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萨林斯的历史人类学

马歇尔·萨林斯试图摆脱长久以来存在于人类学和历史学（尤其是布罗代尔的史学）中的“事件”与“结构”之间的对立，倡导事件的回归，并试图建立一种“历史的可能理论”。并不是所有发生之事（happenings）都是事件（event），只有那些有历史意义之事才是事件，而这种意义是由文化语境决定的。^[30]在萨林斯看来，“事件”与“结构”是相互定义、相互形塑的，结构是过去事件累积的结果，而事件只有在结构中才能被理解。^[31]在这里，萨林斯的“结构”不同于结构主义的概念，而是更倾向于安东尼·吉登斯“结构二重性”的观点。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指出，“在结构二重性的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而不像涂尔干所说的是‘外在’的。不应将结构等同于制约。相反，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32]

因而，萨林斯关于事件的理论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人们总是将事件放在结构中加以理解，例如夏威夷人将库克船长视作罗诺神，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传统的文化结构中理解欧洲人的到来这一事件。另一方面，将事件纳入结构中也会造成危险，因为事件本身是有指涉性的，它会破坏结构的意义，同时行动者的利益也会加速这一过程，最终可能导致结构的转型；例如，夏威夷头人通过将库克船长视为神，从而获得了与欧洲人贸易的垄断权，但将夏威夷的玛纳观念赋予新的指涉，这改变了其传统的意义，最终会危及结构的稳定。

在建立了关于“事件”的“一种历史的可能理论”后，马歇尔·萨林斯运用了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实践论和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的“深描”方法来分析库克船长之死这一历史事件以及由殖民遭遇而引发的夏威夷群岛的结构转型。

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实践论力求“在结构与人的行动之间寻求辩证关系和人的能动性”。^[33]布尔迪厄的实践论通过构建惯习等概念，超越了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间的对立。惯习在结构和实践之间起中介作用，结构是通过惯习与实践建立联系的。尽管从本质上说，惯习需要保证自身的稳定性，但同时惯习也不断地对结构加以修正和改变：惯习时刻都在按先前经验生产的结构使新的经验结构化，而新的经验在由其选择权力确定的范围内，对先前经验产生的结构施加影响。可见，正是通过惯习，结构和实践确立了辩证关系。

传统的人类学家长期以来都关注“系统如何形塑实践”的问题，他们认为“文化形塑、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支配了行为”。^[34]现在的人类学家则关注“实践是如何形塑系统”的问题，这涉及两个问题：“实践如何再生产系统以及实践如何改变系统”。^[35]对于这两个问题，马歇尔·萨林斯提出了自己的模型，即“实践的改变以一种相当不同的方式引发系统的变迁”，谢里·奥特纳将萨林斯的模型概述如下：

简言之，萨林斯认为处于不同社会位置的人有着不同的“利益”，并且他们相应地展开行动。这本身并不意味着冲突或斗争，也不意味着有着不同利益的人持有完全不同的世界观。然而，这却意味着他们在机会出现时会试图提高他们各自的位置，尽管他们是以处于他们位置中的人所使用的传统的方式来进行的。当呈现传统关系模式（如头人和平民或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的传统策略在新现象（如库克船长抵达夏威夷）中被使用，而这些新现象却无法以传统的方式来回应这些策略时，变迁就发生了。……此外，由于认为变迁主要通过（徒劳地）试图运用传统的解释和实践而发生，因而他的模型结合了再生产的机制和转型的机制。如他所言，变迁是失败的再生产。^[36]

