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人类学与历史人类学：20世纪西方理论与实践

英国社会人类学家爱德华·埃文思-普里查德早在1950年的一次讲演中就提出了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1]英国的一些历史学家正是受到埃文思-普里查德的影响，意识到历史学和人类学结合的可能性和巨大前景，转而在研究中引入社会人类学的方法，开始了历史人类学的研究。例如，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在《拉尔夫·乔塞林的家庭生活》（The Family Life of Ralph Josselin，1970）一书中，根据艾塞克斯郡厄尔斯科恩（Earls Colne）的教区牧师拉尔夫·乔塞林的日记从四个方面还原了他的生活：（1）政治、宗教和经济的世界；（2）生活周期（出生、童年、青春期、婚姻和死亡）；（3）社会的世界（家庭、亲属和邻居）；（4）精神世界。^[2]我们可以发现《拉尔夫·乔塞林的家庭生活》与法国历史学家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1975年出版的《蒙塔尤》之间的相似性。两者使用的都是文献资料（日记和宗教法庭的记录），并通过这些资料还原了当时的日常生活以及精神世界。又如，历史学家彼得·布朗（Peter Brown）的研究就受到玛丽·道格拉斯和维克多·特纳等英国人类学家理论的影响。布朗在《身体与社会》（The Body and Society，1988）一书中“运用英国社会人类学传统的洞见来解释‘神圣’（holy）在古代晚期社会是如何运作的”。^[3]

社会人类学与历史学的结合最主要的成就是在西方巫术史领域。人类学至少在两个方面影响了巫术史的研究。一方面，人类学拓展了历史学研究的视野，将魔法和巫术^[4]纳入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历史学家鲍勃·斯克里布纳（Bob Scribner）指出，历史学家通过运用人类学方法试图“理解更早社会的心态世界和思维模式，确认认知结构和假设，并将诸如巫术信仰、魔法、宗教行为、社会关系和政治行动等现象置于其中”。^[5]历史学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认为，很多历史学的研究受到了人类学的影响，如宗教史研究、交换的机制、社会性别体系等，其中最先得益于人类学的是被历史学家视为非理性和迷信的巫术。戴维斯认为在引入了人类学方法后，“可以将巫术迫害视为中央权力与地方民众以及村民之间的一系列政治的、社会的、心理的和性别的斗争。同时也可以鉴别包括医学和仪式在内的许多行为，而这些行为通常被社区标定为邪术。”^[6]

另一方面，人类学为巫术史研究提供了一种研究方法。英国人类学家杰弗里·帕林德（Geoffrey Parrinder）于1963年出版的《巫术：欧洲和非洲》（Witchcraft：European and African）一书，可以说是较早使用人类学方法研究欧洲近代早期巫术的著作。帕林德对欧洲巫术进行了很好的概述，并对巫术迫害发生的社会背景进行了分析，甚至提到了近代早期欧洲的性别对抗。作为一名人类学家，帕林德对欧洲和非洲进行了比较，这为人类学在巫术史中的应用开了先河。

在巫术史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最主要的代表是英国历史学家基思·托马斯（Keith Thomas）和英国历史学家、人类学家艾伦·麦克法兰。基思·托马斯的巫术史研究受到了埃文思-普里查德的影响。在一个政治史占历史学研究主流，几乎没有任何历史学家认真对待人类学的时期，基思·托马斯意识到历史学和人类学结合的可能性和巨大前景。托马斯敏锐地察觉到，他对于16、17世纪英格兰社会的研究，与人类学家对土著社会的研究之间有着相似之处，他认为：

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对于日常生活的专注是完全正常的，而且甚至处于核心地方，而不是偶然为之或位于边缘。这个发现正好出现在这么一个时候，我在那时意识到自己对人类经验的所有方面（而不是单纯的政治层面）都想弄个明白。我觉得在这里头指引着我的假设是，我们一开始时就应该认为我们对于过去的人们一无所知，不要仅仅因为在我们看起来他们是自然的、人道的和正常的，就将其实是我们自己的情感、信仰或反应加之于他们身上。^[7]

1963年，基思·托马斯发表了《历史学与人类学》一文。托马斯在文中指出，人类学对历史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人类学能够提供历史研究新的方法；其次，人类学有助于拓展历史研究的主题，例如英格兰家庭史、儿童教育史、个人关系史，以及社会对出生、青春期、死亡、病痛、自杀、酗酒和精神疾病等态度的研究。^[8]托马斯注意到了人类学研究对欧洲史研究的影响，尤其是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史的研究，因为“土著社会的村庄与18世纪欧洲村庄之间的相似特征”。^[9]

