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年鉴学派在西方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1]年鉴学派第三代历史学家也跻身于这场史学转型之中。[2]可见,年鉴学派的转型并不是对过去的彻底否定,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建立“新史学”——历史人类学。早在20世纪30年代,年鉴学派史学家就关注了人类学。1975年,勒高夫将自己的研究方向从“中世纪西方历史与社会”转变为“中世纪世界的历史人类学”。[5]年鉴学派的历史人类学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
2023-08-14
在德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有学者谈论历史人类学,但是“他们的建议几乎未被理解,而且最初也很少得到共鸣”。历史人类学真正的建立要到20世纪90年代,以《历史人类学》杂志的创刊为标志,“这本杂志把从事日常生活史研究,从事包括文化史在内的社会史研究以及从事历史文化研究的各方代表人物聚在一起”。[33]
德国的日常生活史(Alltagsgeschichte)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是反对史学的社会科学倾向的结果。[34]日常生活史的目标是“通过调查日常工作、居家和游戏的物质环境,以及通过进入工作场所、家庭和家户、街坊、学校中的大众经验的内在世界(简言之,所有这些背景通常被划归为文化领域),发展一种对于普通人生活的更为质性(qualitative)的理解”。[35]因此,日常生活史关注于“被贴标签为‘日常的普通人’的那些人的行动和苦难”,即:
详细描述居住和无家可归、穿着和赤裸、饮食习惯和饥饿、人的爱和恨,他们的争吵和合作、记忆、焦虑、对未来的希望。做日常生活史不能仅仅关注于教会和国家的统治者和伟人的行为和排场。日常历史分析的中心是那些在历史中大部分无名者的生活和生存。[36]
日常生活史受到20世纪60年代西德的新左派、布尔迪厄的“实践论”、爱德华·汤普森和其他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及英美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影响。[37]其中人类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边缘群体(他者)的关注和微观的视角。
有关历史学与人类学:20世纪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的文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年鉴学派在西方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1]年鉴学派第三代历史学家也跻身于这场史学转型之中。[2]可见,年鉴学派的转型并不是对过去的彻底否定,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建立“新史学”——历史人类学。早在20世纪30年代,年鉴学派史学家就关注了人类学。1975年,勒高夫将自己的研究方向从“中世纪西方历史与社会”转变为“中世纪世界的历史人类学”。[5]年鉴学派的历史人类学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
2023-08-14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很早就关注着英国社会人类学对历史学的影响,他在1978年的一篇文章中如此评述:在英国,社会人类学是社会科学中至关重要的学科,至少是唯一一门能让一些历史学家抱有持续的兴趣并不断从中获益的学科。[8]霍布斯鲍姆曾表示,他对匪徒的研究受到了社会人类学的影响。1970年,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一文中,探讨了战后社会史的写作。......
2023-08-14
在第一种意涵中,“文化是社会生活的一个范畴,并与其他非文化的范畴完全不同”。现在这种“诸文化的连贯性与文化作为差异性整体的观点”受到了质疑,休厄尔将文化“视作不同的意涵世界,它们是相对矛盾、松散结合、易变与可渗透的”。[72]人类学关于文化概念的这种转变与历史人类学有着密切的联系。[78]这里我分别以美国人类学家谢里·奥特纳和历史学家杜赞奇为例来说明文化与历史人类学的关系。......
2023-08-14
就广义的心态史而言,即注重人类心灵、思想与情感层面的研究取向,可以说它一直存在于西方的史学传统之中。芒德鲁认为,心态史是人对世界的各种看法的历史,包括心智的领域和情感的领域。到了年鉴学派第三代历史学家时,心态史成为一种研究风潮,它旨在“研究社会实践的非意识层面,以及某一时期或社会群体无意识的集体思想”。[19]年鉴学派所倡导的“心态史”与历史人类学有很大的关系。......
2023-08-14
尽管马歇尔·萨林斯为历史人类学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模式,但学者们也注意到其模式中的缺陷。[16]为了弥补萨林斯理论中的缺陷,历史人类学从两个方面着手:其一,历史人类学关注“历史性”问题。[18]《时间中的文化》一书正是对这两个问题的反思。《时间中的文化》源于1986年1月13日至1月20日在摩洛哥的非斯城召开的学术讨论会。大贯惠美子认为,人类学的历史化必须考虑三个方面:历史过程、历史性和历史编纂。......
2023-08-14
在这篇文章中,勒高夫探讨了历史人类学的问题,即历史学和民族学的结合。法国学者习惯使用“民族学”一词,尽管勒高夫在《新史学》中认为“人类学正取代着民族学”,但他仍经常使用“民族学”。可见,勒高夫将历史人类学与年鉴学派的传统紧紧融合在了一起,这是法国历史人类学的一个显著特征。......
2023-08-14
建构的共同体也包括科学实验的共同体。波义耳大力宣传实验实作在自然哲学中的价值,而霍布斯否认实验纲领能产生波义耳所宣称的知识。正是在“强纲领”的指导下,他们反思科学知识的客观性,认为科学知识的生产具有社会性。科学知识社会学引发了学术界极大的争论。特别是,科学研究的产品,即所谓的自然律,必须始终被视为一种社会建构,其有效性依赖于专案之间的默契。......
2023-08-14
英国社会人类学家爱德华·埃文思-普里查德早在1950年的一次讲演中就提出了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3]社会人类学与历史学的结合最主要的成就是在西方巫术史领域。人类学至少在两个方面影响了巫术史的研究。[10]1970年,在《社会人类学对英格兰巫术史研究的适用》一文中,基思·托马斯根据人类学对巫术的研究,分析了近代早期英格兰巫术信仰和巫术指控的一些基本特征。......
2023-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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