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很早就关注着英国社会人类学对历史学的影响,他在1978年的一篇文章中如此评述:在英国,社会人类学是社会科学中至关重要的学科,至少是唯一一门能让一些历史学家抱有持续的兴趣并不断从中获益的学科。[8]霍布斯鲍姆曾表示,他对匪徒的研究受到了社会人类学的影响。1970年,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一文中,探讨了战后社会史的写作。......
2023-08-14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年鉴学派在西方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总体史强调长时段的结构在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而忽视个人和事件。由于布罗代尔偏重长时段趋势,因此总体史注重分析而非叙述,注重环境而非个人,注重宏观结构而非微观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种“没有人和事件的历史学”日益受到批评和质疑,1979年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在《叙事史的复兴:对一种新的旧史学的反思》一文中宣告“叙事史的复兴”,并认为这“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对昔日的变化作出一种有条理的科学解释的努力的终结”。[1]
年鉴学派第三代历史学家也跻身于这场史学转型之中。在1988年第2期《年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史学和社会科学:转折阶段?》的编辑部文章,肯定了社会科学正经历着“普遍危机”,尽管这一危机已波及历史学,但不能说是年鉴学派发生了危机,只能说是一个“转折阶段”。[2]可见,年鉴学派的转型并不是对过去的彻底否定,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建立“新史学”——历史人类学。
早在20世纪30年代,年鉴学派史学家就关注了人类学。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和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的研究受到了人类学家对仪式和信仰体系研究的影响。费尔南·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与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有很大的相似性。历史学家尼克拉斯·罗杰斯(Nicholas Rogers)对年鉴学派的人类学倾向做了如下的概述:
因而年鉴学派以种种不同的方式,鼓励学者们开始讨论历史和人类学共有的主题。它尤其迫使历史学者去面对关于时间、地域和习惯的论题,去开拓关于过去更复杂的生态学和考古学,并且以新的感性去探究它的民族学。……事实上,当1970年代各门社会科学的团结被对于结构论的争议所破坏,而总体史(total history)的希望有些消退时,富有人类学色彩的历史在法国仍然受到欢迎。《年鉴:经济、社会与文明》由一开始便经常有人类学研究的书体。但是在1969与1976年间,这份学报上大约30%全部的论说文,都公开以人类学为取向,其中大半是专门讨论心理状态、民间传说、或食物和饮食习惯。1974年的特刊,专门讨论历史学和人类学,以传统社会中的互惠问题为其会合点。[3]
真正提出历史人类学的是年鉴学派第三代历史学家,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末倡导与人类学紧密结合,雅克·勒高夫、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1975年,勒高夫将自己的研究方向从“中世纪西方历史与社会”转变为“中世纪世界的历史人类学”。[4]《年鉴》杂志的一些专刊证实了年鉴学派对历史人类学的兴趣,例如1974年第6期的《倡导一种历史人类学》(Pour Une Histoire Anthropologique)的前言写道:“我们期待由它们(指历史学和人类学)概念领域的统一所产生的两者实际合作。即使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在他们的菜谱和餐桌礼仪方面仍有不同,但他们在同样的领域内追捕同样的猎物。”[5]年鉴学派的历史人类学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
有关历史学与人类学:20世纪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的文章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很早就关注着英国社会人类学对历史学的影响,他在1978年的一篇文章中如此评述:在英国,社会人类学是社会科学中至关重要的学科,至少是唯一一门能让一些历史学家抱有持续的兴趣并不断从中获益的学科。[8]霍布斯鲍姆曾表示,他对匪徒的研究受到了社会人类学的影响。1970年,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一文中,探讨了战后社会史的写作。......
2023-08-14
在这篇文章中,勒高夫探讨了历史人类学的问题,即历史学和民族学的结合。法国学者习惯使用“民族学”一词,尽管勒高夫在《新史学》中认为“人类学正取代着民族学”,但他仍经常使用“民族学”。可见,勒高夫将历史人类学与年鉴学派的传统紧紧融合在了一起,这是法国历史人类学的一个显著特征。......
2023-08-14
在第一种意涵中,“文化是社会生活的一个范畴,并与其他非文化的范畴完全不同”。现在这种“诸文化的连贯性与文化作为差异性整体的观点”受到了质疑,休厄尔将文化“视作不同的意涵世界,它们是相对矛盾、松散结合、易变与可渗透的”。[72]人类学关于文化概念的这种转变与历史人类学有着密切的联系。[78]这里我分别以美国人类学家谢里·奥特纳和历史学家杜赞奇为例来说明文化与历史人类学的关系。......
2023-08-14
建构的共同体也包括科学实验的共同体。波义耳大力宣传实验实作在自然哲学中的价值,而霍布斯否认实验纲领能产生波义耳所宣称的知识。正是在“强纲领”的指导下,他们反思科学知识的客观性,认为科学知识的生产具有社会性。科学知识社会学引发了学术界极大的争论。特别是,科学研究的产品,即所谓的自然律,必须始终被视为一种社会建构,其有效性依赖于专案之间的默契。......
2023-08-14
尽管马歇尔·萨林斯为历史人类学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模式,但学者们也注意到其模式中的缺陷。[16]为了弥补萨林斯理论中的缺陷,历史人类学从两个方面着手:其一,历史人类学关注“历史性”问题。[18]《时间中的文化》一书正是对这两个问题的反思。《时间中的文化》源于1986年1月13日至1月20日在摩洛哥的非斯城召开的学术讨论会。大贯惠美子认为,人类学的历史化必须考虑三个方面:历史过程、历史性和历史编纂。......
2023-08-14
英国社会人类学家爱德华·埃文思-普里查德早在1950年的一次讲演中就提出了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3]社会人类学与历史学的结合最主要的成就是在西方巫术史领域。人类学至少在两个方面影响了巫术史的研究。[10]1970年,在《社会人类学对英格兰巫术史研究的适用》一文中,基思·托马斯根据人类学对巫术的研究,分析了近代早期英格兰巫术信仰和巫术指控的一些基本特征。......
2023-08-14
[36]可见,萨林斯的历史人类学正是建立在布尔迪厄实践论的基础之上的。夏威夷的社会体系就是一种述行的结构,“将偶然性事件包含于公认结构之中,并在历史行动中理解神话的关系”。[39]正是通过这种实践论,萨林斯将事件和结构联系起来,将历史引入结构之中,消融了“共时性/历时性”“结构/历史”之间的鸿沟,建立“一种结构的、历史的人类学”。另一方面,萨林斯的历史人类学也受到了格尔兹的“深描”方法的影响。......
2023-08-14
克利福德·格尔兹在1990年的一篇名为《历史学和人类学》的文章中探讨了历史学和人类学结合的问题。在文章的一开始,格尔兹就指出了历史学和人类学由于传统上关注点的不同,而导致两个学科间的差异和争论。[23]尽管有着各种争论、疑虑和问题,但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结合是不可避免的趋势,西方学者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并出现了一批优秀的著作。......
2023-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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