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从微观史到全球视野

人类学中的个案研究在历史学领域的体现即是微观史学。^[34]如果认为微观史家只关注于局部的、微小的个案研究，那就错了。意大利历史学家吉多·鲁格埃罗（Guido Ruggiero）就反对“微观史学通常是对一个档案案例的解读”的观点，指出“大多数微观史学都是在大量档案研究基础上的集中探讨”。^[35]微观史家试图通过个案研究展现大的历史背景，因此微观史学研究那些被传统研究方法所忽略的人群，并且要“在绝大部分的生活所发生于其中的那些小圈子的层次上阐明历史的因果关系”。^[36]

针对个案研究的意义问题，卡洛·金斯伯格用埃德尔多·格伦迪（Edoardo Grendi）的“正常的例外”（normal exception）作为解释。“正常的例外”有两个含义：独特的文献和真正例外的文献。对于第一点，金斯伯格认为，尽管微观史家研究的只是独特的文献，但是近代早期绝大多数审判都“针对极为普通、通常不重要的罪行”，因此特定类型的违法行为是正常的。而且，这些违法者往往是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的绝佳代表。对于第二点，金斯伯格认为，如果资料没有提及或歪曲了底层的社会现实，一份真正例外的文献（在统计意义上而言）“可以比一千份典型的文献更具启示性”。^[37]

金斯伯格认为，微观史学一方面能够重建真实的生活，另一方面展现了能反映这种真实生活的无形结构；金斯伯格将微观史学和普遍意义上的历史（history in general）定义为“关于真实生活的科学”（science of real life）。^[38]在金斯伯格自己的微观研究中，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三个宏观的旨趣。

第一，《奶酪与蛆虫》中的梅诺乔尽管只是一个不重要且不具代表性的普通人（“一个来自模糊世界偶然被我们发现的碎片”），但“仍可以作为一个缩影从中发现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里整个一个社会阶层的特征”。^[39]

第二，口头文化和书写文化以及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梅诺乔这个人本身就处于口头文化和书写文化以及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交叉点上，他根植于大众文化之中，同时又受到精英文化的影响。^[40]在关于“本南丹蒂”的研究中，金斯伯格试图表明近代早期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张力：民间信仰在官方的影响下被重新界定，并纳入精英文化（恶魔崇拜），而逐渐丧失了最初农业崇拜的因素。金斯伯格在文献中发现了“存在于法官审讯中的潜在印象和被告人真实证词之间的鸿沟”，因此他试图向我们展现“后来蜕变、又被智识阶层计划的叠加给抹杀的真正民众阶层的信仰”，并试图说明“一种像本南丹蒂迷信那样带有如此明显的民间特质的信仰是如何在调查官的压力下蜕变，以传统巫术的特殊相貌而告终”。因此，金斯伯格的旨趣不仅仅是探讨近代早期弗留利地区的巫术问题，而是“复原这一时期农民的心理状况”。^[41]

第三，从宏观的视角讨论巫术信仰的形成。在《夜间的战斗》中，金斯伯格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将“本南丹蒂”信仰放在更大的范围内加以考察，试图展现巫魔会与农业崇拜和亡灵游行之间的关系。金斯伯格在1989年出版的《出神》（Ecstasy^[42]）一书中运用形态学方法，通过比较和分析欧亚大陆上与巫魔会相似的诸多仪式和观念，从两个方面深入探讨了巫魔会观念形成的问题：（1）巫魔会观念是亡灵游行（processions of the dead）和丰产战斗（battles for fertility）这两个主题的融合，两者都存在“萨满式的出神”（shamanistic ecstasy），正是基于这一共同的因素，两者在“本南丹蒂”信仰中得以融合。^[43]（2）巫魔会观念是精英文化（宗教裁判官和世俗法官观念中的“由一个宗派或敌对的社会所密谋的一个阴谋的主题”）和大众文化（“根植于民间文化中的诸如魔法飞行和动物变形等萨满的因素”）的结合，两者在中世纪晚期的阿尔卑斯山地区得到了融合，而且由于裁判官的介入而得以广泛地传播。^[44]在这里，金斯伯格建立了一种结合结构主义和传播论的形态学，他称之为“支序分类学”（cladistics）。支序分类学是借自生物学的一个概念，它指生物不是在进化尺度上依据形态上的相似性来进行分类，而是依据共源性来建立演化树的分支顺序。支序分类学运用在文化现象上则指“来自不同社会的各种现象间的共源性，在经过结构分析的识别后，必须再受历史学家的评价，以便辨识出那些真正的联系”。^[45]

