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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史学对巫术研究的两个影响

【摘要】:第二种类型,是把研究工作的注意力放到通过对行动者、客体和符号的微观考察所发现的文化形式、图像和话语上面,试图首先揭示社会事实的文化意义,代表人物是卡洛·金斯伯格。微观史学至少在两个方面影响了巫术史的研究。一方面,微观史学重视对法庭记录的研究。另一方面,微观史学借助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尤其是格尔兹的解释人类学及其“深描”的方法。

微观史学的研究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的意大利,以卡洛·金斯伯格和乔万尼·列维等人为代表,他们最早使用“微观史学”(microhistoria)一词,来界定这种“在本质上以缩小观察规模、进行微观分析和细致研究文献资料为基础”的研究方法。[38]微观史学试图建立一种微观化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因此大量借鉴人类学尤其是克利福德·格尔兹的理论和研究。[39]莫里奇奥·格里包迪(Maurizio Gribaudi)把微观史考察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对一个地方在一段较长时间内发生的事件和变化进行细致入微的考察。第二种类型,是把研究工作的注意力放到通过对行动者、客体和符号的微观考察所发现的文化形式、图像和话语上面,试图首先揭示社会事实的文化意义,代表人物是卡洛·金斯伯格。第三种类型,则集中分析“日常生活政治”中的社会实践和策略,例如乔瓦尼·列维。[40]

这里我以意大利微观史学的代表人物卡洛·金斯伯格的《夜间的战斗》(The Night Battles:Witchcraft and Agrarian Cults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为例。

微观史学至少在两个方面影响了巫术史的研究。一方面,微观史学重视对法庭记录的研究。早期的巫术史研究者依赖的材料通常是猎巫者的宣传册、猎巫手册以及神职人员反对巫术的布道辞等。这些材料往往充斥着谣言和传闻,作者通常通过夸大其词来使读者相信巫术是对这个世界最大的威胁。20世纪二三十年代,塞西尔·尤恩(C.L'Estrange Ewen)首先根据审判记录(起诉书、证词、口供等)进行巫术史研究。[41]法庭的审讯材料比起猎巫者的宣传册、猎巫手册等传统史料有着明显的优势,因为审讯材料更客观地记录了巫术审判的一些情况,例如审判的地点、受审者的情况、案件的大致情况、审讯记录、审判的裁决、没收财产的清单等。尽管尤恩收集了大量的材料,并对近代早期英格兰的巫术审判进行了宏观的概述,但他并没有对个案进行微观的研究。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微观史学的兴起,巫术史研究出现了新的研究转向,研究者通过档案材料对近代早期的巫术进行微观的个案研究。

另一方面,微观史学借助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尤其是格尔兹的解释人类学及其“深描”的方法。微观史学的研究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有很大的相似性,微观史家“通过历史资料的重新挖掘和整理,运用大量细节的描述、深入的分析重建一个微观的个人、家族或是社区”。[42]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基思·托马斯所借用的是英国的社会人类学。这一差别也导致了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基思·托马斯的著作中尽管也举了各种例子,但很少对这些例子进行深入的、个案的分析,而只是作为宏观分析的例证。

卡洛·金斯伯格将微观史学运用于意大利近代早期异端和巫术史的研究,他指出“历史学家试图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旧的主题(如政治权力)和旧的证据(如审判记录)”,因此“传统上被视为无意义的、不相关的或至多是不重要的奇闻异事的行为和信仰(如魔法和迷信)被作为有意义的人类经验加以分析”。[43]在《夜间的战斗》一书中,金斯伯格利用丰富的档案资料(主要是宗教法庭的审判记录)研究了近代早期意大利北部的巫术信仰。

《夜间的战斗》向我们展现了16、17世纪意大利北部弗留利(Friuli)地区存在的“本南丹蒂”(Benandanti,意为“漫游者”)信仰。“本南丹蒂”是那些出生时仍保有胎膜的人,当地村民认为“本南丹蒂”具有超能力、能够联系冥界,并能够识别巫师。他们在四季大斋日的夜里,率领一群人打击巫师,如果获胜,今年的庄稼就会丰收,否则收成就差。他们在这天夜里骑着公猪、猫或别的动物去参加秘密集会。他们的灵魂隐形游走,躯壳留在床上。

