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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成果

【摘要】:瓦莱里奥·瓦莱里以及唐·汉德尔曼和丽娅·珊迦-汉德尔曼的论文主要关注“历史性”问题。[41]唐·汉德尔曼和丽娅·珊迦-汉德尔曼的论文通过分析以色列建国时选择七分枝圣烛台为国徽的过程来说明犹太人的历史性。七分枝圣烛台是“视觉的表象以及历史性的图像化编码”。

瓦莱里奥·瓦莱里(Valerio Valeri)以及唐·汉德尔曼(Don Handelman)和丽娅·珊迦-汉德尔曼(Lea Shamgar-Handelman)的论文主要关注“历史性”问题。瓦莱里的论文关注历史表现(表达过去和现在的模式)以及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关系的问题。瓦莱里认为,历史表现有两种不同但相关的模式,即横组合关系(syntagmatic relations)和纵聚合关系(paradigmatic relations)。横组合关系表明事件在事件链中的位置,在这种关系中,过去和现在是一种换喻式的关系,历史表现为一种累积的进程;在纵聚合关系中,过去和现在是一种隐喻式的关系,两者由相互之间的相似性或差异性所决定。[39]

夏威夷的例子中,世系的叙述史(narrative history of genealogies)体现了历史表现的纵聚合模式,而世系歌(genealogical chants)则体现了历史表现的横组合模式。前者“将王位继承描绘为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表现了过去和现在之间的不连续性;后者“则将王位继承仅仅表现为长子继承规则的实例化,并在极少的例外情况中将头生儿描绘为男性”,表现了过去和现在之间的连续性。[40]两者作为艺术作品,不仅仅具有审美作用,而且还具有魔法效力;两者是共存的,其目的都是为了王权的合法化。[41]

唐·汉德尔曼和丽娅·珊迦-汉德尔曼的论文通过分析以色列建国时选择七分枝圣烛台(menorah)为国徽的过程来说明犹太人的历史性。七分枝圣烛台是“视觉的表象以及历史性的图像化编码”。七分枝圣烛台是古代以色列的圣物,置于圣殿之中;提图斯拱门上的浮雕雕刻了在圣殿被罗马人焚毁后七分枝圣烛台被带往罗马的场景。因而,七分枝圣烛台的回归表现了空间(回到圣地)和时间(回到上帝的时间)上的回归,这与犹太人的救赎观念相吻合。因此,七分枝圣烛台作为象征,“综合了时间(最后的犹太国家)、地点(耶路撒冷)、犹太民族以及原初的和永恒的特征”。[42]

大贯惠美子认为,这两篇文章表明:历史性不是静态的,它包含历史行动者的积极行动,这些历史行动者“使用、选择和制造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并对历史性的集体观念产生影响”。大贯惠美子进一步指出,夏威夷和犹太的概念和经验为历史性提供了如下的见解:(1)历史性倾向于高度选择性;(2)一个特定民族的历史性包含历史的多重表象;(3)在历史性中,过去和现在通过隐喻和换喻关系互相依赖和互相规定;(4)过去(或历史)的结构化时常为构建历史者的意图和动机所减缓。[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