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野下的地方史-20世纪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

2023-08-1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悲剧和矛盾在于，这些“洞察”往往在不经意间被一系列复杂过程限制、扭曲、拦阻，这些过程范围广泛：从普遍的意识形态和学校与指导机构的意识形态，到工人阶级文化中的男性家长统治和性别歧视的普遍影响。因此，很多人类学家将研究的主题放在地方史与全球史的交汇点上。这种政治经济学或世界体系的研究路径反对传统人类学将地方作为分析单位，否认地方是一个自治的、自我组织的实体，而是关注于支配和从属、地方和全球体系。

个案研究是人类学（尤其是民族志）的一个主要特点，如人类学家玛丽莲·西佛曼和菲利普·格里福所言：

人类学家独特的（也似乎有点神经质的）选择比较小规模地点，理由之一可以简明的总结为“脉络化”（contexturalization）和“全面性”（comprehensiveness）。这有三个关键方面。首先，对小范围密集的集中注意力，可以对所要分析的现象有深刻的了解，而这也是研究真正的目的。这让学者在探讨社会政治模式、经济情况和文化信仰间的相依性时，可以将“真实的人们”也包括进去。……其次，集中注意力于一个特定地点，只要按照适当的过程、网络或限制，人类学家可以由这一特定地点向外扩展到一个更广大的地区。……第三，人类学对于小地点的使用，可以用来提供对现象的解释。^[3]

对于小地点的关注也成为针对微观视角的一个主要的批评，认为个案研究不具代表性。格里福在一篇研究爱尔兰东南部的汤玛斯镇的商店主和农民的文章中也承认，他所研究的汤玛斯镇并不是“所有小市镇的典型”，在汤玛斯镇所做的个案研究的结论也无法应用到整个区域，“更别提应用到整个爱尔兰”。尽管如此，格里福同时认为个案研究（尤其是当个案研究得到与某些一般性结论相反的结果时）可以以某种方式对这些一般性结论进行修正。^[4]

事实上，在当代的人类学研究中，“小地点”通常是和“大问题”联结在一起的，如西佛曼和格里福所指出的：“‘小地点’形成了得以考察社会学和文化‘大’问题的脉络。因为，这样的大问题或所谓的大变化——如资本主义的兴起，现代世界体系的成立，以及土地贵族的式微——也会在地方有所体现，也会有从微观角度才可以看见的有意和无意的后果。此外，围绕全球的社会空间网络，最终还是汇集于地方。”^[5]

人类学对宏观视角的关注正是与历史人类学（人类学的历史化）的兴起紧密相关的。人类学家谢里·奥特纳认为，人类学的历时性分析包括两个方面，其中一个方面是实践理论，“强调微观发展过程：交易、项目、职业、发育周期等等”；另一个方面则是对宏观过程或宏观历史的分析，它包括两个趋势：历史民族志（历史化的民族志）和政治经济学（涉及政治经济问题的民族志）。^[6]历史民族志“关注于历史中特定社会的内部发展动力学”。^[7]美国人类学家罗纳托·罗萨尔多的《伊隆戈人的猎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历史民族志的范例。^[8]

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中的一个旧名称，用以称呼“与历史学、政治学和国家理论不可分割的经济研究”。^[9]之后，当社会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从政治经济学脱离出来后背弃了政治经济学，转而集中研究个人间的互动（初级群体及次级群体、市场和治理过程中的个人互动），因而“他们也远离了对严肃问题的关怀即生产、阶级和权力的实质”。^[10]因此，为了克服这一缺陷，政治经济学派“试图通过将人类学家通常所研究的小规模社会的变迁与外在于这些社会的大规模的历史发展（尤其是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扩张）联系起来的方式来理解这种（小规模社会的）变迁”。^[11]

政治经济学派受马克思主义、弗兰克的“低度发展理论”以及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的影响，将注意力转移到“大规模的区域政治—经济体系”，同时他们“试图将这种关注与在特定社区或微观地区的传统田野工作结合起来，但他们的研究通常体现为探讨资本主义对这些社区渗透所产生的影响”。^[12]因此，政治经济学派坚持，“任何一个历史或民族志研究计划，只有把自己放在较大的世界政治经济历史框架中，才能获得自身的意义”，因而他们“努力在微观过程的描写中，注意较大世界历史潮流和趋势的图景”。^[13]英国人类学家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的《学做工》（Learning to Labour，1977）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威利斯研究的是英国工人阶级子弟的反学校文化，书的第一部分是民族志，即关于汉默镇的个案研究；第二部分的分析则将民族志放在一个更大的政治经济框架下进一步分析：

