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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

【摘要】: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很早就关注着英国社会人类学对历史学的影响,他在1978年的一篇文章中如此评述:在英国,社会人类学是社会科学中至关重要的学科,至少是唯一一门能让一些历史学家抱有持续的兴趣并不断从中获益的学科。[8]霍布斯鲍姆曾表示,他对匪徒的研究受到了社会人类学的影响。1970年,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一文中,探讨了战后社会史的写作。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很早就关注着英国社会人类学历史学的影响,他在1978年的一篇文章中如此评述:

在英国,社会人类学是社会科学中至关重要的学科,至少是唯一一门能让一些历史学家(包括我自己)抱有持续的兴趣并不断从中获益的学科。不仅仅是埃文思-普里查德,而且是所有这类学者,马克斯·格拉克曼和他的团队,所有的社会人类学家,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指导或激励我们,尽管我认为很少有历史学家全盘接受社会人类学家的模式。的确,我们经常批评他们缺乏历史发展的视角。然而,一个社会及其相互作用(包括精神的相互作用)是一个有着巨大启发性的概念。[5]

早在1956年,霍布斯鲍姆受英国人类学家马克斯·格拉克曼的邀请在曼彻斯特大学做了三次讲座,参与讨论的有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讲座的内容后来以《原始叛乱者》(Primitive Rebels)为名于1959年出版。[6]《原始叛乱者》的主题是“社会骚乱的‘原始的’或‘古老的’形式:罗宾汉类型的匪徒、乡村的秘密会社、各种千禧年类型的农民革命运动、前工业时期城市‘暴徒’及其骚乱、工人宗教派别以及仪式在早期工人和革命组织中的运用”;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范围是“法国大革命后的西欧和南欧(尤其是意大利)”。[7]霍布斯鲍姆认为他在书中研究的社会运动既不属于古代中世纪的类型(诸如奴隶叛乱、农民起义、异端等),也不属于现代的类型(18世纪后期之后西欧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等),因为尽管这些社会运动出现在19、20世纪,但它们仍是“原始的”“前政治的”,“它们代表了革命组织的一种早期的、不完善的形式”,它们无法适应现代资本主义经济,通常也很难转化为现代社会运动。[8]

霍布斯鲍姆曾表示,他对匪徒的研究受到了社会人类学的影响。他认为,这类研究需要三个步骤:确定“病征”;构建一个模型;找出是否有独立的证据证实这些推测。霍布斯鲍姆认为其中最难的是第一个步骤:

因为它依赖于历史学家的先有知识(prior knowledge),关于社会的理论,有时是他的预感、直觉或自省,并且通常他自己并不清楚是如何做出这些最初选择的。至少我并不清楚,尽管我竭力想弄明白我所做的。例如,人们依据什么挑选诸多不同的社会现象,并将它们归入“原始叛乱”这一类别——你可能称之为前政治的政治:匪徒、城市骚乱、某些秘密会社、某些千禧年或其它派别等?我最初的确不知道。为什么我在众多其他我可能会注意到的事情中(其中一些我显然没有注意到)注意到农民运动中服饰的意义,服饰作为阶级斗争的一个象征,如同戴不同帽子的西西里岛人之间的敌意,或者如玻利维亚农民起义中攻占城市的印第安人强迫城市居民脱掉长裤换上农民的(即印第安的)装束?服饰作为叛乱自身的象征,当1830年的农业工人穿着节日服装向乡绅行进时,这显示他们并不是处于与劳动等同的普通的压迫状态,而是处于与节日和游戏等同的自由状态?我不知道,这种无知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使我不自觉地将我当代的假设引入模型中,或者是忽略某些重要的东西。[9]

霍布斯鲍姆在最后一章“社会运动的仪式”中认为,这些社会运动中存在着大量的仪式,这些仪式包括:入会仪式、定期集会的仪式、操作性的仪式(秘密的识别符号,如握手、口令、符号、暗号)以及象征。[10]霍布斯鲍姆认为这些仪式的存在同时也说明这些社会运动是“原始的”,它们在1789年至1848年大量出现,但随着这些社会运动转化为无产阶级革命与现代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仪式便消失了。[11]霍布斯鲍姆这种对仪式的关注显然是受到了社会人类学的影响。

1970年,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一文中,探讨了战后社会史的写作。英国过去的社会史主要研究社会运动、各种人类活动(礼仪、习俗、日常生活)和经济史。[12]而之后社会史转变为社会历史的写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社会科学的影响。霍布斯鲍姆认为,“社会史自1950年后受到其它社会科学的专业结构、它们的方法和技术以及它们的问题的塑造和激励”,同时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在研究社会历史问题时进行合作,例如,对千禧年现象的研究就集中了来自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学和宗教学的学者。[13]霍布斯鲍姆认为,社会学和人类学“提供我们特定的视野、由可以不同方式变换和组合的元素组成的可能结构的模式”,“也能提供我们有用的隐喻、概念或术语,或者为我们整理材料提供有用的帮助”。[14]当然,霍布斯鲍姆也注意到社会学和人类学在历史学应用中的问题,它们排斥历史,即社会的变迁,例如结构—功能主义尽管是有用的模型,它说明诸社会的共同点,但历史学关注它们的不同。[15]霍布斯鲍姆将20世纪50年代之后社会史关注的主题概括如下:

(1)人口统计学亲属关系

(2)城市研究

(3)阶级和社会群体

(4)人类学意义上的“心态史”、集体意识的历史或“文化史

(5)社会的转变(例如现代化或工业化)

(6)社会运动和社会抗议现象[16]

其中第四类的社会史显然受到人类学的影响,霍布斯鲍姆将法国历史学家乔治·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的《大恐慌》(Grande Peur)、爱德华·汤普森关于前工业时期英格兰“道德经济”的概念和他自己对于匪徒的研究归于这一类。[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