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年鉴学派在西方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1]年鉴学派第三代历史学家也跻身于这场史学转型之中。[2]可见,年鉴学派的转型并不是对过去的彻底否定,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建立“新史学”——历史人类学。早在20世纪30年代,年鉴学派史学家就关注了人类学。1975年,勒高夫将自己的研究方向从“中世纪西方历史与社会”转变为“中世纪世界的历史人类学”。[5]年鉴学派的历史人类学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
2023-08-14
瓦莱里奥·瓦莱里(Valerio Valeri)以及唐·汉德尔曼(Don Handelman)和丽娅·珊迦-汉德尔曼(Lea Shamgar-Handelman)的论文主要关注“历史性”问题。瓦莱里的论文关注历史表现(表达过去和现在的模式)以及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关系的问题。瓦莱里认为,历史表现有两种不同但相关的模式,即横组合关系(syntagmatic relations)和纵聚合关系(paradigmatic relations)。横组合关系表明事件在事件链中的位置,在这种关系中,过去和现在是一种换喻式的关系,历史表现为一种累积的进程;在纵聚合关系中,过去和现在是一种隐喻式的关系,两者由相互之间的相似性或差异性所决定。[39]
在夏威夷的例子中,世系的叙述史(narrative history of genealogies)体现了历史表现的纵聚合模式,而世系歌(genealogical chants)则体现了历史表现的横组合模式。前者“将王位继承描绘为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表现了过去和现在之间的不连续性;后者“则将王位继承仅仅表现为长子继承规则的实例化,并在极少的例外情况中将头生儿描绘为男性”,表现了过去和现在之间的连续性。[40]两者作为艺术作品,不仅仅具有审美作用,而且还具有魔法效力;两者是共存的,其目的都是为了王权的合法化。[41]
唐·汉德尔曼和丽娅·珊迦-汉德尔曼的论文通过分析以色列建国时选择七分枝圣烛台(menorah)为国徽的过程来说明犹太人的历史性。七分枝圣烛台是“视觉的表象以及历史性的图像化编码”。七分枝圣烛台是古代以色列的圣物,置于圣殿之中;提图斯拱门上的浮雕雕刻了在圣殿被罗马人焚毁后七分枝圣烛台被带往罗马的场景。因而,七分枝圣烛台的回归表现了空间(回到圣地)和时间(回到上帝的时间)上的回归,这与犹太人的救赎观念相吻合。因此,七分枝圣烛台作为象征,“综合了时间(最后的犹太国家)、地点(耶路撒冷)、犹太民族以及原初的和永恒的特征”。[42]
大贯惠美子认为,这两篇文章表明:历史性不是静态的,它包含历史行动者的积极行动,这些历史行动者“使用、选择和制造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并对历史性的集体观念产生影响”。大贯惠美子进一步指出,夏威夷和犹太的概念和经验为历史性提供了如下的见解:(1)历史性倾向于高度选择性;(2)一个特定民族的历史性包含历史的多重表象;(3)在历史性中,过去和现在通过隐喻和换喻关系互相依赖和互相规定;(4)过去(或历史)的结构化时常为构建历史者的意图和动机所减缓。[43]
有关历史学与人类学:20世纪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的文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年鉴学派在西方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1]年鉴学派第三代历史学家也跻身于这场史学转型之中。[2]可见,年鉴学派的转型并不是对过去的彻底否定,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建立“新史学”——历史人类学。早在20世纪30年代,年鉴学派史学家就关注了人类学。1975年,勒高夫将自己的研究方向从“中世纪西方历史与社会”转变为“中世纪世界的历史人类学”。[5]年鉴学派的历史人类学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
2023-08-14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很早就关注着英国社会人类学对历史学的影响,他在1978年的一篇文章中如此评述:在英国,社会人类学是社会科学中至关重要的学科,至少是唯一一门能让一些历史学家抱有持续的兴趣并不断从中获益的学科。[8]霍布斯鲍姆曾表示,他对匪徒的研究受到了社会人类学的影响。1970年,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一文中,探讨了战后社会史的写作。......
2023-08-14
尽管历史学著作对人类学的影响很小,但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和特伦斯·兰格主编的《传统的发明》却是一个例外。同时,人类学家在进行历史人类学研究时并不认为是在进行历史学研究。更重要的是,通过人类学一般而言的跨文化传统,它将爱尔兰的历史人类学和其他文化、社会及时期在进行的和已经完成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系联在一起。......
2023-08-14
历史人类学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到了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开始反思历史人类学,并展望其前景。1981年夏秋的两期《跨学科历史杂志》以“新史学:20世纪80年代及以后”为题,对诸多历史领域的新发展进行了讨论,其中有一组(四篇)文章的主题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人类学和历史学”。科恩认为,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关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十分紧密的,直到18世纪人类学仍是历史学的一部分,且深深根植于西方的历史经验之中。......
2023-08-14
在这篇文章中,勒高夫探讨了历史人类学的问题,即历史学和民族学的结合。法国学者习惯使用“民族学”一词,尽管勒高夫在《新史学》中认为“人类学正取代着民族学”,但他仍经常使用“民族学”。可见,勒高夫将历史人类学与年鉴学派的传统紧紧融合在了一起,这是法国历史人类学的一个显著特征。......
2023-08-14
年鉴学派第三代历史学家放弃了布罗代尔式的宏观叙述,转向微观的研究,他们“不再把历史看做是吞没了许许多多个人的一个统一过程、一篇宏伟的叙述,而看做是有着许多个别中心的一股多面体的洪流”。首先,我尝试以人种学视角,分析13世纪初的军事行动:将布汶之战中的士兵视作异族部落,观察他们的行为举止、呐喊、激情以及令其癫狂的幻觉中的种种独特之处。......
2023-08-14
[37]在这三种方法中,基思·托马斯主要是运用社会人类学的功能主义来分析英格兰近代早期的大众信仰,这是基思·托马斯历史人类学研究的特色,同时这也成了他遭到质疑的一个主要方面。新一代的人类学从社会学转向语言学和哲学,关注“语言和象征决定人类理解和行为的方式”,他们的目标是“重建人类将概念秩序强加在外部世界的各种方式”。......
2023-08-14
年鉴学派一直注重跨学科的研究,布罗代尔就重视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其中主要是经济学、社会学和地理学等,这种取向和总体史的目标是相一致的。[9]年鉴学派第三代历史学家将目光转向人类学,这使得年鉴学派在研究方法上出现了重要的转变。这种强调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历史观带有强烈的人类学的旨趣和研究方法,是历史人类学的主要特征。......
2023-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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