可见，萨林斯的历史人类学正是建立在布尔迪厄实践论的基础之上的。萨林斯坚持主张“人类学家所称的‘结构’——文化秩序的象征性关系——乃是一种历史事物”，这种主张“明确地超越了广泛存在于人文学科中的‘结构’与‘历史’之间的概念对立”。^[37]萨林斯认为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历时性，并提出了“述行的”（performative）和“规定的”（prescriptive）结构，认为这是“对结构在文化秩序中和历史过程中得以实现的各种方式所作的一种理想型区分”，述行的结构倾向于“将自身融浸于偶然性情境中”，而规定的结构倾向于“以一种否认其情境偶然性或突发性的方法把这种情境吸收为自身的一部分”。夏威夷的社会体系就是一种述行的结构，“将偶然性事件包含于公认结构之中，并在历史行动中理解神话的关系”。萨林斯认为，在夏威夷的个案中，“各种情境的事件经常根据它们与既存安排的差异和分离来进行标识和估价，因此，人们随后能根据这些事件而采取行动，去重新构建他们的社会条件”。^[38]

同时，萨林斯用“情势结构”（structure of the conjuncture）这一术语来对事件和结构进行综合，情势结构表示“在一种具体的历史脉络中，文化范畴在实践上的表现”。^[39]正是通过这种实践论，萨林斯将事件和结构联系起来，将历史引入结构之中，消融了“共时性／历时性”“结构／历史”之间的鸿沟，建立“一种结构的、历史的人类学”。

另一方面，萨林斯的历史人类学也受到了格尔兹的“深描”方法的影响。当田野考察方法受到结构主义人类学的威胁时，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捍卫了民族志在文化人类学中的地位，并用新的民族志代替旧的民族志。在格尔兹那儿，民族志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仅仅是一套程序，即“建立关系、选择调查合作人、作笔录、记录谱系、绘制田野地图、写日记等”，而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对‘深描’的追寻”。^[40]“深描”（thick description）是格尔兹从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那儿借用的术语，是指对意义的分层次的深入阐释，因此民族志不再是一种观察行为，而是一种解释行为。格尔兹曾用“深描”方法对巴厘岛的斗鸡游戏进行了分析：在巴厘岛，斗鸡不仅是一场大众游戏、赌博，它也体现了巴厘人的气质、男人与雄鸡之间的暗喻关系，它更是整个村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地位的体现。

我们可以发现，萨林斯对库克船长之死的研究与格尔兹对巴厘岛斗鸡游戏的研究有相似之处，他们都使用“深描”的方法，多层次地分析事件背后的文化语境和社会结构。反过来可以说，这些事件只有在社会语境和社会结构中才能得以理解。在萨林斯的分析中，库克船长之死不再仅仅是一个历史事件，它必须被纳入整个夏威夷的神话—实践中去理解，这一事件的意义取决于结构，它是“历史的隐喻与神话的现实”。同时，结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公认的范畴在实践中被重新估价、界定，最终导致结构的转型。萨林斯将夏威夷群岛的殖民遭遇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探讨了夏威夷群岛王国早期历史中的结构，分析了夏威夷群岛在遭遇殖民的过程中所经历的结构转型与历史变迁。

但是我们必须指出的是，萨林斯的研究与格尔兹的研究并不是完全相同的：萨林斯的研究是基于对文本的分析的，属于历史人类学；而格尔兹的研究是基于对事件的直接观察的，仍属于传统的人类学范畴。因此，相对于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历史人类学“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图进行调查”，不能对证人“进行提问和辩驳”。^[41]文本和事件本身存在着不对称性，这也正是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不对称性，文本并不能完全反映历史的真实。因此，我们必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萨林斯的研究方法是否存在对文本进行过度诠释的问题？而且其中有文化决定论的倾向，“人们试图赋予事件以意义，而这样的做法又以他们自己的知识本身为限度，换言之是在他们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寻求事件的意义”。^[42]因此，我们必须记住，萨林斯提出的仅仅是一种历史的解释而非一个历史事实，我们无法真正地了解夏威夷岛的历史事件。

正如萨林斯自己所表明的，他的历史人类学是“历史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history）。^[43]萨林斯的目的并不是对斐济或夏威夷进行历史研究，而是显示斐济或夏威夷是如何成为“历史之岛”的：“历史中的岛屿，它们有历史，同时它们也根据一种特定的（如果绝非唯一的）时间秩序和历时性规则创造历史。”^[44]

【注释】

[1]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上卷）》，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312页。

[2]Sartre，J.-P.，Search for a Method，Barnes，H.E.，trans.，Alfred A.Knoff，Inc.，1963，p.xxxiv.