微观史学根据其研究的侧重可分为文化微观史（cultural microhistory）和社会微观史（social microhistory）两类。文化微观史以金斯伯格为代表，他通过对审判记录的研究，揭示精英和大众文化的相互关系。^[46]到了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社会微观史，它试图展现“边缘人群的行为如何被用来说明权威的本质”。^[47]意大利历史学家乔万尼·列维（Giovanni Levi）是社会微观史的代表，他在《继承权力》（Inheriting Power，1985）一书中通过描述一位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普通乡村牧师乔凡·巴蒂斯塔·奇萨（Giovan Battista Chiesa），向我们揭示了“乡村中权力关系的模式”，而这其中的决定性因素是“对难以捉摸的象征性的财富（即权力和威望）的保持和接受”；同时，列维“根据教区文件、土地税测定数据和其他行政机构文献的集成来重建被奇萨施以魔法的人们的生活和他们的社会背景”。^[48]从列维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微观史的两个特点：（1）关注于权力关系，这种研究旨趣无疑也受到人类学的影响。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种对权力的关注为政治经济学派提供了一个中程的概念，以整合地方的语境和更大范围的语境。（2）关注于更大的社会文化背景。列维认为，奇萨的故事可以“重建乡村的社会和文化环境”。^[49]2012年，列维在《三十年后反思微观史》一文中指出，“微观史并不排斥宏观叙事，对小范围事件或人物的历史的关注也并不意味着放弃对一般真理的探寻”，“微观史并非是通过观察一般的社会背景来抽象出历史事实，而是尝试通过对个案的细致研究，设立一系列基础性的问题，这些问题能使我们在重塑历史的过程中部分性地保留包含全部真相的重要细节片段”。^[50]

同时，近十年来，人类学关于地方史和全球视野的路径也影响到了历史学研究，出现了全球视野下的地方史书写或全球微观史（global microhistory），娜塔莉·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的《骗子游历记》（Trickster Travels，2006）和琳达·科利（Linda Colley）的《伊丽莎白·马什的考验》（The Ordeal of Elizabeth Marsh，2007）以及欧阳泰（Tonio Andrade）的《一个中国农民、两个非洲男孩和一个将军》（A Chinese Farmer，Two African Boys，and a Warlord，2011）和约翰—保罗·贾布里勒（John-Paul A.Ghobrial）的《巴比伦的埃利亚斯的秘密生活和全球微观史的应用》（The Secret Life of Elias of Baby lon and the Uses of Global Microhistory，2014）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无论是在戴维斯和科利的著作还是在欧阳泰和贾布里勒的论文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全球微观史的一些共同特点，“聚焦于某个在文化间游走的人，并通过其经历探寻跨文化联系和全球转型”。^[51]

（1）全球微观史的主题都是考察普通的个人在不同文化间的经历。《骗子游历记》的主人公是北非穆斯林阿尔-哈桑·阿尔-瓦桑（al-Hassan al-Wazzan），他在1518年被海盗俘获并被献给教皇，他皈依了基督教，并在罗马生活了九年，期间用拉丁文发表了有关非洲的著作。^[52]《伊丽莎白·马什的考验》则描写了一位18世纪英国女性非凡而流离的生活，其足迹遍布四大洲。^[53]贾布里勒论文的主人公是一位中东的基督徒埃利亚斯，1668年他离开巴格达来到欧洲和美洲游历。^[54]这一主题其实在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胡若望的疑问》（The Question of Hu，1989）一书中就可以看到影子，书中描述了一位18世纪初的普通中国天主教徒胡若望在法国的经历。^[55]欧阳泰论文中的主人公则是17世纪台湾一个普通的农民赛义德（Sait），尽管他并没有像胡若望那样离开中国，但是他的故事背景却处于中国和荷兰两种不同文化的交错之中。^[56]