我认为，正是那些孩子自己的文化，最为有效地让部分工人阶级子弟准备好以体力劳动的方式出卖劳动力，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底层角色中存在一种自我诅咒。然而，矛盾的是，他们是以真正的学习、肯定、占有和反抗形式体验这种诅咒的。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进一步分析了第一部分的民族志，指出这些主观感受和文化过程是有客观基础的，他们其实已部分洞察了真正决定工人阶级生存状态的先决条件，这些认识显然要比那些由学校和各种政府机构所提供的官方版本要高明。只有在这种真实反映他们境遇的文化表达基础上，工人阶级子弟才走上了自我诅咒的道路。悲剧和矛盾在于，这些“洞察”往往在不经意间被一系列复杂过程限制、扭曲、拦阻，这些过程范围广泛：从普遍的意识形态和学校与指导机构的意识形态，到工人阶级文化中的男性家长统治和性别歧视的普遍影响。^[14]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互动的过程：一方面，只有将民族志放在大的框架下，才能真正理解民族志的内容；另一方面，只有通过民族志，才能真正理解宏观过程对社会行动者的影响。

政治经济学派还注意到文化和权力之间的关系，正如马尔库斯和费彻尔所言：“区域性分析因而应该不仅涉及到有关何地发生何事方面的地理经济‘勘测’，也应该涉及到关系到权力联系的结合方式以及意识形态、世界观、道德代码的对立冲突、被区域性限定的知识和权力状况。”^[15]这种对权力的关注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中程的概念，以整合地方的语境和更大范围的语境。因此，很多人类学家将研究的主题放在地方史与全球史的交汇点上。这种政治经济学或世界体系的研究路径反对传统人类学将地方作为分析单位，否认地方是一个自治的、自我组织的实体，而是关注于支配和从属、地方和全球体系。^[16]

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威廉·罗斯贝里（William Roseberry）对政治经济学派做了如下的总结：

尽管大多数这类研究将主题置于世界经济的形成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但它们并没有简单地宣称存在一个更大范围的世界，也没有过度关注生产模式。每一个研究都将它所研究的社会和文化现象置于与生存和形塑、限制行动的权力结构相联系的环境的调查中。作为一个群体，它们证明在人类学政治经济学中研究的范围、活力和承诺，同时它们给那些过快和过于热切宣称它死亡的人以有效的回应。更重要的是，它们表明人类学家可以创造性地处理由于将人类学研究对象置于地方史和全球史的交汇中而产生的理论和方法的张力。在此过程中，它们挑战了那些讨论文化、历史和实践而忽略了阶级、资本主义和权力的人。^[17]

政治经济学是历史和人类学的交汇，因为它们强调历史在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关注“历史”，或者说关注过程和变迁。埃里克·沃尔夫和西敏司是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他们通过全球视野来理解地方史，他们的历史方法可以被概括为两个方面：（1）将地方社区视为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过程的产物，并在全球视野中理解这些过程；（2）在地方互动和关系的交叉以及国家和帝国形成的大过程中理解人类学研究对象的形成。^[18]

埃里克·沃尔夫在《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1983）中，“希望能够勾勒出商业发展和资本主义的一般过程，同时也关注这些过程对民族史学家和人类学研究的小群体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19]沃尔夫认为，他所进行的是“一种新的、历史取向的政治经济学”。^[20]他在书的最后总结了自己的观点：“我们不能再将社会看作孤立的、自足的系统。我们也不能再将文化想像成一体化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每个部分都要为维持一个有机的、自主的和永久的总体作出贡献。只有实践和观念的文化丛，一定的人类行动者在一定的环境中……在行动过程中，这些文化丛永远都处在不断的组合、解体和重组之中，在不同的声音中传达着群体和阶级的不同道路。”^[21]因此，沃尔夫的目的是要考察那些“没有历史的人民”的殖民遭遇。

但是，沃尔夫的结论与他的初衷是相悖的：他让我们将“没有历史的人民”视作历史主体，然而他实际向我们显示的，却是他们是“如何被强行纳入更大体系之中遭受冲击并变成其代理人的”。^[22]马歇尔·萨林斯在《资本主义的宇宙观》（1988年）一文中对此进行了批评，他试图将这种单向的关系扩展为一种双向的关系，即不仅要描述资本主义体系对土著的影响，还要描绘土著本身对外来影响的反应。萨林斯写道：

