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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鉴学派与历史人类学: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年鉴学派在西方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1]年鉴学派第三代历史学家也跻身于这场史学转型之中。[2]可见,年鉴学派的转型并不是对过去的彻底否定,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建立“新史学”——历史人类学。早在20世纪30年代,年鉴学派史学家就关注了人类学。1975年,勒高夫将自己的研究方向从“中世纪西方历史与社会”转变为“中世纪世界的历史人类学”。[5]年鉴学派的历史人类学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年鉴学派在西方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总体史强调长时段的结构在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而忽视个人和事件。由于布罗代尔偏重长时段趋势,因此总体史注重分析而非叙述,注重环境而非个人,注重宏观结构而非微观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种“没有人和事件的历史学”日益受到批评和质疑,1979年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在《叙事史的复兴:对一种新的旧史学的反思》一文中宣告“叙事史的复兴”,并认为这“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对昔日的变化作出一种有条理的科学解释的努力的终结”。[1]

年鉴学派第三代历史学家也跻身于这场史学转型之中。在1988年第2期《年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史学和社会科学:转折阶段?》的编辑部文章,肯定了社会科学正经历着“普遍危机”,尽管这一危机已波及历史学,但不能说是年鉴学派发生了危机,只能说是一个“转折阶段”。[2]可见,年鉴学派的转型并不是对过去的彻底否定,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建立“新史学”——历史人类学

早在20世纪30年代,年鉴学派史学家就关注了人类学。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和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的研究受到了人类学家对仪式和信仰体系研究的影响。费尔南·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与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有很大的相似性。历史学家尼克拉斯·罗杰斯(Nicholas Rogers)对年鉴学派的人类学倾向做了如下的概述:

因而年鉴学派以种种不同的方式,鼓励学者们开始讨论历史和人类学共有的主题。它尤其迫使历史学者去面对关于时间、地域和习惯的论题,去开拓关于过去更复杂的生态学考古学,并且以新的感性去探究它的民族学。……事实上,当1970年代各门社会科学的团结被对于结构论的争议所破坏,而总体史(total history)的希望有些消退时,富有人类学色彩的历史在法国仍然受到欢迎。《年鉴:经济、社会与文明》由一开始便经常有人类学研究的书体。但是在1969与1976年间,这份学报上大约30%全部的论说文,都公开以人类学为取向,其中大半是专门讨论心理状态、民间传说、或食物和饮食习惯。1974年的特刊,专门讨论历史学和人类学,以传统社会中的互惠问题为其会合点。[3]

真正提出历史人类学的是年鉴学派第三代历史学家,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末倡导与人类学紧密结合,雅克·勒高夫、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1975年,勒高夫将自己的研究方向从“中世纪西方历史与社会”转变为“中世纪世界的历史人类学”。[4]《年鉴》杂志的一些专刊证实了年鉴学派对历史人类学的兴趣,例如1974年第6期的《倡导一种历史人类学》(Pour Une Histoire Anthropologique)的前言写道:“我们期待由它们(指历史学和人类学)概念领域的统一所产生的两者实际合作。即使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在他们的菜谱和餐桌礼仪方面仍有不同,但他们在同样的领域内追捕同样的猎物。”[5]年鉴学派的历史人类学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