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历史田野》：20世纪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

《走进历史田野》是1989年4月在加拿大塞尼加学院（Seneca College）召开的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与会的学者主要是研究爱尔兰民族志的人类学家，他们“感到非研究过去不可，也就是‘写历史’（doing history）”。^[67]当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在人类学研究中逐渐式微后，这些人类学家认为“必须同时探讨社会、文化和经济因素，并与更广大的世界脉络相联系”；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如果要了解现代的结构和文化差异，就必须审查过去”。^[68]

但是，这些人类学家很快发现他们是在用与历史学家不同的方式“写历史”。西佛曼（Marilyn Silverman）和格里福（P.H.Gulliver）举了他们在爱尔兰基尔肯尼郡（Kilkenny）汤玛斯镇（Thomastown）做研究的例子。当他们将当地的文献档案和口述故事与爱尔兰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相对照后，他们惊讶地发现“似乎汤玛斯镇不是只发生过很少的事情，就是‘从来没有发生过事情’”。更令他们惊讶的是，历史学家对此完全不感到困扰。历史学家认为“所谓爱尔兰历史，是地方性和区域性事件的混合物，合起来创造一个民族主义（以及日后修正主义）意识形态所主张的统一而连贯的整体”，因此一个特定的地方或区域很可能“从来没有经验过日后成为所谓爱尔兰历史一部分的任何事件”。因而对历史学家而言，“虽然汤玛斯镇不载于史书，但它当然置身在历史之中并且有一个‘过去’”。^[69]当西佛曼和格里福最终决定为汤玛斯镇写一部当地历史时，他们加入了当地人的经验（如阶级类别），这使得他们撰写的历史与历史学家撰写的历史是不同的：

在撰写《在诺尔河流域》（In the Valley of the Nore：A Social History of Thomastown 1840-1983）时，我们将这些类别和当地实际人、事以及国家历史编年联系在一起。其结果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汤玛斯镇的历史按照它或许偏狭但可能是实际经验到的方式写了出来：在经济战争中，子女没有鞋子穿是劳工和小农的经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担任英国军职，则只是工人阶级和乡绅的经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人都想向外移民，不过劳工往往移民英国，而农夫和小店主因为有足够的资金，乃移民到北美。

在做这些年表、人与事、人和阶级的各种联系时，我们从头建构了一种新而不同的方式，来审视汤玛斯镇的过去。我们撰写历史，同时创造历史。^[70]

《走进历史田野》包括三个部分：导论、“从爱尔兰民族志中解读过去”（第二部分）和“解读人类学、社会史和历史人类学的过去”（第三部分）。^[71]其中，第二部分由六篇关于爱尔兰的历史人类学实证研究组成。这六篇文章都是个案研究，但都涉及小地点和大问题以及局内和局外的问题。前者（小地点和大问题）将在第五章中论述，这里要说一下局内和局外的问题，这体现在唐纳·柏德维尔-斐桑（Donna Birdwell-Pheasant）的文章中。唐纳·柏德维尔-斐桑的文章主要研究爱尔兰的主干家庭，她建立了一个主干家庭的模型，包括五个变项：单一继承、儿子继承、继承人婚姻、三代同堂、兄弟姊妹离乡。当柏德维尔-斐桑放弃刚性模式转而使用柔性模式时，她“对于爱尔兰农村历史的看法有了改变”。柏德维尔-斐桑写道：“重要的是扬弃功能学派的模型，转而视爱尔兰的历史为一种力量——透过它对真实人群的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塑造出社会过程。构成主干家庭的五个变项都因历史的事件和环境而受到不同的影响。”^[72]柏德维尔-斐桑对20世纪早期爱尔兰的主干家庭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首先，农场必须完整传下去的要求，并非根植在爱尔兰的文化之中，而是起源于历史上领主的管理策略、立法的决定和经济上的急切需要。

其次，农场应该传给一个儿子、无论如何应该让土地继续冠上父祖之名的父系观念，在这项研究中并不显著。

第三，继承农场的儿子必须结婚的规定，其重要性也可以有变化。

第四，三代同堂的情形相当频繁地出现在我们所研究的农村地区所有农业阶级之中，不过还是最有能力如此做的——也就是最富裕的农民——最普遍。

最后，要求无继承权的兄弟姊妹“必须离家远行”，并不是具有历史深度的文化规范。^[73]

在这里就涉及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为何主干家庭的刚性模式“在文献中如此根深柢固，而又往往与爱尔兰农民阶级画上等号”？柏德维尔-斐桑给出了如下的解释：“刚性主干模型满足我们在人类学某个发展阶段的需要；在这个阶段，功能学派的分析与‘民族志式的现在’是一种基本标准”；同时，对于变迁的了解则可以“突破扩散、单线式演化，乃至涵化、现代化与发展这类素朴概念的束缚”，可以使我们“更有效的面对历史、过程及特定民族志个案的复杂性”。^[74]

第二个问题，即局内和局外的问题。如西佛曼和格里福所指出的，柏德维尔-斐桑的研究提醒人类学家，在研究过去的时候注意两个关键性的差异：“（局外人的）模型与（局内人的）规范之间的差异以及局内人的（理想）规范与局内人的（真实）行为之间的差异”。^[75]柏德维尔-斐桑最后这样写道：

