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娜塔莉·戴维斯在《过去的可能性》一文中总结了其早期的历史人类学实践，并对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上的反思。戴维斯认为人类学不仅提供给历史学新的研究路径，更重要的是扩大了可能性。[13]《过去的可能性》一文不仅是戴维斯对其前一阶段的历史人类学实践的总结，更预示着新的变化。......
2023-08-14
爱德华·汤普森：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
【摘要】：1976年，爱德华·汤普森在印度的一场讲演中表达了他对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看法。汤普森认为，在18和19世纪时“习惯”大致相当于“文化”，而文化是“一种具有意义、态度和价值的体系，以及能把它们包含在其中的象征性的形式”。[25]爱德华·汤普森的著作不仅影响了历史学家，也影响了人类学家，人类学家罗纳托·罗萨尔多就承认在写作《伊隆格戈人的猎头》时受到了汤普森的影响。
1976年，爱德华·汤普森（E.P.Thompson）在印度的一场讲演中表达了他对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看法。汤普森认为，对历史学家而言，人类学的影响“不在于模型建构，而是在于寻找新的问题，用新的方式看待老的问题，强调规范（或价值体系）和仪式，关注骚乱形式的表达功能，以及权威、控制和霸权的象征表达”。[18]汤普森对人类学的关注，主要源于他将马克思主义史学从经济史转向了社会史。汤普森认为应摆脱经济基础与文化的上层建筑之间绝对的对立，他写道：
人类学家（包括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坚持，在描述原始社会的经济时不考虑亲属体系（这些社会正是据此构成的）与亲属义务和互惠（这些为规范和需求所支持和加强）是不可能的。同样，在更为先进的社会中，同样的对立也是无效的。在不涉及权力和统治的关系、使用权或私有制的概念、生产方式的规范和需求的情况下，我们无法用“经济的”术语描述封建的或资本主义的社会。[19]
汤普森对18世纪英国社会史的研究就深受社会人类学的影响，关注于仪式和节日（如买卖妻子、大声喧哗）等，这一倾向体现在了《共有的习惯》（Customs in Com mon）一书中。《共有的习惯》是1991年出版的论文集，其中的论文大多写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汤普森认为，在18和19世纪时“习惯”大致相当于“文化”，而文化是“一种具有意义、态度和价值的体系，以及能把它们包含在其中的象征性的形式”。[20]但是，汤普森认为文化不仅仅处于“意义、态度和价值”的静态的人类学观念之中，而且“处在一种特别的社会关系的均势中，一种剥削和抵制剥削的工作环境和被家长制和服从的礼仪所隐蔽的权力关系中”。[21]因此，汤普森与传统人类学家不同，他不将文化视为一种认知体系，而是“协商的过程”，因此文化既是“接受的”也是“制造的”；在辩证过程中，“文化形塑政治、社会和经济，而这些也形塑了文化”，“他们的历史是结构和人的能动性相互作用的结果”。[22]这种观点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1963）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汤普森在开篇就指出：
这本书的书名长一点，但能够很好地表达本书的宗旨。我使用“形成”（making），因为这是一个在动态过程中进行的研究，其中既有主观的因素，又有客观的条件。工人阶级并不像太阳那样在预定的时间升起，它出现在它自身的形成中。[23]
尽管汤普森倡导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但是他认为在使用人类学方法时必须注意“历史语境”，他反对不加考察地将“来自一种完全不同社会的文化的范畴”运用于历史学研究中。他在批评艾伦·麦克法兰的《拉尔夫·乔塞林的家庭生活》一书时指出：“麦克法兰的人类学训练使他提出很多有意思的问题，通常这些问题为历史学家所忽略；然而，这并不使他具有回答这些问题的能力，除非把这些问题放在历史证据的更为规范的检验中。”[24]汤普森认为，这源于历史学和（社会）人类学的差异，“历史学是一门关于语境和过程的学科：每一个意义都是语境中的意义，当结构变迁时，旧的形式会表达新的功能或旧的功能会表现在新的形式中。”[25]
爱德华·汤普森的著作不仅影响了历史学家，也影响了人类学家，人类学家罗纳托·罗萨尔多就承认在写作《伊隆格戈人的猎头》时受到了汤普森的影响。[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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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权力：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理论和实践详细阅读
[62]沃尔夫进而关注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63]在《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中，沃尔夫也注意到了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他写道：人类学家将这些实际运用和意识形态合理化的特定结合称为“文化”，认为它们具有不随时间改变的内在一致性。[64]沃尔夫在1999年出版的《展望权力：统治与危机的意识形态》中进一步“扩展了对文化概念的批评并将其与对权力的分析联系起来”[65]。......
2023-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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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态史研究：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详细阅读
就广义的心态史而言，即注重人类心灵、思想与情感层面的研究取向，可以说它一直存在于西方的史学传统之中。芒德鲁认为，心态史是人对世界的各种看法的历史，包括心智的领域和情感的领域。到了年鉴学派第三代历史学家时，心态史成为一种研究风潮，它旨在“研究社会实践的非意识层面，以及某一时期或社会群体无意识的集体思想”。[19]年鉴学派所倡导的“心态史”与历史人类学有很大的关系。......
2023-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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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塔莉·戴维斯：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详细阅读
1978年，娜塔莉·戴维斯到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开始了其学术生涯的新阶段，这一阶段的历史人类学实践倾向于第二种范型。戴维斯在普林斯顿大学期间的历史人类学实践受到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和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的影响。[19]正是在劳伦斯·斯通的影响下，戴维斯不仅继续历史人类学的实践，同时也思考历史与文学之间的关系。......
2023-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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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20世纪西方历史人类学详细阅读
在这篇文章中，勒高夫探讨了历史人类学的问题，即历史学和民族学的结合。法国学者习惯使用“民族学”一词，尽管勒高夫在《新史学》中认为“人类学正取代着民族学”，但他仍经常使用“民族学”。可见，勒高夫将历史人类学与年鉴学派的传统紧紧融合在了一起，这是法国历史人类学的一个显著特征。......
2023-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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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萨林斯的历史人类学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分析夏威夷群岛的殖民遭遇以及由此引发的结构转型。[26]1819年的事件是根本性的，因为它们彻底颠覆了夏威夷的政治传统，完成了一次结构的转型。[27]1819年的事件只是夏威夷结构转型的开始。在这里，仍是一个倒置的形式：原本是外来的国王，现在却以夏威夷土著的面貌出现。[29]在殖民遭遇的过程中，夏威夷的结构转型得以完成，建立了新的秩序。......
2023-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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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与人类学：20世纪西方的理论与实践详细阅读
更有甚者，人类学专家把这样的生活规约到“客观”抽象的结构中，可是这些生活中人们却保持沉默。她指出，对象在西方思想中具有消极意义，因为他们无法进行言说、思考或理解。[37]另一方面，人类学家在分析他者的文化时所使用的都是西方的分类体系，例如科学、宗教、经济、政治、亲属制度、社会。......
2023-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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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年鉴学派在西方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1]年鉴学派第三代历史学家也跻身于这场史学转型之中。[2]可见，年鉴学派的转型并不是对过去的彻底否定，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建立“新史学”——历史人类学。早在20世纪30年代，年鉴学派史学家就关注了人类学。1975年，勒高夫将自己的研究方向从“中世纪西方历史与社会”转变为“中世纪世界的历史人类学”。[5]年鉴学派的历史人类学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
2023-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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