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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实践:库克船长与垂死神明

【摘要】:马歇尔·萨林斯的历史人类学主要以讨论库克船长在夏威夷群岛的遭遇为基础。当英国的库克船长在1778年年初首次出现在考爱岛和尼豪岛时,被夏威夷人视为“一次神圣的出场”。从结构上而言,库克船长这一事件不再是一个事件。库克船长的出现和死都不再是一个事件,而是被视为罗诺神,进而被纳入玛卡希基仪式和整个夏威夷的社会文化结构之中。萨林斯对库克船长的解释遭到了人类学家

马歇尔·萨林斯的历史人类学主要以讨论库克船长在夏威夷群岛的遭遇为基础。当英国的库克船长在1778年年初首次出现在考爱岛和尼豪岛时,被夏威夷人视为“一次神圣的出场”。库克船长的“决心”号于1778年11月26日到达毛伊岛附近海域,12月2日开始进行环绕夏威夷岛的航行,1779年1月17日,库克船长在凯阿拉凯夸湾(Kealakakua Bay)登陆。在那里,库克船长受到了“万余狂欢的夏威夷人的热烈欢迎”,在希基奥神庙中,库克成了罗诺神:他被人用嚼烂的椰肉涂抹,祭司还给他喂食,而金中尉协同另一位祭司把他的双臂伸展开来,祭司的助手们则吟唱起传统的歌谣。[5]

库克船长之所以被夏威夷人确认为罗诺神,一般认为是因为库克船长环绕夏威夷岛的航行暗合了“玛卡希基”(Makahiki)仪式。根据夏威夷的传统,玛卡希基仪式是以日落时昴宿星团(Pleiades)出现在地平线为标志的,在1778年,这可能出现于11月18日。在玛卡希基仪式期间,罗诺崇拜暂时代替了库神崇拜,而且国王在一段时间内也被隔离起来,人牲也被中止。人们抬着罗诺偶像(一个横档的标志,在横档上垂下白盖布)和其他神一道,在每个主要岛屿之间进行仪式性巡游。这种巡游表示罗诺对土地的占有。罗诺的巡游持续23天,根据惯例,以神的右手指向岛屿内地的中心,它是“向右的巡游”(顺时针方向)。最后罗诺的神像回到祖庙,几天后罗诺经历仪式性的死亡,最后玛卡希基偶像被拆卸、捆绑起来,并隔离在庙中。仪式结束时,国王经过特定的斋戒仪式转变回正常的地位,库神崇拜得以恢复,而罗诺则重新回到玛卡希基去。1779年1月17日,库克船长在凯阿拉凯夸结束巡游。1779年,玛卡希基的最后仪式大约是在2月1日结束的,2月4日清晨,库克离开了凯阿拉凯夸这个仪式举行的传统地点,并向卡拉尼奥普国王(Kalaniopu'u)和高级祭司保证他下一年会再回来。2月11日,“决心”号不幸折断前桅,不得不重新回到凯阿拉凯夸。2月14日,库克被夏威夷人杀死。[6]

正如萨林斯在分析这一事件时所指出的:“库克在夏威夷出生入死的事件,在许多方面都是一种神话现实的历史隐喻。”[7]在这一事件中,库克船长和卡拉尼奥普国王,分别代表了罗诺和库神,他们是角逐夏威夷权力的两个天然敌手。

玛卡希基仪式体现了夏威夷的神—头人废黜土著统治世系的整个理论。在夏威夷的神话—政治传统中,国王是以“外来者/海洋者/妻子获得者”的身份出现的。外来者从海洋来到陆地,通过娶当地高层妇女来篡夺权力和土地,因此,国王与人民就好比外来者相对于当地人,海洋相对于陆地,获得妻子者相对于提供妻子者。法国人类学家、历史学家杜梅泽尔(Georges Dumezil)用celeritas和gravitas来命名这两种对立的力量,“celeritas指胜利的王子们所具有的年轻的、活跃的、无秩序的、神奇的和创造性的暴力;而gravitas则指定居人民所具有的庄严的、沉着的、贤明的、祭司似的、平静的和生产性的性情”。这两个词语的联合产生了一个第三者,一个至高无上的君主[8]

