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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制作:传统发明与实践

【摘要】:[4]除了历时性问题之外,历史制作还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传统的发明”。[8]美国人类学家罗纳托·罗萨尔多的《伊隆戈人的猎头:一项社会与历史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历史制作的范例。[14]在本章中,我通过介绍三本历史人类学的论文集来展现人类学家是如何制作历史的。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人类学家开始反思“土著社会没有历史”的传统人类学观念。[1]当时,民族志写作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完全表现一个异文化的生活世界,并同时表明这种表现得以建构的独特历史时刻和诠释过程”。[2]因此,人类学家将历史引入民族志写作,从共时性视角转向历时性视角。景军在《神堂记忆》一书中,就试图采用历时性的视角,将甘肃省永靖县大川村视为“时间之内的存在”,并“放在历史情境内加以研究”。他写道:

这(样)做的首因是孔家人本身总是通过历史透镜考察自己的生活以及孔庙的意涵。孔家人不但一直努力地去理解庙宇或社区意味着什么,而且不断主动地记录历史。这一努力包括将口述历史代代相传、编写大量族谱、刻写大量庙宇对联、撰写醒目的纪念性匾额、精心制作祖先灵牌、举办大型有历史意义的祭奠仪式。[3]

同时,这种历史意识的生产主要基于“人们对记忆的建构”,在大川村,“历史的概念不可避免地与国家政治、地方冲突、道德理性、社区苦难、宗教信仰以及仪式行为交织在一起,同时又受到影响”。[4]

除了历时性问题之外,历史制作还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传统的发明”。传统的发明是与历史相关的,如霍布斯鲍姆在《传统的发明》一书的导论中所言:“发明传统本质上是一种形式化和仪式化的过程,其特点是与过去相关联。”[5]霍布斯鲍姆在后面又进一步解释道:“因为一切被发明的传统都尽可能地运用历史来作为行动的合法性和团体一致的黏合剂。”[6]因此,无论是史学家还是人类学家,在研究传统的发明时都要探究人类与过去的关系。我们再以景军的《神堂记忆》为例。20世纪90年代初,大川村恢复祭孔典礼时,一方面已经没有人了解完整的传统仪式,另一方面,庙管们在制订仪式时也不得不考虑现实和政治的因素,因此最终的典礼是一项传统的发明。

他们(庙管们)从族谱记载、口述传统和目击叙述中选择了有关过去的重要片断,开会拟定如何操作仪式的规定,重构庙宇的历史,完成资金积累,为庙宇及其相关活动选择专门名称。这就很像排练的一个过程,在集体商议、一致利益以及制度责任的框架中重新组织个人的历史回忆,最终形成集体记忆。[7]

可见,庙管们通过创造传统以建立合法性,但这一过程并不是“一个随意的或武断的过程”,因为“被创造的传统必须适应于各种社会考虑或习俗”。[8]

美国人类学家罗纳托·罗萨尔多(Renato Rosaldo)的《伊隆戈人的猎头:一项社会与历史的研究(1883—1974)》(Ilongot Headhunting,1883-1974,1980)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历史制作的范例。

罗萨尔多在《伊隆戈人的猎头》一书中“通过对仇杀的探究,对个人史的收集,以及对地方史的回溯”,考察了1883年至1974年间菲律宾吕宋岛伊隆戈人的历史,主题包括仇杀、结盟、猎头的政治、婚姻的政治以及历史视野中的仇杀等。第一部分通过“对仇杀的探究”展现了伊隆戈人的历史观念。对伊隆戈人而言,“过去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影响着当下的生活”,因此对仇杀往事的历史叙述展现了伊隆戈人独特的建构历史的方式。

第二部分通过“对个人史的收集”展现了“人们行为中的社会结构”。当时的人类学家不仅关注社会结构,还关注结构和事件之间的关系,因此在民族志写作中就需要处理“受事件侵袭的结构和被偶然性中断的文化一致性”。[9]罗萨尔多认为民族志写作中应展现结构与事件之间的互动,因为“社会的运行靠的不是简单的结构原则,而是人们面对不同事件时做出的随机应变的反应”。[10]因而,今天民族志的任务就是“要一改过去民族志对社会结构的单一视角,展现出个人史、整体史,以及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动的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11]在伊隆戈的例子里,伊隆戈人不仅受到社会结构和文化规则的影响,还要受到动荡时局(如日本人的入侵、殖民政策、移民的涌入以及新部落传教团的传教等)的影响。面对这些影响,伊隆戈人“用自己的文化结构理解、融入这些局势的动荡”,因此,“伊隆戈社会并不是按直线发展,而是沿着时歇时续、随之改变方向的不规则运动”。[12]

第三部分通过“对地方史的回溯”,在历史视野中考察伊隆戈人的“伯坦”(bērtan,族群)和仇杀。伯坦并不是固定的,它会随着时间和历史发展而改变,而这又会影响到伯坦的认同和伯坦间的仇杀。罗萨尔多反对共时性的视角,主张在历史视野中考察文化模式。

正如罗萨尔多自己所言,书名中的“社会与历史”指的就是“固定社会结构与人类行为的互动”。将历史引入人类学,“不仅强调社会的本质,也关注人类对他们生生死死居于其中的世界,加以不断建设、利用甚至改造的方式”。[13]《伊隆戈人的猎头》向我们展现了“制作历时性的民族志或民族志史学的一种方式”,并表明“历时性的或历史的视角是民族志一种有力的描述和分析路径”。[14]

在本章中,我通过介绍三本历史人类学的论文集来展现人类学家是如何制作历史的。这三本著作都出版于20世纪90年代,它们是《时间中的文化》(1990年)、《他者的历史》(1992年)以及《走进历史田野》(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