民族学使得历史学家“区分历史中的不同时段,尤其关注长时段的领域”。[31]
从勒高夫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法国的历史人类学更多的是基于年鉴学派的传统,这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对总体史的关注使得法国历史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社会学的借鉴,尤其是关于社会结构和互动的社会理论,因此这些历史学家关注家庭和亲属结构、性别和年龄等范畴以及阶级和共同体等。[32]
(2)法国历史人类学的一个关注点是魔法因素(magical factors)和克里斯玛(charismas)。勒高夫将克里斯玛分为三类:王朝的克里斯玛、职业的克里斯玛和个人的克里斯玛。马克·布洛赫在《国王的奇迹》一书中所研究的即属于第一类,而勒高夫在《圣路易》一书中研究的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属于从王朝克里斯玛转向个人克里斯玛的过渡人物。[33]
(3)由于对长时段的关注,这就自然而然地使法国的历史人类学导向了心态史的研究,因为心态是“历史发展中变化最少的”。[34]
(4)法国历史人类学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勒高夫认为日常生活包括技术、身体、居住、服饰和传统等方面。由于缺乏关于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文献资料,因此历史学家需要借助诸如考古学、肖像学和口述史等方法。[35]对于日常生活的关注可以说是年鉴学派的历史人类学的一个主要特征,这一特征不仅来自民族学,而且也来自马克·布洛赫和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年鉴学派传统。可见,勒高夫将历史人类学与年鉴学派的传统紧紧融合在了一起,这是法国历史人类学的一个显著特征。
有关历史学与人类学:20世纪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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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4
克利福德·格尔兹在1990年的一篇名为《历史学和人类学》的文章中探讨了历史学和人类学结合的问题。在文章的一开始,格尔兹就指出了历史学和人类学由于传统上关注点的不同,而导致两个学科间的差异和争论。[23]尽管有着各种争论、疑虑和问题,但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结合是不可避免的趋势,西方学者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并出现了一批优秀的著作。......
2023-08-14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很早就关注着英国社会人类学对历史学的影响,他在1978年的一篇文章中如此评述:在英国,社会人类学是社会科学中至关重要的学科,至少是唯一一门能让一些历史学家抱有持续的兴趣并不断从中获益的学科。[8]霍布斯鲍姆曾表示,他对匪徒的研究受到了社会人类学的影响。1970年,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一文中,探讨了战后社会史的写作。......
2023-08-14
[45]有学者曾用游戏的比喻很好地解释了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游戏由游戏规则(结构)、参与者的行为和策略组成,因而一场特定比赛的结果要受到规则的限制,由个体来进行,并经由策略来实现。惯习在结构和实践之间起中介作用。......
2023-08-14
更有甚者,人类学专家把这样的生活规约到“客观”抽象的结构中,可是这些生活中人们却保持沉默。她指出,对象在西方思想中具有消极意义,因为他们无法进行言说、思考或理解。[37]另一方面,人类学家在分析他者的文化时所使用的都是西方的分类体系,例如科学、宗教、经济、政治、亲属制度、社会。......
2023-08-14
[62]沃尔夫进而关注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63]在《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中,沃尔夫也注意到了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他写道:人类学家将这些实际运用和意识形态合理化的特定结合称为“文化”,认为它们具有不随时间改变的内在一致性。[64]沃尔夫在1999年出版的《展望权力:统治与危机的意识形态》中进一步“扩展了对文化概念的批评并将其与对权力的分析联系起来”[65]。......
2023-08-14
1981年,娜塔莉·戴维斯在《过去的可能性》一文中总结了其早期的历史人类学实践,并对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上的反思。戴维斯认为人类学不仅提供给历史学新的研究路径,更重要的是扩大了可能性。[13]《过去的可能性》一文不仅是戴维斯对其前一阶段的历史人类学实践的总结,更预示着新的变化。......
2023-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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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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