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篇文章中，勒高夫探讨了历史人类学的问题，即历史学和民族学的结合。法国学者习惯使用“民族学”一词，尽管勒高夫在《新史学》中认为“人类学正取代着民族学”，但他仍经常使用“民族学”。可见，勒高夫将历史人类学与年鉴学派的传统紧紧融合在了一起，这是法国历史人类学的一个显著特征。......
2023-08-14
20世纪西方历史学与人类学：《他者的历史》
【摘要】：《他者的历史》是一本会议论文集。[51]《他者的历史》一书主要是“关于历史本质的反思”，包括“由他者历史的观点来质疑我们自己的历史概念”。这是“西方特有的历史意识”，即“一种假设社会变迁是相似的、持续的和直线性的意识方式”。[53]当这种观念破灭后，西方学者逐渐意识到每个社会都有其不同于欧洲社会的历史和历史观。[61]克斯汀·海斯翠普在《乌有时代与冰岛的两部历史》一文中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历史制作”的例子。
《他者的历史》是一本会议论文集。1990年，欧洲社会人类学家协会（European Association of Social Anthropologists，EASA）第一次会议在科英布拉（Coimbra）召开，会议的一项议题是“历史制作”（the making of history）。丹麦人类学家克斯汀·海斯翠普（Kirsten Hastrup）是这样谈论选择议题时的想法的：
我们是想在多年致力于使这门学科“历史化”并获致明显成功之后，清楚描绘出“历史学”在社会人类学中的地位。对于历史学与日俱增的了解，使人类学家对社会的时间和变迁投以较大的关注，这也意味着社会人类学对不同社会以不同的模式制作和思考历史一事，有越来越高的敏感度。[51]
《他者的历史》一书主要是“关于历史本质的反思”，包括“由他者历史的观点来质疑我们自己的历史概念”。[52]西方学者过去总是习惯于将欧洲社会（“热”社会）与传统社会（“冷”社会）相对，认为前者所代表的那种发展的、进步的历史观是人类唯一的历史观念，而其他的传统社会都是“没有历史的”，只有当这些传统社会接触到欧洲文化之后才开始拥有历史。这是“西方特有的历史意识”，即“一种假设社会变迁是相似的、持续的和直线性的意识方式”。[53]当这种观念破灭后，西方学者逐渐意识到每个社会都有其不同于欧洲社会的历史和历史观。人类学家安·克努森（Anne Knudsen）在《二元历史：一个地中海问题》一文中对这个问题有着深入的讨论。她在文中指出：
“历史”可以意指不同的事物。它可以用来指一个社会在书写或讲述过去时的自我再现，也可以代表明确而具体的社会情况、行动和发展。有关过去的不同故事，可以被视为是产生这些故事的社会的不同模式。[54]
这事实上构成了两种不同的历史：“一是作为（自我）再现之类别的历史，二是如同它一向被认为的，作为某种社会具体表征的历史，这类社会相信它们是随时间推移的，是不断发展和扩张的，是‘成熟的’和‘有生命力的’。”[55]这种区分是建构在现代性观念的基础上的，即稳定的、无变化的、无时间性的传统社会和历史变迁的现代社会。然而，随着现代性观念被质疑，一些学者开始意识到：在与欧洲文化接触之前，传统社会“很可能和当代的欧洲社会一样‘生产历史’”。[56]这就使学者们重新思考历史变迁问题：
在这个情况下，人类学式的“社会”观念，也就是把快速改变、缓慢改变和不改变的社会都涵括到一个总类别之下的观念，似乎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分析架构。于是，历史人类学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亦即历史变迁究竟是如何发生的。[57]
在文章中，克努森以18世纪科西嘉为例来说明如下问题：“这些社会依然是‘传统的’，因为它们似乎有相对稳定的平等社会价值观；但是它们也生产‘历史’，因为它们创造了社会阶级制度、进行军事扩张、膨胀其权力结构，甚至完成了某种程度的技术和经济革新。因而，不仅使它们各自都需要解释，需要在理论上加以探究；它们的合并更为历史人类学带来特殊的挑战。这种明显的矛盾，可以被放置在特定地区的特定时期加以详细研究。”[58]克努森在文章最后总结道：
西地中海地区的历史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明，上述情况是可能的，而传统社会也可因此转化为一个不断扩张的、中央集权的和具有历史未来的国家。这些传统社会与其所生产的历史变形之间的近亲关系，当然无法解释为什么这类事件会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发生。但是认识到这样的近亲关系，我们便可知道这个地区所表现出来的结构稳定，实际上是一种稳定的不稳定，而且它可以用它特有的形式进行改变，于是结构稳定这个问题便可迎刃而解。由这点看来，甚至我们自己的历史也可能不是如现代主义所想象的，是一条单向的道路。[59]
正是由于意识到每个社会都有其历史和自己的历史观，人类学家开始关注不同社会“本身制作历史的模式以及其本身思考历史的方式”。[60]英国人类学家约翰·戴维斯（John Davis）在《历史与欧洲以外的民族》一文中指出，如果想要将历史融入对社会活动的分析与解释中，就必须“关注人们建构过去的方式”，但是不同的人对于过去有着不同的思考方式。人们对于过去的思考有四种不同的类型：自传、先例、神话和历史，历史只是其中一种方式；而且对欧洲人而言，历史（线性的、有情节的）通常是“在欧洲这个情景脉络中所产生出来的那种对于过去的看法，大致是由一组欧洲式的概念和想法所主宰”。[61]
克斯汀·海斯翠普在《乌有时代与冰岛的两部历史（1400—1800）》一文中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历史制作”的例子。海斯翠普认为，历史的制作“有一部分取决于当地对历史的思考方式”，显然“各社会可以有不同的时间记录方式，而各社会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建构其历史”。[62]冰岛人有着不同于欧洲人的“时间因果律”的建构历史方式。冰岛人对过去的思考来自两种不同的经验：“一个是亲身经验到的历史，是式微的和退化的；另一个是想象的乌有时代，意味着永恒和古老。”[63]由于乌有时代的幻相有着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它构成了人们思考历史的方式，而“这种特殊的历史思考方式影响了历史的实际走向”。[64]同时，历史制作与历史记忆有关，海斯翠普写道：“在历史的再现中，历史密度是用来衡量某个事件是否值得记忆的判准；事件要为人们所记得并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就必须在文化上被体验为重要的。”[65]
类似的例子还有美国人类学家麦可·赫兹飞（Michael Herzfeld）的《了解政治事件的意义——欧洲民族国家中的分支和政治》一文。赫兹飞在文中有一段话很好地说明了“思考历史的方式”和“历史制作”的问题：“这样的习惯允许人们用过去的特殊解读来为目前的行动辩护；这样的习惯也承认某种故事情节，只要所有的行动者在结构上都同意的话，尽管他们对这个故事的特定事件有非常不一样的认知。人们借由将自己和‘自称是他们自己人的人’同化到这个情节中专属于‘我的那个主题’而‘制作历史’。”[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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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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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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