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建构和社会变革：20世纪西方历史人类学的实践与理论

2023-08-1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文化的建构”还包括另一个方面的内容：建构的文化，即某种文化是如何被建构的。正如洛夫格伦所认为的：“文化对其时间的建构揭示出人们生活与思维方式的大量信息，这是理解每个社会的文化基础的一把钥匙。”中产阶级新的家庭观念体现在夫妻、父母身份和家屋三个方面的变化。在这一章中，我通过族属的建构和科学共同体的建构这两个例子表明了文化对社会的这一建构过程。

“文化的建构”还包括另一个方面的内容：建构的文化，即某种文化是如何被建构的。瑞典学者奥维·洛夫格伦（Orvar Löfgren）和乔纳森·弗雷克曼（Jonas Frykman）的《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美好生活》探讨了1880年到1910年间“瑞典中产阶级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的形成过程”，即“中产阶级文化如何转变为一种主流生活方式，一种现代社会的主导文化”。^[51]正如作者在绪论中所言，该书的中心议题是“文化建构（culture building）的概念”^[52]，这个概念“强调在过程中研究文化，文化如何不断塑造和再塑造，如何处理矛盾和差异，如何扬弃”^[53]。他们写道：

本书的研究并不是特别关注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文化的源起。我们的历史眼光稍微短一点，主要聚焦于这样一个过程：一个扩张中的阶层开始将自身生活方式和观念定义为“瑞典文化”甚至“人类本性”，同时伴随它企图殖民和改造其他社会群体文化的努力，这些社会群体被他们视作低等文化乃至无文化的代表。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呈现出一个时代的文化历史，而是想用历史的眼光，探讨一种文化霸权可能被发展或被挑战的方式。^[54]

奥维·洛夫格伦讨论了中产阶级文化是如何构建时间、自然和家庭的。

（1）对时间的建构。时间的观念是社会的基础，而时间的观念也因社会的不同而各异。正如洛夫格伦所认为的：“文化对其时间的建构揭示出人们生活与思维方式的大量信息，这是理解每个社会的文化基础的一把钥匙。”^[55]

中产阶级的时间观念和农民的时间观念是不同的，前者是线性的，后者则是循环的。18、19世纪工业生产的发展对“时间观念和守时提出新的要求”^[56]。新的时间观念最明显地体现在19世纪的工厂和学校中，资产阶级通过各种方式（规章制度、精细的时间表、铃声等）来规训时间；新的时间观念“通过工作和学习而被内化，成为中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57]。

（2）对自然的建构。19世纪，中产阶级对自然的观念蕴涵了显著的矛盾。一方面他们将自然视为开发的对象，这种工业景观“被理性、算计、利润和效率充斥”；另一方面是对自然的浪漫态度，这种态度折射出中产阶级世界观中与工业化相悖的观念，即“对乌托邦式的过去和未遭工业破坏的自然王国怀旧式的追求”^[58]。

对自然的浪漫态度形成了两个后果：①新的审美趣味。中产阶级对那些没有工业生产力的大自然（如群山和海岸等）感兴趣，并对景观形成了新的审美标准；同时，各种类型的作品（如风景画、素描、照片和明信片等）又反过来加强了这种审美标准。②自然和非自然的二元对立。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自然和非自然的二元对立日益明显，这种对立与乡村和城市的对立相吻合；同时，这种对立又反映了中产阶级文化上的矛盾，“一方面他们憎恶‘自然方式’，但另一方面，又渴望和迷恋‘自然生活’”。^[59]