主干家庭既不是演化的一个阶段，也不是核心家庭标准的偏差。相反的，它是一个因应情势的模式，不论在什么时候或在什么地方，只要经济和人口情势恰当，而文化的环境也适合，它便会出现。在主干家庭出现地区所观察到的可变性，和这样的情势有关联性，对此进行分析也会获益不少。如果我们不把主干家庭制的各种构成要点当成是同时发生，而当它们是个别、但可能有潜在关联性的现象，那么这样的分析和比较便会得到最大的效用。^[76]

通过上述三本出版于20世纪90年代的论文集，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学不仅制作历史（人类学的历史化），同时也反思制作历史的方式。西佛曼和格里福在《走进历史田野》一书的导论中对人类学家制作历史做了如下的总结：

我们视历史人类学一方面是对过去的策略，一方面也是扩大我们人类学工作方法的机会——藉由因解读过去所引起新问题的刺激，藉由给这项工作带来不同的人类学了解（的）那些人的构想，以及那些较我们更早进入这个领域的其他学科学者的鼓励。学术研讨会上唯一的历史地理学家史迈斯，带着一个富同情心的局外人的乐观说：“人类学家不应该惦记着做历史工作。他们正在解读过去，而这才是重要的。他们应该做人类学的工作。”我们同意这个说法。因为我们也视人类学为一项“累积性的事业，一如它是一种集体的探索”。^[77]

【注释】

[1]罗纳托·罗萨尔多：《伊隆戈人的猎头：一项社会与历史的研究（1883—1974）》，张经纬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4—28页。

[2]Clifford，J.，“Review：Ilongot Headhunting 1883-1974 by Renato Rosaldo”，American Anthropologist，New Series，Vol.84，No.3，Sep.，1982，p.697.

[3]景军：《神堂记忆：一个中国乡村的历史、权力与道德》，吴飞译，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81页。

[4]同上书，第181页。

[5]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特伦斯·兰格：《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4页。

[6]同上书，第15页。

[7]景军：《神堂记忆》，第75页。

[8]同上书，第75—76页。

[9]Clifford，J.，“Review：Ilongot Headhunting 1883-1974 by Renato Rosaldo”，American Anthropologist，New Series，Vol.84，No.3，Sep.，1982，p.697.

[10]罗纳托·罗萨尔多：《伊隆戈人的猎头》，第21页。

[11]同上书，第103页。

[12]同上书，第126、265页。

[13]同上书，第23页。

[14]Bacdayan，A.S.，“Review：Ilongot Headhunting 1883-1974 by Renato Rosaldo”，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41，No.2，Feb.，1982，p.428.

[15]Ohnuki-Tierney，E.，“Structure，Event and Historical Metaphor：Rice and Identities in Japanese History”，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Vol.1，No.2，June.，1995，pp.227，244.

[16]王爱和：《中国古代宇宙观与政治文化》，金蕾、徐峰译，徐峰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4—35页。

[17]黄应贵：《反景入深林——人类学的观照、理论与实践》，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22—323页。

[18]同上书，第323页。

[19]Ohnuki-Tierney，E.，“Introduction：The Historicization of Anthropology”，Ohnuki-Tierney，E.，ed.，Culture Through Time：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23.

[20]Ohnuki-Tierney，W.，“Introduction：The Historicization of Anthropology”，Culture Through Time，1990，p.9.

[21]Sahlins，M.，“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andeur in Hawaii from 1810 to 1830”，Ohnuki-Tierney，E.，ed.，Culture Through Time；关于萨林斯的讨论具体参见本书第三章。

[22]Ortner，S.，“Patterns of History：Cultural Schemas in the Foundings of Sherpa Religious Institutions”，Ohnuki-Tierney，E.，ed.，Culture Through Time，p.60.

[23]Ortner，S.，“Patterns of History”，Culture Through Time，pp.61-63.

[24]Ibid.，p.68.

[25]奥特纳对寺院建造故事的分析方式与列维-斯特劳斯分析神话的方式很相似，如列维-斯特劳斯对俄狄浦斯神话的分析。参见克洛德·莱维-斯特劳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第一卷），第228—236页。

[26]Ortner，S.，“Patterns of History”，Culture Through Time，p.74.

[27]Ibid.，p.76.

[28]Ibid.，p.84.

[29]Ibid.，p.90.

[30]Ortner，S.，“Patterns of History”，Culture Through Time，p.91.

[31]Ohnuki-Tierney，E.，“Introduction：The Historicization of Anthropology”，Culture Through Time，p.9.

[32]Fernandez，J.，“Enclosure：Boundary Maintenance and Its Representations over Time in Asturian Mountain Villages（Spain）”，Ohnuki-Tierney，E.，ed.，Culture Through Time，pp.95-97.

[33]Fernandez，J.，“Enclosure”，Culture Through Time，pp.107-108.

[34]Ibid.，p.125.

[35]Ohnuki-Tierney，E.，“The Monkey as Self in Japanese Culture”，Ohnuki-Tierney，E.，ed.，Culture Through Time，p.151.