[3]Tambian，S.J.，Worl d Conqueror and Worl d Renouncer：A Study of Bud dhism and Polity in Thailand against a Historical Backgrou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pp.3-5.

[4]Tambian，S.J.，World Conqueror and World Renouncer，p.5.

[5]马歇尔·萨林斯：《历史之岛》，蓝达居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9—160页。

[6]马歇尔·萨林斯：《历史的隐喻与神话的现实》，刘永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53—260页。中译本将《历史的隐喻与神话的现实》和《历史之岛》合订在一起出版。

[7]同上书，第245页。

[8]马歇尔·萨林斯：《历史之岛》，第121—122页。

[9]同上书，第112页。

[10]马歇尔·萨林斯：《历史之岛》，第196页。

[11]马歇尔·萨林斯：《历史的隐喻与神话的现实》，第248页。

[12]马歇尔·萨林斯：《历史之岛》，第76页。

[13]同上书，第83页。

[14]同上书，第80页。

[15]同上书，第185页。

[16]赵旭东：《神话的文化解释及其争论》，《民俗研究》2001年第1期，第166页。

[17]同上文，第166页。

[18]马歇尔·萨林斯：《“土著”如何思考：以库克船长为例》，张宏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页。

[19]马歇尔·萨林斯：《历史之岛》，第3页。

[20]马歇尔·萨林斯：《历史的隐喻与神话的现实》，第281页。

[21]同上书，第270页。

[22]马歇尔·萨林斯：《历史之岛》，第179页。

[23]同上书，第191页。

[24]同上书，第191、186页。

[25]马歇尔·萨林斯：《历史的隐喻与神话的现实》，第301页。

[26]马歇尔·萨林斯：《历史的隐喻与神话的现实》，第307—319页。

[27]同上书，第320页。

[28]马歇尔·萨林斯：《历史的隐喻与神话的现实》，第321—322页。

[29]同上书，第325页。

[30]Sahlins，M.，“The Return of the Event，Again；With Reflections on the Beginnings of the Great Fijian War of 1843 to 1855 Between the Kingdoms of Bau and Rewa”，Biersack，A.，ed.，Clio in Oceania：Toward a Historical Anthropology，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1991，p.45；马歇尔·萨林斯：《历史之岛》，第11页。

[31]Sewell，W.H.，Jr.，“A Theory of the Event：Marshall Sahlins's‘Possible Theory of History’”，Logics of History：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5，p.178.

[32]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李康、李猛译，王铭铭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89—90页。

[33]王铭铭：《想象的异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散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90、63—64页。

[34]Ortner，S.，“Theory in Anthropology since the Sixties”，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26，No.1，Jan.，1984，p.152.

[35]Ibid.，p.154.

[36]Ortner，S.，“Theory in Anthropology since the Sixties”，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26，No.1，Jan.，1984，pp.155-156.

[37]马歇尔·萨林斯：《历史之岛》，第3—4页。

[38]同上书，第8—9、47页。

[39]同上书，第11页。

[40]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页。

[41]乔治·杜比：《法国历史研究的最新发展》，《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1期，第102页。

[42]赵旭东：《神话的文化解释及其争论》，《民俗研究》2001年第1期，第168页。

[43]《历史之岛》的第二章的标题是“他者的时代，他者的风俗：历史人类学”（Other Times，Other Customs：The Anthropology of History）。关于“历史的人类学”，参见本书导论。

[44]Hartog，F.，Regimes of Historicity：Presentism and Experiences of Time，Brown，S.，tran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5，p.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