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在这三种方法中，基思·托马斯主要是运用社会人类学的功能主义来分析英格兰近代早期的大众信仰，这是基思·托马斯历史人类学研究的特色，同时这也成了他遭到质疑的一个主要方面。新一代的人类学从社会学转向语言学和哲学，关注“语言和象征决定人类理解和行为的方式”，他们的目标是“重建人类将概念秩序强加在外部世界的各种方式”。......
2023-08-14
20世纪西方历史人类学的方法与理论
【摘要】：[37]在这三种方法中，基思·托马斯主要是运用社会人类学的功能主义来分析英格兰近代早期的大众信仰，这是基思·托马斯历史人类学研究的特色，同时这也成了他遭到质疑的一个主要方面。新一代的人类学从社会学转向语言学和哲学，关注“语言和象征决定人类理解和行为的方式”，他们的目标是“重建人类将概念秩序强加在外部世界的各种方式”。
基思·托马斯认为研究大众信仰有三种方法：功利主义的、功能的和象征的，他将功能的方法描述为“将重要性放在该信仰有益于社会的结果上，而不管其内在的优点”。[34]根据功能主义的方法，大众信仰为生活中无法解释的事情提供了一种有意义的解释。托马斯认为，大众信仰只有放在焦虑、不幸和内疚之间的紧密关系的语境中才能得以解释，而魔法的衰落也正是由于个人经验和价值之间的这种联系的断裂。[35]最后，托马斯提到了“象征的”方法，例如“为了理解为什么盐被撒落是不吉利的，就必须首先知道盐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象征着什么”；他也提到了列维-斯特劳斯所倡导的结构人类学的方法，即必须将大众信仰作为一个广泛体系或者文化分类的语言体系的一部分来分析，例如“只有将‘盐’的概念置于这一体系中才能发现撒落盐的意义”。[36]但是，托马斯认为这种方法是有局限性的，“应用于文化上统一的原始民族时是成功的，但是在处理如16、17世纪的英国这样错综复杂的社会时，是否能取得进展则令人怀疑”。[37]
在这三种方法中，基思·托马斯主要是运用社会人类学的功能主义（尤其是埃文思-普里查德对阿赞德地区巫术的经典著作）来分析英格兰近代早期的大众信仰，这是基思·托马斯历史人类学研究的特色，同时这也成了他遭到质疑的一个主要方面。[38]托马斯认为，魔法的存在是因为“人类的热望和他控制环境的有限性之间的技术差距”，16、17世纪英格兰的魔法都是非常实际的：
如果当时的医生更便宜或更成功，人们不可能去找魔咒师。如果警力能够追踪被窃的财产，人们不会求助于术士。如果教会能够满足所有实际的需求，将不会有巫师。[39]
而魔法信仰的作用是用来“说明日常生活中本来无法解释的不幸……如果没有更为明显的解释，那么一切都可以归咎于某个恶毒邻居的影响。”[40]事实上，托马斯并没有意识到，其实魔法并不是为了解释不幸，而是为了解释不幸发生的偶然性。因此，技术的缺失并不足以说明魔法的兴盛。
布莱恩·哥本哈维（Brian P.Copenhaver）认为托马斯著作的最大的缺陷是过度依赖功能主义的解释，这一方面是由于他深受埃文思-普里查德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他对思想史研究方法的不信任。人类学家由于缺乏土著部落的历史资料，因此强调功能主义的解释；而对于托马斯来说，他有着大量的历史资料，而他也确实在书中大量使用了这些资料，因此他完全可以尝试其它的解释，例如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的研究方法。[41]乔纳森·巴里（Jonathan Barry）也指出，在《宗教与魔法的衰落》出版时，英国人类学已经将注意力从与非洲的比较转移到欧洲内部的比较，例如卡洛·金斯伯格重建了巫术的欧亚萨满教根源。[42]
在托马斯之后，历史人类学本身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新一代的人类学从社会学转向语言学和哲学，关注“语言和象征决定人类理解和行为的方式”，他们的目标是“重建人类将概念秩序强加在外部世界的各种方式”。[43]希尔德雷德·格尔兹（Hildred Geertz）认为，在概念化被研究者的经验的方式和概念化学者研究这些被研究者的经验的方式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因此，“魔法”仅仅是一个标签，当人们使用魔法时并不会“考虑无效的技术，或仅仅是平息焦虑的安慰剂”，而其他人则将魔法界定为“不敬的、异端的、恶魔的或欺骗性的”。因此，一种特殊的观念或态度是否被近代早期英格兰人定义为魔法，主要取决于“由谁界定”，而标签的说服力主要取决于“隐藏其后的权威的力量”。[44]格尔兹反对使用“魔法”和“宗教”这样的术语，因为“今天的科学家和神学家都是否定地和轻蔑地使用‘魔法’这个术语的”，将魔法实践贬斥为“非理性或毫无用处的”；托马斯沦为了语言的受害人，因为语言“反映了我们社会官方的偏见”。[45]事实上，托马斯也意识到了“巫术”有时是宗教派别斗争中的标签，托马斯在《社会人类学对英格兰巫术的历史研究的适用》中，将巫术定义为“使用（或假定使用）一些超自然方式有害于他人，这些方式通常被社会大众所谴责”，之后他又补充道：“一位新教徒成功祈求上帝摧毁英国教会的天主教敌人，在他的同道看来并不是巫术；而一位天主教徒做同样的事，可能会被新教徒视为巫术。”[46]但是遗憾的是，托马斯并没有深入研究标签背后的语境。
托马斯认为格尔兹的批评适合于跨文化研究，而他自己写作的是英国史，使用的是与近代早期人们相同的语言。对于“魔法”和“宗教”这两个概念，他引用埃文思-普里查德的话反驳道：“术语仅仅是标签，它有助于我们将同类的事实从不同或部分不同的事实中区分出来。如果标签没有帮助，我们可以丢弃它们。没有这些标签，事实并不会不同。”[47]可见，托马斯仍抱着功能主义的信条，对新的人类学发展没有足够的重视。爱德华·汤普森也认为，托马斯对文学理论（文本分析）不够重视。[48]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托马斯的著作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历史人类学的产物，受到那个时代人类学的影响，因此我们不能以此苛求他，必须承认《宗教与魔法的衰落》无论在巫术史还是历史人类学领域都是伟大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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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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