（2）全球视野下的地方故事。全球微观史不是仅仅将视野集中在所描述的个体的经历上，而是要将他们的经历放在全球视野下进行考察。欧阳泰笔下所描述的尽管只是一个普通中国农民，但是他的故事让我们一窥“另一个战争和全球化的世界”。^[57]同样的，其他全球微观史的论文和著作也是如此。贾布里勒认为，埃利亚斯的故事能与全球史的研究产生共鸣，尤其是近代早期世界联系的研究。^[58]戴维斯在《骗子游历记》一书的导言中如此概括她的写作目的：

我试图将阿尔-哈桑·阿尔-瓦桑尽可能完全地置于16世纪的北非社会中，那里有柏柏尔人、安达卢西亚人、阿拉伯人、犹太人和黑人，以及正不断侵蚀他们边界的欧洲人；试图阐明他对于外交、学术、宗教、文学和性的看法，他带着这些看法来到了意大利；试图展现他对于欧洲基督教社会的反应——他所了解的、感兴趣的和感到困扰的、他所做的、他是如何改变的，尤其是他在那里是如何写作的。我描绘的是这样一个人：他具有双重视野、经受着两个文化世界、时常想象有两类读者、使用取自阿拉伯和伊斯兰的技巧并用自己的方式揉入欧洲的因素。^[59]

娜塔莉·戴维斯在2010年的一次讲演中以14世纪末15世纪初的两位人物，伊本·卡尔敦（Ibn Khaldun）和克里斯汀·德·皮桑（Christine de Pizan）为例来说明全球视野下的地方史书写，她说道：“聚焦同一时代却生活在地中海两岸的两个革新人物，我试图扩展历史学家通常在其中反思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地理和文化架构；我努力既不偏向欧洲基督教的背景也不偏向北非穆斯林的背景，并且把女性的经验作为另一种选择加以呈现，而不视其为落后于男性的存在。”^[60]戴维斯目前正在进行的写作也是关于宏观视野下的文化交错的。^[61]

同样，科利通过伊丽莎白·马什的传记讲述了“三个相互联系的故事”：马什的故事、与她家庭相关的故事以及全球的故事。在全球的故事中，伊丽莎白·马什生活的是“世界历史中一个独特的且尤为暴力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大洲和大洋间的联系通过多重的方式被扩大和改变了”，全球视野下的这些变化“不断形塑和改变了马什个人的生活进程”。因此，科利这本书的目标是“描绘一个人一生中的世界和世界中的一个人的一生”，同时科利“将重塑和重估传记作为一种加深我们对全球之过去的理解”。^[62]

可见，全球微观史提供了一个将微观视角和宏观视角相结合的极好的例子，如有学者所评论的：“微观层面的分析能够使人更好地理解共时性的历史进程，比如全球化进程中的网络的功能、跨文化联系互动，以及更为广泛的——历史人物在全球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63]

全球微观史与20世纪80年代的两个人类学研究趋势有着相似之处：（1）政治经济学派。如前所论，政治经济学派将民族志的研究放在宏观的历史视野中，而且政治经济学派和全球微观史一样都关注于全球时代的他者或异文化遭遇。（2）物的人类学研究（anthropology of things）。物的人类学研究和微观史一样都使用传记的方法，它将物视为与人一样具有社会生命，因而致力于描述物在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中的生命历程。^[64]西敏司的《甜与权力》可视作政治经济学派和物的人类学这两种人类学研究趋势的交叉。

德国历史学家汉斯·梅迪克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对全球微观史的前景做了展望：

全球微观史学家……应当关注“（各种）空间之间”，关注在历史的转变与变化中各种空间内与空间之间发生了什么。因此，我们应该不要过多关注各个权力中心或整体位置，而是更应当如娜塔莉·泽蒙·戴维斯教授建议的那样，从去中心的跨文化视角研究边缘和“间隙空间”。边界和跨越边界，贸易与通信根源，知识转移、翻译和交流，都在这其中发生；还有移动空间，如船舶、通信和贸易网络；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通过人和他们的社会世界在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真实或想象的空间。在此背景下，研究人、团体、机构和产品的“多元文化、社会或经济的联系”，还有对范畴和概念在世界上的多种联系、传播及翻译的研究，看起来就很重要，在这个世界变得全球化之前，它们就已经参与了全球化的诸多过程。^[65]

