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年鉴学派在西方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1]年鉴学派第三代历史学家也跻身于这场史学转型之中。[2]可见，年鉴学派的转型并不是对过去的彻底否定，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建立“新史学”——历史人类学。早在20世纪30年代，年鉴学派史学家就关注了人类学。1975年，勒高夫将自己的研究方向从“中世纪西方历史与社会”转变为“中世纪世界的历史人类学”。[5]年鉴学派的历史人类学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
2023-08-14
20世纪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
【摘要】：尽管马歇尔·萨林斯为历史人类学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模式，但学者们也注意到其模式中的缺陷。[16]为了弥补萨林斯理论中的缺陷，历史人类学从两个方面着手：其一，历史人类学关注“历史性”问题。[18]《时间中的文化》一书正是对这两个问题的反思。《时间中的文化》源于1986年1月13日至1月20日在摩洛哥的非斯城召开的学术讨论会。大贯惠美子认为，人类学的历史化必须考虑三个方面：历史过程、历史性和历史编纂。
尽管马歇尔·萨林斯为历史人类学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模式，但学者们也注意到其模式中的缺陷。大贯惠美子（Emiko Ohnuki-Tierney）指出了萨林斯历史人类学中的“共时性陷阱”，例如萨林斯将神话等同于历史以及用“历史的隐喻”来共时化历史，从而否认了夏威夷人自身的历史。[15]王爱和也注意到了萨林斯和布尔迪厄的实践方法的局限性：其一，“萨林斯和布尔迪厄著作中的‘结构’仍被视为既定的，预先存在的；而创造内涵、建构系统的过程则被忽视”；其二，“实践方法是一种以个人为中心的变化模式”，因而有学者建议“对动态变化的社会分析应当关注中间层次，注意‘关系’、‘资源’、‘表现’的维度”。[16]
为了弥补萨林斯理论中的缺陷，历史人类学从两个方面着手：其一，历史人类学关注“历史性”（historicity）问题。黄应贵认为，“历史性”概念与文化观念结合后成为“历史人类学探讨‘文化界定历史’的主要架构”，至此“历史人类学的主要研究课题与架构才真正确立”。[17]其二，历史人类学关注文化如何界定历史的问题，即“文化如何建构其历史意识与历史再现”的问题。[18]《时间中的文化》一书正是对这两个问题的反思。
《时间中的文化》（Culture Through Time）源于1986年1月13日至1月20日在摩洛哥的非斯城（Fez）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会议的主题是“时间中的象征主义”（Symbolism Through Time），与会者包括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詹姆斯·费尔南德斯（James Fernandez）、克利福德·格尔兹、埃德蒙·利奇、大贯惠美子、谢里·奥特纳、詹姆斯·皮考克（James Peacock）、保罗·拉比诺（Paul Rabinow）、马歇尔·萨林斯等人类学家以及历史学家彼得·伯克。
大贯惠美子认为，人类学的历史化必须考虑三个方面：历史过程（historical processes）、历史性（historicity）和历史编纂（historiography）。[19]论文集中的文章也是按这个标准编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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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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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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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马歇尔·萨林斯为历史人类学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模式，但学者们也注意到其模式中的缺陷。[16]为了弥补萨林斯理论中的缺陷，历史人类学从两个方面着手：其一，历史人类学关注“历史性”问题。[18]《时间中的文化》一书正是对这两个问题的反思。《时间中的文化》源于1986年1月13日至1月20日在摩洛哥的非斯城召开的学术讨论会。大贯惠美子认为，人类学的历史化必须考虑三个方面：历史过程、历史性和历史编纂。......
2023-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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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文章中，勒高夫探讨了历史人类学的问题，即历史学和民族学的结合。法国学者习惯使用“民族学”一词，尽管勒高夫在《新史学》中认为“人类学正取代着民族学”，但他仍经常使用“民族学”。可见，勒高夫将历史人类学与年鉴学派的传统紧紧融合在了一起，这是法国历史人类学的一个显著特征。......
2023-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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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萨林斯的详细阅读
[36]可见，萨林斯的历史人类学正是建立在布尔迪厄实践论的基础之上的。夏威夷的社会体系就是一种述行的结构，“将偶然性事件包含于公认结构之中，并在历史行动中理解神话的关系”。[39]正是通过这种实践论，萨林斯将事件和结构联系起来，将历史引入结构之中，消融了“共时性／历时性”“结构／历史”之间的鸿沟，建立“一种结构的、历史的人类学”。另一方面，萨林斯的历史人类学也受到了格尔兹的“深描”方法的影响。......
2023-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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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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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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