基思·托马斯在其巫术史研究中采用的方法是将英国的社会人类学引入巫术史研究中。基思·托马斯在《历史学和人类学》一文中就注意到人类学关于巫术的研究成果有助于英国的巫术史研究。托马斯受到英国人类学家埃文思-普里查德对阿赞德人巫术研究的影响，他指出巫术是一种社会黏合剂：“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的邻居可能使用魔法对我们产生身体伤害，那我们很可能尽量不去冒犯他们。”此外，他认为“巫术指控通常是针对那些被认为具有反社会特征的人，因此巫术信仰成为对不受欢迎行为的惩罚，有助于维持现有的价值体系”。根据这种对巫术指控的功能主义解释，托马斯进而认为，16、17世纪在英格兰大多数被指控犯有巫术罪的人“由于他们的孤立、贫穷或丑陋，而体现了有害于其所在社区的价值”。^[10]1970年，在《社会人类学对英格兰巫术史研究的适用》一文中，基思·托马斯根据人类学对巫术的研究，分析了近代早期英格兰巫术信仰和巫术指控的一些基本特征。^[11]文中关于英格兰巫术的观点后来构成了1971年出版的《宗教与魔法的衰落》一书中“巫术”部分的主体。

《宗教与魔法的衰落》（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1971）一书研究了16、17世纪英格兰的宗教与大众信仰。托马斯在书中大量使用了出版的和未出版的记录，也参考了大量人类学关于非西方、前工业社会的魔法和巫术研究的著作。他概述了近代早期英格兰的社会及其问题，认识到16、17世纪的英格兰与今天的前工业社会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为了解释并应对生活中的威胁和不幸，普通民众诉诸两种方法：宗教和大众信仰。由于宗教并不能完全涵盖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为各种大众信仰提供了生存的空间，这些大众信仰包括占星术、预言、巫术、幽灵和妖仙等。当时很多知识阶层由于受到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也接受这些信仰体系，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这些乡村术士的技术更多的是来自中世纪。

基思·托马斯分析了宗教和大众信仰之间的复杂关系，发现近代早期英格兰的大众信仰产生于当时的宗教观念，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为人们在遭受灾祸时提供了缓解的途径。中世纪时，大众生活在一个相对比较危险的环境中，面临食物短缺、疾病、瘟疫，以及其它不可预计的灾害。托马斯认为，“中世纪教会是一个巨大的魔法力的宝库，能够被用于各种世俗的目的。事实上很难想象有它所不能满足的人类热望。”^[12]因此，中世纪的宗教为大众提供了一系列应付各种灾害的方法，它“提供了一个根本性的防护手段，以对付魔鬼的破坏和巫术的恶行”^[13]。例如，中世纪时的圣徒“能够预言未来，控制天气，提供免于火灾和洪水的保护，魔法般地搬运沉重的物体，以及为病人缓解痛苦”。^[14]这些与魔法有着类似的功能，旨在帮助人们解决日常的问题，告诉他们如何避免不幸，以及如何解释这些不幸。

宗教改革后，新教试图消除宗教中的魔法因素，否认教会作为上帝恩典施与者的角色。新教认为所有的事件（无论好的还是坏的，甚至是那些不可知的）都是上帝的旨意。如温彻斯特主教库珀（Bishop Cooper）所说的：“无论不幸或灾祸何时降临，这绝非自负的世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偶然的或是自然的过程，而是上帝的旨意。”^[15]但是新教关于神恩的教义并不能完全减轻大众日常生活的压力。例如，新教反对天主教带有魔法性质的祓魔仪式的合法性，他们认为对付着魔的正确方式是“被动地忍受”，“对于上帝的坚定信仰是抵御魔鬼进攻人类灵魂的绝对有效的防护方法”。托马斯认为，正是由于新教不能提供类似天主教的有效防护方法，因此导致了最后的解决办法，即处死女巫。^[16]