人类学家萧凤霞在2009年的《反思历史人类学》一文中对历史人类学进行了多重的反思，其中要求人类学超越地方性（locality），关注跨地方性（translocality），并在亚洲的相互联系中思考地方性。^[66]由于地方性是田野工作的基础，因此人类学家无须为地方性的合法性辩护，全球性和相互联系（connectedness）只是给人类学家提供了一种研究的视角。与人类学的情况不同，微观史学自出现以来就一直受到质疑，而微观史家也需要不断为微观视角的合法性辩护。全球史兴起后，历史学家们试图调和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之间的矛盾。历史学家乔·古尔迪（Jo Guldi）和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在《历史学宣言》（The History Manifesto，2014）一书中宣称，“短期”（short term）的观念已经对现代生活和人文学科产生了严重的威胁。因此，古尔迪和阿米蒂奇要求历史学家回归传统的长时段研究并关注大图景，但这是一种新的长时段研究，一种通过结合大过程和小事件以及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来关注大图景的长时段研究。^[67]卡洛·金斯伯格所说的代价也许并不是必须付出的，全球微观史正是一种结合微观视角和宏观视角以及克服微观史学碎片化问题的可行途径。

【注释】

[1]Ginzburg，C.，“［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Past］：A Comment”，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12，No.2，Autumn，1981，p.277.

[2]Ibid.，p.278.

[3]玛丽莲·西佛曼、P.H.格里福：《历史人类学和民族志的传统》，西佛曼、格里福编：《走进历史田野》，第33—34页。

[4]P.H.格里福：《基尔肯尼郡南部的商店主和农民——1840—1981》，玛丽莲·西佛曼、P.H.格里福编：《走进历史田野》，第229—230页。

[5]玛丽莲·西佛曼、P.H.格里福：《历史人类学和民族志的传统》，玛丽莲·西佛曼、P.H.格里福编：《走进历史田野》，第34—35页。

[6]Ortner，S.，“Theory in Anthropology since the Sixties”，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26，No.1，Jan.，1984，pp.158-159.

[7]Ibid.，pp.158-159.

[8]对《伊隆戈人的猎头》的讨论参见第四章。

[9]乔治·马尔库斯、米开尔·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王铭铭、蓝达居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16页。

[10]埃里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赵丙祥、刘传珠、杨玉静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页。

[11]Ortner，S.，“Theory in Anthropology since the Sixties”，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26，No.1，Jan.，1984，p.158.

[12]Ibid.，p.141；埃里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第30—32页。

[13]乔治·马尔库斯、米开尔·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第118—119页。

[14]保罗·威利斯：《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秘舒、凌旻华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4页。

[15]乔治·马尔库斯、米开尔·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第135页。

[16]Biersack，A.，“Introduction：History and Theory in Anthropology”，Biersack，A.，ed.，Clio in Oceania：Toward a Historical Anthropology，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1991，p.11.

[17]Roseberry，W.，“Political Economy”，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17，1988，p.179.

[18]Ibid.，p.163.

[19]埃里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第32页。

[20]同上书，第1页。

[21]同上书，第457页。

[22]马歇尔·萨林斯：《资本主义的宇宙观——“世界体系”中的泛太平洋地区》，马歇尔·萨林斯：《历史之岛》，蓝达居等译，张宏明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62页；埃里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第32页。

[23]马歇尔·萨林斯：《资本主义的宇宙观》，马歇尔·萨林斯：《历史之岛》，第363—364页。

[24]同上书，第365页。

[25]马歇尔·萨林斯：《资本主义的宇宙观》，马歇尔·萨林斯：《历史之岛》，第365页。

[26]西敏司：《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王超、朱健刚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48页。

[27]同上书，第192页。

[28]同上书，第120页。

[29]同上书，第158页。

[30]同上书，第210页。

[31]乔治·马尔库斯、米开尔·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第123页。

[32]同上书，第127页。

[33]Taussig，M.，The Devil and Com modity Fetishism in South America，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0，p.xv.