[36]Ibid.，pp.151-152.

[37]Ohnuki-Tierney，E.，“Structure，Event and Historical Metaphor”，Culture Through Time，p.246；大贯惠美子：《作为自我的稻米：日本人穿越时间的身份认同》，石峰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

[38]Ohnuki-Tierney，E.，“Structure，Event and Historical Metaphor”，Culture Through Time，p.227.

[39]Valeri，V.，“Constitutive History：Genealogy and Narrative in the Legitimation of Hawaiian Kingship”，Ohnuki-Tierney，E.，ed.，Culture Through Time，p.157；Ohnuki-Tierney，E.，“Introduction：The Historicization of Anthropology”，Culture Through Time，p.19.

[40]Valeri，V.，“Constitutive History”，Culture Through Time，pp.169，174，190.

[41]Ibid.，pp.174，177.

[42]Handelman，D.et al.，“Shaping Time：The Choice of the National Emblem”，Ohnuki-Tierney，E.，ed.，Culture Through Time，p.216；Ohnuki-Tierney，E.，“Introduction：The Historicization of Anthropology”，Culture Through Time，pp.19-20.

[43]Ohnuki-Tierney，E.，“Introduction：The Historicization of Anthropology”，Culture Through Time，p.20.

[44]Ibid.，p.21.

[45]Leach，E.，“Aryan Invasions over Four Millennnia”，Ohnuki-Tierney，E.，ed.，Culture Through Time，p.230.

[46]Leach，E.，“Aryan Invasions over Four Millennnia”，Ohnuki-Tierney，E.，ed.，Culture Through Time，p.242.

[47]Ibid.，p.243.

[48]Peacock，J.，“Forms and Meaning in Recent Indonesian History：Some Reflections in Light of H-.G.Gadamer's Philosophy of History”，Ohnuki-Tierney，E.，ed.，Culture Through Time.

[49]Peacock，J.，“Forms and Meaning in Recent Indonesian History”，Culture Through Time，p.258.

[50]Ibid.，p.266.

[51]克斯汀·海斯翠普：《导论》，克斯汀·海斯翠普编：《他者的历史——社会人类学与历史制作》，贾士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页。

[52]同上书，第1页。

[53]克斯汀·海斯翠普：《导论》，克斯汀·海斯翠普编：《他者的历史》，第2页。

[54]安·克努森：《二元历史：一个地中海问题》，克斯汀·海斯翠普编：《他者的历史》，第92页。

[55]安·克努森：《二元历史》，克斯汀·海斯翠普编：《他者的历史》，第92—93页。

[56]同上书，第94页。

[57]同上书，第96页。

[58]同上书，第97页。

[59]同上书，第109页。

[60]克斯汀·海斯翠普：《导论》，克斯汀·海斯翠普编：《他者的历史》，第9页。

[61]约翰·戴维斯：《历史与欧洲以外的民族》，克斯汀·海斯翠普编：《他者的历史》，第17页。

[62]克斯汀·海斯翠普：《乌有时代与冰岛的两部历史（1400—1800）》，克斯汀·海斯翠普编：《他者的历史》，第114—115页。

[63]同上书，第127页。

[64]同上书，第129页。

[65]同上书，第129页。

[66]麦可·赫兹飞：《了解政治事件的意义——欧洲民族国家中的分支与政治》，克斯汀·海斯翠普编：《他者的历史》，第87页。

[67]玛丽莲·西佛曼、P.H.格里福：《历史人类学和民族志的传统》，玛丽莲·西佛曼、P.H.格里福编：《走进历史田野》，第11页。

[68]同上书，第12页。

[69]同上书，第14—15页。

[70]玛丽莲·西佛曼、P.H.格里福：《历史人类学和民族志的传统》，玛丽莲·西佛曼、P.H.格里福编：《走进历史田野》，第19页；西佛曼和格里福对汤玛斯镇详细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参见Gulliver，P.H.et al.，Merchants and Shopkeepers：A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An Irish Market Town，1200-1991，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5.

[71]第三部分的内容将在本书第七章中讨论。

[72]唐纳·柏德维尔-斐桑：《二十世纪早期的爱尔兰主干家庭——克瑞郡的一个个案研究》，玛丽莲·西佛曼、P.H.格里福编：《走进历史田野》，第257—258页。

[73]唐纳·柏德维尔-斐桑：《二十世纪早期的爱尔兰主干家庭》，玛丽莲·西佛曼、P.H.格里福编：《走进历史田野》，第258—259页。

[74]同上书，第260—261页。

[75]玛丽莲·西佛曼、P.H.格里福：《历史人类学和民族志的传统》，玛丽莲·西佛曼、P.H.格里福编：《走进历史田野》，第56页。

[76]唐纳·柏德维尔-斐桑：《二十世纪早期的爱尔兰主干家庭》，玛丽莲·西佛曼、P.H.格里福编：《走进历史田野》，第261页。

[77]玛丽莲·西佛曼、P.H.格里福：《历史人类学和民族志的传统》，玛丽莲·西佛曼、P.H.格里福编：《走进历史田野》，第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