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与人类学：20世纪西方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转变

2023-08-1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年鉴学派一直注重跨学科的研究，布罗代尔就重视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其中主要是经济学、社会学和地理学等，这种取向和总体史的目标是相一致的。[9]年鉴学派第三代历史学家将目光转向人类学，这使得年鉴学派在研究方法上出现了重要的转变。这种强调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历史观带有强烈的人类学的旨趣和研究方法，是历史人类学的主要特征。

年鉴学派一直注重跨学科的研究，布罗代尔就重视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其中主要是经济学、社会学和地理学等，这种取向和总体史的目标是相一致的。年鉴学派提倡总体史，历史学家不仅要研究政治军事史，还应该研究经济、思想、文化、宗教和人类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年鉴学派第一代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都为历史人类学的发展做出过贡献。例如，布洛赫的《封建社会》不是将焦点聚在封建主义的政治、教会和司法体制方面，而是“从人类学切入封建主义，把它当做是一个各种人际关系的复合体”。^[6]

年鉴学派第二代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第一卷《日常生活的结构》中就关注前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包括人口、食品、衣着、住房、交通、技术、货币、城市等。布罗代尔发现，旧制度下的人在观念方面“同我们当代人不相上下”，他们的思想和爱好“同我们十分接近”；可是一旦注意到“日常生活的各种细节”，我们就会发现两者之间的“可怕的距离”。布罗代尔告诫我们：“必须完全抛开我们周围的现实，才能妥善从事这次回到几世纪前去的旅行，才能重新找到长期使世界在某种稳定状态的那些规则。”^[7]在这里，布罗代尔的方法已经倾向于人类学的方法，不再将旧制度下的社会视为与当代社会同质的文化，而是将之视为一种与我们的社会不同的一种异文化。

年鉴学派第三代的史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末倡导与人类学紧密结合，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背景。一方面，当时由于现代文化（如超级市场、麦当劳和可口可乐文化）的冲击，人们力图挽救“正在迅速毁灭的法国传统社会形态的记忆”，因此当时的社会人类学家“不再向当代的异国社会发展，而是朝着我们自己社会的过去发展”。^[8]另一方面，年鉴学派第三代史学家为了应对结构人类学的挑战，放弃了布罗代尔的宏大经济空间，转而关注“社会文化史”，弗朗索瓦·多斯（François Dosse）指出“社会文化史只是披着人种学外衣的历史学”，同时民族学（人种学）的研究方法“排除了突发事件，只留下常态事务和人类反复出现的日常行为”。^[9]

年鉴学派第三代历史学家将目光转向人类学，这使得年鉴学派在研究方法上出现了重要的转变。正如雅克·勒高夫所指出的：“按早期年鉴学派的方式研究的经济、社会史在今天已不再是新史学的先锋领域了，而在《年鉴》杂志创办初期尚无足轻重的人类学都超越了经济学、社会学和地理学，成为新史学的优先的对话者。”^[10]

同时，历史人类学的出现也导致了研究重点的转移，其结果是扩大了研究主题的范围，使历史学家摆脱了传统政治史研究的桎梏。历史学家开始关心“最容易影响到家庭生活、物质生活条件以及基本信念这样一些制约人类的因素所发生的物质变化和心理变化”^[11]。历史学家不仅关注人的日常生活，研究人的饮食起居、姿态服饰、风俗习惯、技艺和文化，同时还强调关注边缘性的、地方性的、弱势的群体的声音，即自下而上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这种强调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历史观带有强烈的人类学的旨趣和研究方法，是历史人类学的主要特征。

历史学与人类学：20世纪西方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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