[34]对于微观史学的具体讨论参见本书第七章。

[35]吉多·鲁格埃罗：《离奇之死——前现代医学中的病痛、症状与日常世界》，王笛主编：《时间·空间·书写》，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4页，注释8。

[36]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25—126页。

[37]Ginzburg，C.et al.，“The Name and the Game：Unequal Exchange and the Historiographic Marketplace”，Muir，E.et al.，eds.，Microhistory and the Lost People of Europ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1991，pp.7-8.

[38]Ginzburg，C.et al.，“The Name and the Game”，Microhistory and the Lost People of Europe，p.8.

[39]Ginzburg，C.，The Cheese and the Worms：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1980，pp.xx，xxvi.

[40]Ibid.，pp.xxii-xxiii.

[41]卡洛·金斯伯格：《夜间的战斗》，朱歌姝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意大利文版序言第3页。

[42]Ecstasy一词根据不同语境可以翻译为“出神”“入迷”“狂喜”等，汉语中没有一个单独的词可以涵盖所有的含义；在金斯伯格的著作中，该词主要指灵魂离开身体，因此在这里姑且译为“出神”。

[43]Ginzburg，C.，Ecstasies：Deciphering the Witches'Sabbath，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pp.13-14.

[44]Ibid.，p.300.

[45]Ibid.，p.22.

[46]Muir，E.，“Introduction：Observing Trifles”，Muir，E.et al.，eds.，Microhistory and the Lost People of Europ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1991，p.x.

[47]Ibid.，p.xv.

[48]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第128—129页；Levi，G.，Inheriting Power：The Story of an Exorcist，Cochrane，L.G.，trans.，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pp.xiiixviii.

[49]Levi，G.，Inheriting Power：The Story of an Exorcist，p.xvi.

[50]乔瓦尼·莱维：《三十年后反思微观史》，《史学理论研究》2013年第4期，第106—107页。

[51]Andrade，T.，“A Chinese Farmer，Two African Boys，and a Warlord：Toward a Global Microhistory”，Journal of Worl d History，Vol.21，No.4，2010，p.574.

[52]Davis，N.Z.，Trickster Travels：A Sixteenth-Century Muslim Between Worlds，Faber and Faber Limited，2008.

[53]Colley，L.，The Ordeal of Elizabeth Marsh：A Woman in Worl d History，Anchor Books，2007.

[54]Ghobrial，J-.P.A.，“The Secret Life of Elias of Babylon and the Uses of Global Microhistory”，Past and Present，No.222，Feb.，2014.

[55]史景迁：《胡若望的疑问》，陈信宏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56]Andrade，T.，“A Chinese Farmer，Two African Boys，and a Warlord”，Journal of World History，Vol.21，No.4，2010.

[57]Ibid.，p.590.

[58]Ghobrial，J-.P.A.，“The Secret Life of Elias of Babylon and the Uses of Global Microhistory”，Past and Present，No.222，Feb.，2014，pp.56-57.

[59]Davis，N.Z.，Trickster Travels，pp.12-13.

[60]Davis，N.Z.，“Decentering History：Local Stories and Cultural Crossings in a Global World”，History and Theory，Vol.50，No.2，May，2011，p.197.

[61]周兵：《全球视野下的文化史书写——解读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去中心的历史”》，《历史教学问题》2013年第2期，第41页。

[62]Colley，L.，The Ordeal of Elizabeth Marsh，p.xix.

[63]布莱斯·科萨特：《“全球背景下的人生故事”：以传记方法书写全球史》，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评论》（第七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237页。

[64]Appadurai，A.，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Com 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65]汉斯·梅迪克：《转向全球？微观史的扩展》，董欣洁译，《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2期，第139页。

[66]萧凤霞：《反思历史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学刊》第七卷第二期，2009年10月。

[67]Guldi，J.et al.，The History Manifesto，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pp.13，117-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