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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编纂问题与历史性问题的关联

【摘要】:历史编纂的认识论问题其实是历史性问题的延伸,即关注研究者本身的历史性问题。利奇认为印度历史上的雅利安人入侵并不存在,但关键问题是为什么学者们仍坚持这个观点,这就涉及历史编纂的问题。与之相关的另一个历史编纂问题是,人类学家在田野和民族志写作中的角色,这通常涉及伽达默尔的观点,詹姆斯·皮考克的论文探讨了这个问题。

历史编纂的认识论问题其实是历史性问题的延伸,即关注研究者本身的历史性问题。大贯惠美子指出:

研究者本身文化的历史性在历史表现中也起到重要作用。首先,非本土的学者会将其自身文化和其专业文化的历史性(历史编纂)强加于他们所研究的对象。……第二,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最近认识到表现的问题,这涉及研究对象和学者之间的权力不平等。……第三,学者和历史文本间关系的性质涉及许多认识论问题。[44]

埃德蒙·利奇的文章关注雅利安人入侵的问题。利奇认为印度历史上的雅利安人入侵并不存在,但关键问题是为什么学者们仍坚持这个观点,这就涉及历史编纂的问题。首先,利奇认为大多数学者对于神话和历史之间的关系持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大多数宗教神话和世俗传说都包含了被歪曲的历史的成分”,因此历史学家“将考古学提供的证据与宗教文本中的证据结合起来以拼凑史前文化背景的画面”。[45]同时,这些学者将古代文献(如《黎俱吠陀》)所使用的语言等同于当时日常使用的口头语,语言学家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来构建整个印欧语系的谱系的。

其次,这还涉及学术惰性。语言学家假定,“一种特定的语言是在一个特定的地点和特定的时间中使用的,而无须关注那儿之前的情况”,因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想象在真实生活中出现了军事征服,并消灭了之前存在的人口”。[46]

再次,这还与殖民主义有关。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精英认为自己将“纯洁的”文明带到了印度,就如同公元前两千年白皮肤的、操着原始印欧语的雅利安人征服了黑皮肤的、操着非印欧语的达萨人。[47]

埃德蒙·利奇的文章表明,研究者本身的文化会影响到其研究。与之相关的另一个历史编纂问题是,人类学家在田野民族志写作中的角色,这通常涉及伽达默尔的观点,詹姆斯·皮考克的论文探讨了这个问题。皮考克比较了他在印度尼西亚的三次田野经历:20世纪60年代初调查一种工人阶级戏剧(ludruk);1970年调查穆斯林中产阶级的原教旨主义运动(Muhammadijah);1979年调查的上层阶级的冥思俱乐部(Sumarah)。这三个运动(象征形式)首先与印尼社会的三个阶层有关(工人阶级、中产阶级、上层阶级);其次,与印尼当代历史的三个阶段有关(苏加诺时期大众文化的构建、苏哈托时期中产阶级的复兴、上层阶级追求内在状态的平衡);再次,与皮考克个人的经历有关(作为研究生、作为讲师、作为教授和系主任)。[48]

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必然涉及历史,因为文本和解释者都存在于历史之中。解释者的“前把握”(foremeaning)会影响到解释过程;前把握不仅是个人的,同时也是文化的。因此,在解释过程中,“当下的境况会影响一个文本的理解,但文本的理解也会影响到当下的境况。解释改变了解释者。解释本身是历史的一部分,并影响历史。”[49]因此,在伽达默尔那儿,解释过程是文本和解释者视界的融合(fusion of horizons)。皮考克在论文中反对伽达默尔的这一观点,他认为解释是由解释者控制的(如作者为什么选择这三个象征形式作为田野调查的对象,为什么这三个象征形式以这样的顺序呈现),而解释者的视界与文本的视界是相分离的。[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