最早的案例出现在1575年,两名本南丹蒂分别是奇维达尔城(Cividale)的保罗·加斯帕鲁托(Paolo Gasparutto)和巴蒂斯塔·莫杜克(Battista Moduco)。“本南丹蒂”信仰中的集会有点像巫魔会,但他们并不崇拜魔鬼,也不背弃基督教教义。教区总代理雅各布·马拉科(Jacopo Maracco)和调查官朱利奥·德阿西斯(Giulio d'Assisi)认为这只是个夸张的故事,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很快针对加斯帕鲁托的揭发所展开的审讯就停止了。在五年以后(1580年),审讯由另一名调查官蒙泰法尔科的费里切修士(Felice da Montefalco)主持,重新开庭。费里切修士根据自己的神学理念成功地把加斯帕鲁托的口供导入了他的思路:本南丹蒂和女巫的战斗正是巫魔会,而虚妄地宣称受到神灵保佑并在某个天使的引导下作战的本南丹蒂团也是凶暴的。[44]审讯结束后,两个本南丹蒂被释放了。宣判被搁置了一年多。1581年11月26日,调查官才传令莫杜克和加斯帕鲁托到奇维达尔的圣弗朗西斯科教堂去接受公开判决。在审判中,两人供词中所包含的异端邪说被详细地列了出来。两人都被赦免了革除教籍这种惩处异端的相当严厉的惩罚,只分别被判了六个月监禁。另外,他们要在年中指定的日子里按照处罚诵读主祷文,递交悔过书,其中包括四旬斋,以便获得上帝对他们曾在这些日子里犯下罪行的谅解。不久,连这种处罚也被赦免了,条件是两个本南丹蒂必须在城里待满两周时间。就在同一天,判决宣布之后,他们“当着所有在场人的面”庄严发誓弃绝原先的谬见歧途。[45]

显然,本南丹蒂所描述的聚会与传统中穷凶极恶的巫魔会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前者没有对魔鬼(实际上没有丝毫证据能证明其存在)效忠宣誓,没有发誓背弃对上帝的信仰,没有践踏十字架,也没有玷污圣礼,而这些都是后者的明确特征”。[46]然而,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本南丹蒂的信仰却向已经存在的模式——巫魔会——靠拢。最终,1649年一个名叫米凯莱·佐佩(Michele Soppe)的“本南丹蒂”在供词中供述了“巫魔会”的情节。[47]正是在这个时候,意大利弗留利地区逐步将“本南丹蒂”融入典型的“恶魔崇拜”之中,而米凯莱·佐佩是第一个承认魔鬼契约、像巫师一样在巫魔会上敬拜魔鬼的“本南丹蒂”;正是在这个案例中,“本南丹蒂”和巫师的界线消失了。对于宗教法庭而言,要么是“恶棍”,要么是巫师,本南丹蒂必须在两者中选一;对于普通人而言,所有人都认为米凯莱·佐佩是一个巫师;最终佐佩自己也承认与魔鬼有过誓约,弃绝基督和基督教信仰,还杀死了三个孩子。[48]

《夜间的战斗》尽管是一本微观史著作,但金斯伯格试图通过微观个案研究,以展现整体和宏观场景。金斯伯格通过弗留利地区关于“本南丹蒂”的微观案例,至少展现了两个宏观的问题。第一,金斯伯格试图表明近代早期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张力。民间信仰在官方的影响下被重新界定,并纳入精英文化(恶魔崇拜),而逐渐丧失了最初农业崇拜的因素。第二,金斯伯格将本南丹蒂信仰放在更大的范围内加以考察,他认为有关巫魔会的观念来自两个因素:精英文化(崇拜魔鬼的敌对派别)和大众文化(亡灵的游行),两者在中世纪晚期的阿尔卑斯山地区得到了融合,而且由于裁判官的介入而得以广泛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