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年鉴学派在西方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1]年鉴学派第三代历史学家也跻身于这场史学转型之中。[2]可见，年鉴学派的转型并不是对过去的彻底否定，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建立“新史学”——历史人类学。早在20世纪30年代，年鉴学派史学家就关注了人类学。1975年，勒高夫将自己的研究方向从“中世纪西方历史与社会”转变为“中世纪世界的历史人类学”。[5]年鉴学派的历史人类学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
2023-08-14
家庭史的研究：历史人类学与社会史领域的重要影响
【摘要】：历史人类学对社会史产生影响的一个领域是家庭史的研究。由于资料的限制，家庭史的研究一直受到忽视。而这一侵犯，又导致人类学家将他们对亲属关系的专长带到“过去”，学术讨论会则使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齐聚一堂，研究家户过程。[28]显然，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结合为家庭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路径。[29]杰克·古迪认为历史学家对欧洲家庭史的研究都关注于西方家庭的现代性，因为西方家庭自16世纪以来有着明显的变化。
历史人类学对社会史产生影响的一个领域是家庭史的研究。由于资料的限制，家庭史的研究一直受到忽视。随着历史人类学的兴起，历史学家转而寻求社会人类学关于亲属研究的帮助，并出现了一批相关的研究成果。[27]西佛曼和格里福对此过程做了很好的描述：
在欧洲，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已经开始调查“过去”的家庭结构、户口组织和社会生活。拉斯来（Peter Laslett）早期的工作，将历史学家们引入亲属和家庭的领域——以往这通常是人类学家在研究当代社会时的专有领域。而这一侵犯，又导致人类学家将他们对亲属关系的专长带到“过去”，学术讨论会则使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齐聚一堂，研究家户过程。当人类学家开始毫不隐讳地从社会历史和“人民历史”中找构想和刺激时，进一步的跨领域成果随之产生。[28]
显然，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结合为家庭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路径。马丁内·塞加朗（Martine Segalen）认为，人类学为家庭史研究提供了思考家庭的新知识体系和理论，如果说历史展现了家庭的历时性维度，那人类学则展现了家庭的共时性维度，即家庭在各种其他文化中的独特性。[29]杰克·古迪（Jack Goody）认为历史学家对欧洲家庭史的研究都关注于西方家庭的现代性，因为西方家庭自16世纪以来有着明显的变化。古迪在《欧洲家庭和婚姻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the Family and Marriage in Europe）中采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研究视角，在时间维度上，他不像其他历史学家那样从现在回溯过去，而是探讨欧洲家庭是如何从过去发展而来的，这打破了传统和现代之间的二分法；在空间维度上，他将欧洲家庭与其他地区的家庭进行比较。古迪的这一研究视角显然得益于其人类学的研究。[30]
但是，学者们也意识到了两个学科的差异，例如人类学通过田野方法获得亲属结构的资料，研究家庭史的历史学家则只能通过历史记录进行研究，而“历史记录者是权威机构的工作人员，他们进行记录有着特殊的目的”。[31]尽管存在着一些问题和疑虑，但是历史学和人类学在家庭史领域的结合仍有可行性。安德雷斯·普拉坎斯（Andrejs Plakans）在《往昔的亲属关系》（Kinship in the Past）中通过分析家庭史研究的三个主要的资料来源——家系资料（genealogical）、居住资料（residential）和交互资料（interactional，指特殊社会活动的记录，如婚约、遗嘱或审判记录等）——说明历史文献与人类学家通过田野方法获得的资料有着相似性，同时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人类学家的任务都是利用这些零星的资料进行重构的，尽管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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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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