《宗教与魔法的衰落》一书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关于近代早期英格兰巫术的研究的。基思·托马斯认为他的研究任务是“必须从心理学角度来解释巫术控告戏剧的参与者的动机，从社会学角度来分析使这种控告产生的环境，以及从知识角度来解释使这类控告显得颇有道理的概念”。^[17]托马斯认为，近代早期英格兰特殊的社会和经济变革引起了社会紧张局势。在伊丽莎白一世的济贫法颁布后，对待扶贫救济的官僚主义化使每个个人丧失了对宽厚应有的责任。尤其在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过渡的时期，这引起社会紧张局势，并以巫术诉讼的形式表现出来。村民拒绝向贫穷的邻人（大多数的贫穷是由人口增长的压力造成的）施舍，逃避传统的互助义务，这使得邻里友谊和个人主义之间发生了根本性的冲突，它“所产生的紧张状态成了最可能导致巫术告发的原因”。控告还能缓解良心的责备，受害者的内疚感就足以激起一场指控了，一旦有什么灾祸发生，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自问有否做过应该遭罚的事。^[18]这样就建立起了一种“拒绝—内疚”的机制，英国历史学家罗宾·布里吉斯（Robin Briggs）对这一机制做了如下的概述：

拒绝给予帮助是一种暗含的攻击举动，它将某人自己的需求放在了首位，而且让拒绝别人者感到内疚；然后这种攻击就被投映到那些被认为在遭到拒绝后变得愤怒和怨恨的人身上。这样表现出的效果就是，受害者本身的愤怒和进行攻击的欲望会让他们不可忍受，同时这种心理投射表现为一种不自觉的防御机制。如果后来继发了不幸之事，那么怀疑自然就会落到那些被认为怀恨在心的人头上，这种本能的怀疑被更强烈地感受到，既是因为这种不满通常会被认为是正当的，也是因为这种指向巫师的感觉对于原告来说是内在的。^[19]

在《宗教与魔法的衰落》出版的前一年，艾伦·麦克法兰出版了《都铎和斯图亚特时期英格兰的巫术》（Witchcraft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1970）。书中分析了1560年—1680年之间英格兰埃塞克斯郡的巫术诉讼情况。麦克法兰主要使用了法庭的审判记录，并以此分析了当地巫术诉讼的社会背景，包括：巫术诉讼和经济问题；巫术诉讼中被告的性格、性别、年龄和婚姻状况；巫术诉讼中被告的亲属和邻里关系；巫术诉讼与疾病；巫术诉讼与宗教等。在书中的最后部分，麦克法兰采用了帕林德的方法，利用人类学对非洲和美洲巫术的研究成果，对欧洲近代早期的巫术进行比较研究。^[20]艾伦·麦克法兰是基思·托马斯的学生，尽管《都铎和斯图亚特时期英格兰的巫术》比《宗教与魔法的衰落》早一年出版，但麦克法兰在书中的观点受到了基思·托马斯的影响。基思·托马斯和艾伦·麦克法兰所提出的关于英格兰近代早期巫术指控的解释模式在学术界一般被称为“托马斯—麦克法兰模式”。

基思·托马斯和艾伦·麦克法兰的观点带有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功能主义色彩，认为巫术控告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允许共同体的成员发泄不满和敌对的情绪，缓解社会的紧张关系，并维护社会价值。因此，巫术指控不会发生于关系密切的人之间，也不会发生于完全陌生的人之间，因此巫术指控和亲疏关系之间的关系呈曲线形变化。在英格兰地区，邻居之间的紧张关系更容易导致巫术指控的发生，相互之间的争吵、借贷，甚至过分殷勤的行为都容易引发日后的指控；而亲戚关系（包括姻亲关系）在巫术指控中不具有显著的影响。^[21]

心理学家托马斯·舍尼曼（Thomas J.Schoeneman）建立了一个模型来解释16、17世纪欧洲的猎巫。这个模型包括四个过程：（1）文化解体（Cultural disorganization），（2）再定位和恶魔崇拜的发展（Reorient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demonology），（3）猎巫（Witch finding），（4）衰落（Decline）。其中，文化解体包括：生态变迁（例如气候的变化），自然灾难（例如瘟疫、饥荒、灾难性的暴风雨、洪水和地震），战争，以及由经济、政治和思想原因引起的各种内部冲突。12至18世纪西欧正处于一个文化解体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发展出了恶魔崇拜理论，通过16、17世纪的猎巫来缓解解体过程中的压力。猎巫作为缓解压力的方法有其优点：（1）在一个充满了不确定和恐惧的时代，猎巫是一种可见的、具体的行动；（2）它使人们相信一切灾害的发生都不是因为个人，而是因为其他人的阴谋；（3）它通过一种直接参与的方法来疏解人们普遍的敌意、愤怒，甚至是罪恶感；（4）猎巫是一种可以让人摆脱令人不适的、不能维系的关系，而不会产生罪恶感的方式。但是猎巫是一种否定性的方式，它不能提供最终的缓解，而只能增加紧张和文化解体。^[22]托马斯—麦克法兰模式符合舍尼曼所认为的“猎巫是一种可以让人摆脱令人不适的、不能维系的关系，而不会产生罪恶感的方式”。这种解释部分适用于英格兰的情况，因为巫术指控频繁地出现在英格兰的农业发达地区，且英格兰的指控几乎不包括恶魔行径。

