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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历史人类学:结构与历史的交融

【摘要】:[2]之后,人类学家就一直试图摆脱结构主义,建立一种“结构的、历史的人类学”。因此,谭拜尔在第一部分考察了这些主题的历史背景。[4]谭拜尔正是通过历时性研究和共时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式来构建一种“结构的、历史的人类学”。在这一章中,我以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为例,说明萨林斯的历史人类学是如何致力于消融结构主义人类学的“共时性/历时性”“结构/历史”之间的鸿沟,试图建立一种结构的、历史的人类学的。

历史人类学存在着一个理论困境,即人类学通常并不关注历史,尤其在结构主义人类学那里,它强调结构而忽视历史,例如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就认为“历史的内容完全是幻觉性和神话性的”[1]

1957年,让-保罗·萨特在《方法的问题》(Questions de Méthode)一书的前言中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今天能有方法建立一种结构的、历史的人类学吗?”[2]之后,人类学家就一直试图摆脱结构主义,建立一种“结构的、历史的人类学”。人类学家谭拜尔(Stanley Jeyaraja Tambiah)在1976年出版的《世界征服者与遁世修行者》(World Conqueror and World Renouncer:A Stud y of Bud dhism and Polity in Thailand against a Historical Background)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世界征服者与遁世修行者》的第二部分基于谭拜尔的田野考察,内容主要是研究当今泰国佛教、僧伽、王权和政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但在研究中,谭拜尔发现,“除非考察这些主题在19世纪的发展和结构,否则无法系统地和有意义地处理这些主题”,甚至需要更进一步回溯到印度早期佛教的教义、世界图景、关于救赎和社会秩序的观念以及关于王权和政体的概念等。因此,谭拜尔在第一部分考察了这些主题的历史背景。[3]如果说,《世界征服者与遁世修行者》的第二部分是传统人类学的共时性研究的话,那第一部分就是历时性研究。谭拜尔将“佛教的‘形成’以及僧伽与政体的联系理解为一个总体的社会事实”,用“连续和变迁的术语”构建一个“历史的总体”,并说明总体的过程以及总体如何随着时间的变迁而形成今天的形态。[4]谭拜尔正是通过历时性研究和共时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式来构建一种“结构的、历史的人类学”。

在这一章中,我以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为例,说明萨林斯的历史人类学是如何致力于消融结构主义人类学的“共时性/历时性”“结构/历史”之间的鸿沟,试图建立一种结构的、历史的人类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