（3）对家庭的建构。文化不仅创造了新的自然观念，还对社会景观进行重新配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家庭。中产阶级新的家庭观念体现在夫妻、父母身份和家屋三个方面的变化。①夫妻。在农民社会中，夫妇的重要性“在于经济而不是情感上的需要”；而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夫妻之间“以劳作精神为本”的关系瓦解了，那现在中产阶级则“强调情感对于维系家庭的重要性”，并“将浪漫的爱情视作婚姻的基石”。^[60]②父母身份。中产阶级家庭“不仅建立在夫妻感情上，更基于父母—子女之爱及儿童教育的新观念”。19世纪中产阶级文化形成了“母亲—父亲—孩子”这一恒定的三角关系，并形成了固定的父母形象：“受爱戴的母亲和受尊重的父亲”。在儿童教育方面，中产阶级倡导“以自我规训和自我控制为主导的新式教育法”，这导致了孩子对自身的压抑：“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抑制自己，约束自发的情绪反应，不要被时不时的冲动所影响。”这种教育的结果是“中产阶级个性结构和道德的最终内在化”，这反过来强化了中产阶级的道德和自我控制。^[61]③家屋。家屋的布局和装饰是“把中产阶级对家的理想转化为现实的方式”。家屋具有舞台和庇护所的双重功能，这形成了家庭的公共和私人空间，这又与中产阶级对隐私的需求相契合。^[62]

19世纪中产阶级的家庭观念是一种文化的建构，而不是历史的现实。如洛夫格伦所言：“发生改变的不是家庭和家户群体的组成，而是家庭关系中情感和心理结构的变化。”家庭被构建在“恩爱夫妻、慈爱父母、美好房屋”这一三角基础之上。^[63]

另一位作者乔纳森·弗雷克曼研究了洁净和对身体的看法等问题。人类学家分析洁净观念的理论可以用于研究中产阶级和农民的洁净问题，因为“禁忌、不洁这样的概念是人类思考和观察世界的普遍方式”。英国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的洁净理论涉及秩序，“主流人群习惯认定只有某种秩序才是唯一正确的，若人行事触犯了这个秩序，就会被贴上肮脏的标签”。埃德蒙·利奇的禁忌理论认为禁忌与语言范畴相关，禁忌就是“所有掉落在已经建立的范畴之外的事物，所有在词语和概念体系中找不到位置的事物”。^[64]

中产阶级的洁净观念包含两个因素：文化（秩序）—自然（无序）的对立和自我控制。污秽代表混乱，打扫清洁是为了重建秩序。中产阶级的洁净观念是以身体为中介的，通过对身体的自我控制（对自然性和动物性的压抑）来实现，这象征了文化对自然的胜利。自我控制是以健康为口号的：“文明人被引导着相信，在社会中什么是不合要求的，什么是被他人和官方所谴责的，这些限制都是出于健康的原因，破坏规则就会造成人身的伤害。关心自己身体健康和精神平衡的人们必须关注自我，实行自我规训。”^[65]但是，中产阶级的洁净观念和卫生没有必然的关系，它更多的是维护了社会的分层，保持了中产阶级与农民和工人之间以及自我和他人之间的界线。

德国历史学家汉斯·梅迪克指出，历史人类学的出发点是“历史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关系不能被理解为完美无缺的，而应该被理解为‘文化文本’与‘文化建构’”^[66]。在这一章中，我通过族属的建构和科学共同体的建构这两个例子表明了文化对社会的这一建构过程。同时，通过《美好生活》这一例子，我也试图表明文化的这种建构过程反过来又会重新形塑文化，即一方面中产阶级文化对时间、自然和家庭进行了构建，同时这一过程也塑造了中产阶级文化，使得中产阶级文化转变为一种主流生活方式，一种现代社会的主导文化。

【注释】

[1]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姚朋、周玉鹏等译，刘北成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49—150页。

[2]Ethnicity也被翻译为“族群性”“族性”等。

[3]希安·琼斯：《族属的考古——构建古今的身份》，陈淳、沈辛成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72页。

[4]同上书，第30页。

[5]希安·琼斯：《族属的考古》，第72页。

[6]对《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中一些观点的质疑可参见F.K.莱曼、张文义：《利奇克钦模式的得与失（代译序）》，埃德蒙·利奇：《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对克钦社会结构的一项研究》，杨春宇、周歆红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利奇的话见埃德蒙·利奇：《1964年重印版导言》，埃德蒙·利奇：《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第5页。

[7]埃德蒙·利奇：《1964年重印版导言》，埃德蒙·利奇：《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第6—7页。