基思·托马斯坚信，“有详细文献资料的巫术案例中的绝大部分都落入这样一个简单的模式”。^[23]但是托马斯本人也认识到由于原因“只能从那些拥有充分详细的口供书和小册子记录的案子中去寻找”，而“大部分诉状中所留下的证据太少”，因此这一理论并不能“适用于该时期中发生的任何巫术指控”，在统计意义上并不具有代表性。^[24]而且，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并不是所有的案子都被提交到法庭，有一些案子“仍然成为乡村中酒后饭余的谈资”。^[25]

《宗教与魔法的衰落》出版后获得了很大的赞誉，被认为“开启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托马斯将魔法和巫术作为社会学的问题进行研究，因此这本书是社会史的研究，而非传统的思想史研究，而后者是威廉·爱德华·莱基（William Edward Hartpole Lecky）和亨利·查尔斯·利（Henry Charles Lea）的研究路径。^[26]唐·汉德尔曼（Don Handelman）评论道：“托马斯对丰富资料的熟练使用，对证据的仔细整理，以及他的功能主义对于交织于宗教和魔法信仰体系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张力的敏锐，这些使得他的著作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那些对于人类学家有着重要意义的社会史著作中的里程碑。”^[27]

基思·托马斯的《宗教与魔法的衰落》对意大利（卡洛·金斯伯格为意大利文版写了序言）和匈牙利的巫术研究很有影响。^[28]但是，《宗教与魔法的衰落》在法国和德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那儿的历史学家更关注恶魔崇拜的形成和巫术观念的历史，它是如何反映在当时知识阶层的著作中的，以及它与当时的司法和文化实践的关系。^[29]托马斯并不认为英格兰的巫术是大众的恶业恐惧和知识阶层的恶魔崇拜的融合，他认为在英格兰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对恶业的恐惧，而非欧洲大陆的恶魔崇拜的观念。而罗宾·布里吉斯和沃尔夫冈·贝林格（Wolfgang Behringer）则敏锐地指出，托马斯关于恶业恐惧的观念和托马斯—麦克法兰模式能够广泛地应用于欧洲大陆的事实，可以解释大规模的猎巫。同时，对于波罗的海地区和东欧地区巫术的研究也表明，在那儿引发猎巫的仍是恶业观念。^[30]基思·托马斯研究巫术史的路径也影响到了美国的历史学家。保罗·博耶（Paul Boyer）和斯蒂芬·尼森鲍姆（Stephen Nissenbaum）在《着魔的萨勒姆》（Salem Possessed，1974）一书中，利用人类学尤其是英国功能主义学派的理论来研究1692年美国萨勒姆巫术案。博耶和尼森鲍姆通过分析不同团体中的亲属网络和婚姻纽带，来展现这些纽带是如何联系或区分参与者的。^[31]

基思·托马斯的《宗教与魔法的衰落》出版后，学术界对巫术史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1991年，学界举办了一个学术会议，纪念《宗教与魔法的衰落》问世二十周年，1996年出版了论文集，这些论文以托马斯的著作为研究起点，反映了二十五年来（主要是英语世界）的研究发展状况。^[32]面对这些建议和批评，托马斯认为：

尽管我必须坦白地说，整体而论，我不认为后来对该课题的研究在多大程度上是验证了或者驳倒了我。但是，有一点倒是真的，那就是《宗教与魔法的衰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它反映了当时人们所能接受的应时的假设，而这些假设已经有了变化。我可以说，如果完全重来，我不会以同样的方式来写这本书。^[33]

对于《宗教与魔法的衰落》有着诸多的讨论，这里我主要关注于托马斯在其中所使用的人类学方法和由此得出的功能主义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