问题在于，如何才能避免像通常那样将跨文化遭遇化约为一种物理学，或是化约为一种目的论。我是指那种将全球经济简单机械地视为一种物质力量的一般看法，同时又把地方历史采用宿命论方式描述为命中注定的文化渐蚀编年史。千真万确，在库克船长发现桑威奇群岛一个世纪以后，美国制造商们就已经攫取了那块土地，并把夏威夷人变成了农村无产阶级。但不正确的则是说，夏威夷人的历史进程自从1778年以来就一直受这种结果的控制，或说其历史进程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关系取代了波利尼西亚关系。恰恰相反，群岛实际上目睹到一个显著的本土发展阶段，统治头人们正是将西方商品运用于他们自己的主导方案——也就是说，运用于他们自己传统上就拥有的“神性”观念。如果说，从那以后夏威夷人很快便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那只不过是因为，波利尼西亚人为神性而展开的彼此竞争具有极大的容纳力，而外国商业恰好借此扩大了其影响力。这在世界现代史上是屡见不鲜的：资本主义力量凭借其他形式和结局得以实现，凭借与本土欧洲商品拜物教大相径庭的奇异的文化逻辑而实现。因之，世界体系不是一种摇摆于经济“冲击”与文化“反应”之间的比例关系的物理学。全球性物质力量的特定后果依赖于它们在各种地方性文化图式中进行调适的不同方式。^[23]

在这篇文章中，萨林斯关注于太平洋群岛及其邻近的亚洲和美洲大陆人民在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这一阶段“如何以互惠方式形塑了资本主义的‘冲击’，从而也形塑了世界历史的进程”。^[24]在文章中，萨林斯详细描绘了三个案例，其中中国人对西方货物不感兴趣，而桑威奇群岛的夏威夷人和英属哥伦比亚的夸库特人则对西方货物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将西方物品“整合成了本土权力”。^[25]

西敏司的《甜与权力》（Sweetness and Power，1985）则通过蔗糖的历史向我们描绘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各个地区（无论是宗主国还是殖民地）的影响。西敏司在书中描绘了蔗糖的地位在近代西方的变化历程，即其如何“从1650年的稀有品、1750年的奢侈品，转变为1850年的生活必需品”。^[26]但这本书并非仅仅是关于糖的历史，而是关于资本主义的历史，因为“蔗糖无论就其生产还是消费而言，都处在资本主义的意图的交汇点上”。^[27]例如，近代英格兰的普通百姓不得不把茶和糖这两种“从地球上遥远的两端进口的”物品作为日常饮食，这“向我们展示了已经在大范围地使用雇佣劳动力的英国经济，也在于它向我们暴露出在殖民地与宗主国城市之间，由资本所打造的密切关系”。^[28]西敏司进一步解释道：“欧洲18世纪和19世纪间在饮食和消费模式上的复杂变化并非是随意或偶然的，而是同一动因的直接结果，这一动因创造了一种世界经济，塑造了宗主国中心城市与其殖民地、卫星国之间的不对称关系，同时在技术和人力两个方面塑造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庞大生产机制和分配机制。”^[29]因此，蔗糖的历史展现了新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出现，也展现了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权力关系。正如西敏司在最后所总结的：“英国的工人第一次喝下一杯带甜味的热茶，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因为它预示着整个社会的转型，预示着经济和社会基础的重塑。”^[30]

但是，沃尔夫和西敏司的研究远离了美国文化人类学的解释传统，忽略了“文化”，他们“将文化降级为一个附属的结构，把文化人类学者本身当成唯心论加以抛弃”。^[31]美国人类学家迈克·陶西格（Michael Taussig）的《南美洲的魔鬼与商品拜物教》（The Devil and Com modity Fetishism in South America，1980）就试图跨越“人类学研究中解释传统和政治经济学传统之间的鸿沟”。^[32]这本书描述了哥伦比亚和玻利维亚农民成为无产阶级（种植工人和矿工）并被整合进货币经济时的反应。陶西格的切入点是这些无产阶级民间信仰中的“魔鬼”，“魔鬼”是“这些农民成为无产阶级时所体验到的异化的一个很好的象征”，而陶西格的任务就是要解释这一体验，说明魔鬼的形象和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即这些信仰（魔鬼）如何成为表达对新的生产模式的抵抗的途径。^[33]

全球视野下的地方史-20世纪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