每当一位国王去世时,随之而来的是仪式性的混乱,那时世界消解了,一直到新国王返回来恢复禁忌,即恢复社会秩序。无论前一位国王是否死于新任国王的篡夺,新任国王都要进行仪式重演神话最初的篡夺,因此,每位国王的继位“乃是对社会生活最初体系的重新概括,也是对宇宙的再创造”。[9]而同样,玛卡希基仪式也重演了夏威夷的神—头人废黜土著统治世系的整个理论。罗诺(被废黜的神)回来拥有土地,而国王的权力和库神的崇拜被暂停,直到仪式最后,在罗诺的象征性死亡之后,国王(真正的篡位者)又恢复了权力。

“决心”号的返回犯了一个仪式上的错误,这一事件引发了夏威夷神话政治危机。库克船长从一个受崇敬者转变为一个受敌视的对象,他被一位头人的铁短剑击中而一头栽入水中,随即一大群人围攻他,最后库克船长的尸体被夏威夷国王用作祭品。尽管在我们看来,库克船长的死是“神话的现实”;但对夏威夷人来说,库克船长的死是仪式性的,因此,即使在杀死库克船长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夏威夷人一直都坚信他会再回来。

从结构上而言,库克船长这一事件不再是一个事件。萨林斯认为,“事件是系统的经验形式,而所有的事件都具有文化上的系统性与非偶然性”,一个事件的意义“取决于结构的存在和作用”。[10]因此,一个事件必须被纳入神话—实践中去理解,“神话是以他们作为过去的意识形态的投射,来调整现在的实际安排的‘宪章’”。[11]

萨林斯曾以毛利人作为例子来阐释“神话—实践”的问题。19世纪,在毛利人起义期间就任新西兰总督的乔治·格雷(George Gray)爵士发现,为了与毛利人打仗,他必须对毛利诗歌和神话有充分的了解,“否则他无法同毛利的头人们磋商战争与和平的关键问题”。[12]

1844年—1846年的毛利人起义围绕着“一根特定的杆子”——一根飘扬着英国国旗的旗杆,而这成为“战争的根本原因”。殖民者和毛利人对旗杆的象征意义的理解是不同的。对殖民者而言,重点在国旗(而非旗杆),国旗是神圣的,象征着“女王的主权”,而这个“主权”是毛利人在1840年的条约中所放弃的;对毛利人而言,旗杆类似毛利的土阿胡(tuahu):插在一个低矮的土堆上的一根柱子或一枝树木,就像建在诸多毛利居住区的那些神圣禁地,代表他们对部落土地自古以来的所有权。[13]在这里,萨林斯发现了西方历史观和毛利人的区别:“西方思想竭力想沿用偶然事件背后的力量或结构(诸如生产或心态),把偶然事件的历史理解为突发性事件;毛利人的世界却展示为一种永恒的回归,亦即相同体验被反复证明。”因此,对毛利人来说,“过去的体验就是体验现在的方式”。[14]

如同毛利人的情况,夏威夷的历史“自始至终都是建立于结构的基础之上,建立于对偶然性情景的系统化编排的基础之上”。[15]夏威夷头人把库克船长的出现纳入自己的神话—实践之中。库克船长的出现和死都不再是一个事件,而是被视为罗诺神,进而被纳入玛卡希基仪式和整个夏威夷的社会文化结构之中。

萨林斯对库克船长的解释遭到了人类学家加纳纳什·奥贝赛克拉(Gananath Obeyesekere)的批评,并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争论。奥贝赛克拉在1992年出版的《库克船长的神化》(The Apotheosis of Captain Cook)中认为,库克船长的神化是一种欧洲人的启蒙神话,因此库克船长的故事便是“一个征服的神话、一个帝国主义的神话以及文明的神话”。[16]奥贝赛克拉认为夏威夷人具有普遍的理性,因此他们不会将库克这样一个外貌、语言和行为都与夏威夷人不同的人视为神,他们只是将库克船长加封为最高禁忌的头人,并仅仅在其死后才将其神化为阿夸神(akua)。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把死去的库克变成阿夸神就比把活着的库克尊为罗诺神更加的理性吗?”[17]同时,这种普遍的理性本身也有欧洲启蒙神话的嫌疑,正如萨林斯所评论的:“在最终的分析中,奥贝赛克拉的反种族中心主义变成了一种同等的和颠倒的种族中心主义,即夏威夷人始终实践着一种资产阶级理性。”[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