[8]埃德蒙·利奇：《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第107页。

[9]雷蒙德·弗思：《序》，埃德蒙·利奇：《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第2页。

[10]埃德蒙·利奇：《1964年重印版导言》，埃德蒙·利奇：《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第8—9页。

[11]埃德蒙·利奇：《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第161—162页。

[12]同上书，第270页。

[13]同上书，第262、271页。

[14]同上书，第263页。

[15]埃德蒙·利奇：《1964年重印版导言》，埃德蒙·利奇：《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第7页。

[16]埃德蒙·利奇：《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第274—275页。

[17]F.K.莱曼、张文义：《利奇克钦模式的得与失（代译序）》，埃德蒙·利奇：《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第1页。

[18]弗雷德里克·巴特（弗雷德里克·巴斯）：《斯瓦特巴坦人的政治过程——一个社会人类学研究的范例》，黄建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页。

[19]范可：《何以“边”为：巴特“族群边界”理论的启迪》，《学术月刊》2017年第7期，第100—101页。

[20]弗雷德里克·巴斯：《导言》，弗雷德里克·巴斯主编：《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李丽琴译，马成俊校，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5—6页。

[21]范可：《何以“边”为：巴特“族群边界”理论的启迪》，《学术月刊》2017年第7期，第102页。

[22]弗雷德里克·巴斯：《帕坦人的认同与维持》，弗雷德里克·巴斯主编：《族群与边界》，第118页。

[23]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页。

[24]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第4页。

[25]同上书，第6页。

[26]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特伦斯·兰格：《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1页。

[27]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页。

[28]Schama，S.，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An Interpretation of Dutch Culture in the Gol den Age，Vintage Books，1987.

[29]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增订本）》，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3页。

[30]王明珂：《序论一》，王明珂：《华夏边缘》，第4—5页。

[31]王明珂：《华夏边缘》，第43页。

[32]同上书，第55页。

[33]奇迈可：《成为黄种人：一部东亚人由白变黄的历史》，吴纬疆译，八旗文化，2015年。

[34]史蒂文·夏平、西蒙·谢弗：《利维坦与空气泵：霍布斯、玻意耳与实验生活》，蔡佩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4页。

[35]同上书，第1页。

[36]同上书，第11页。

[37]同上书，第11—12页。

[38]同上书，第21页。

[39]同上书，第23页。

[40]同上书，第72页。

[41]同上书，第70、74页。

[42]史蒂文·夏平、西蒙·谢弗：《利维坦与空气泵》，第215页。

[43]同上书，第269页。

[44]同上书，第268页。

[45]同上书，第283页。

[46]同上书，第304页。

[47]同上书，第316—317页。

[48]同上书，第326页。

[49]诺里塔·克瑞杰主编：《沙滩上的房子——后现代主义者的科学神话曝光》，蔡仲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序言第3—4页。

[50]史蒂文·夏平、西蒙·谢弗：《利维坦与空气泵》，第327页。

[51]奥维·洛夫格伦、乔纳森·弗雷克曼：《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赵丙祥、罗杨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页。

[52]书名的瑞典文原文是“Den Kultiverade Människan”（The Cultivated Man），英译本将书名翻译为“Culture Builders”。

[53]奥维·洛夫格伦、乔纳森·弗雷克曼：《美好生活》，第5页。

[54]同上书，第5页。

[55]同上书，第11页。

[56]奥维·洛夫格伦、乔纳森·弗雷克曼：《美好生活》，第15—16页。

[57]同上书，第19—21页。

[58]同上书，第40—41页。

[59]同上书，第40—51、69页。

[60]同上书，第74—77页。

[61]奥维·洛夫格伦、乔纳森·弗雷克曼：《美好生活》，第87—100页。

[62]同上书，第102—107页。

[63]同上书，第123—124页。

[64]同上书，第127—140页。

[65]同上书，第206页。

[66]汉斯·梅迪克：《历史人类学》，斯特凡·约尔丹主编：《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孟钟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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