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构建科学共同体

2023-08-1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建构的共同体也包括科学实验的共同体。波义耳大力宣传实验实作在自然哲学中的价值，而霍布斯否认实验纲领能产生波义耳所宣称的知识。正是在“强纲领”的指导下，他们反思科学知识的客观性，认为科学知识的生产具有社会性。科学知识社会学引发了学术界极大的争论。特别是，科学研究的产品，即所谓的自然律，必须始终被视为一种社会建构，其有效性依赖于专案之间的默契。

建构的共同体也包括科学实验的共同体。史蒂文·夏平（Steven Shapin）和西蒙·谢弗（Simon Schaffer）于1985年出版了《利维坦与空气泵》（Leviathan and the Air-Pum p）一书，书中以霍布斯—波义耳之争为讨论中心，并对实验方法进行了系统的反思。波义耳大力宣传实验实作在自然哲学中的价值，而霍布斯否认实验纲领能产生波义耳所宣称的知识。“霍布斯—波义耳之争”在科学史上早已有了定论，波义耳的实验纲领获得了成功，而霍布斯则被排除在了自然科学家行列之外。夏平认为，过去的科学史家没有对“霍布斯—波义耳之争”做很好的反思，原因在于“成员说法”和“外人说法”之间的差别。内部成员对于理解本文化有着很大的优势，但是最大的缺点是“自明之法”，“实验纲领的成功，通常就被当作是本身的解释，不言自明”，因此对此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质疑“该文化已经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智识架构”。^[34]

夏平开篇就指出本书的主题是实验，“旨在了解实验实作及其智识产物的性质和地位”^[35]。他的目的也不是站在霍布斯那边，为他平反，而是“要去打破环绕在以实验生产知识之方法的周围那种不证自明的光环”^[36]。

夏平认为波义耳实验主义的处理，强调“成规（convention）、实作协议（practical agreement）以及劳力（labour）在实验知识的创造和正面评价中所担负的基本功能”，将“真理”“适当性”“客观性”当作“成就、历史产物、行动者的判断及范畴来处理”，因此夏平的方法是将“科学方法以及关于它的争议置于社会情境之中”。^[37]

在我们今天这个智识世界中有一项成规，即“最稳固的知识莫过于事实”，我们可以修正对事实的诠释，甚至抛弃以事实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理论、假设和形而上体系，但事实本身不容否认。^[38]但是，事实是社会产物。夏平认为，在波义耳的实验纲领中，事实的建立运用了三种技术：“镶嵌于气泵的建造和操作中的物质技术；将气泵所产生的现象传达给未直接见证者知道的书面技术；以及社会技术，即用以整合实验哲学家在彼此讨论及思考知识主张时应该使用的成规”。^[39]夏平指出，波义耳的书面技术“创造了一个实验社群，从内在与外在为其划出疆界，并提供其中的社会关系的形式和成规”，这一疆界的作用“在于使社群免于分裂，也保护那些可望取得普遍同意的知识”；而社会技术“构成了一项客观化资源，方法是凸显知识生产过程的集体作为”。^[40]一旦事实通过这些技术建构为共同同意的知识基础，那就只能对事实的因果解释进行争论，而事实本身是不可否认的。

霍布斯反对的正是实验的价值以及事实的基础地位，他认为实验的生活形式不能产生有效的同意，因为它不是哲学。^[41]波义耳认为，实验产生一个公共空间，在其中事实得以产生和见证。霍布斯否认实验空间是一个公共空间，因为它并不对所有人开放，对成员的选择是有条件的。夏平在第五章中就揭示了“波义耳如何将接受空气弹力为事实，变成是检验实验社群成员资格的标准”^[42]。

夏平认为，霍布斯和波义耳的争论涉及英国王朝复辟时期的利益之争，即“特定社会疆界之稳固性及其所表达的利益问题”^[43]。内战的经验表明，知识的争议产生内乱，因而复辟后的体制最关切的就是“通过对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进行规训，以防再度陷入无政府状态”^[44]。实验者提出了一个解决体制问题的方式：“他们将自己的社群描述为理想社会，争议可以在这里安全进行，而具有颠覆性的错误将立即被纠正。”^[45]而霍布斯正是质疑“波义耳在这个空间周围建立起的特权疆界”，它认为这个社群“号称是公开的真理，其实是少数受选者的私人判断”，这个社群“就像其他任何一种联盟，都是出于政治动机”。^[46]夏平最后在结论中认为，科学史的领域和政治史相同：第一，科学从事者创造、挑选并维护一个政体，他们在其中运作，制造智识产物；第二，在该政体中制造出来的智识产物变成了国家政治活动中的一个元素；第三，在科学知识分子占有的政体的性质和更大的政体的性质间，有一种制约性的关系。^[47]因此，夏平认为：

复辟政体和实验科学之共同处乃是某种生活形式。产生适当知识并对牵涉的实作加以捍卫，关系到某种社会秩序的确立和保护。其他智识实作被贬抑、排斥，是因为它们被判定为不适当，或者会危害复辟时期形成的政体。^[48]

《利维坦与空气泵》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产物。20世纪70年代以来，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SSK）开始以社会建构主义对科学进行反思，对科学的本质和科学知识的形成机制进行了分析。科学知识社会学以爱丁堡学派为主要代表，他们提出了“强纲领”（strong programme），其中有四个信条：因果性、公正性、对称性和反身性。正是在“强纲领”的指导下，他们反思科学知识的客观性，认为科学知识的生产具有社会性。

科学知识社会学引发了学术界极大的争论。诺里塔·克瑞杰（Noretta Koretge）将社会建构主义的观点归纳如下：

（1）那种我们称之为一组复杂事业的科学的任何一个方面，包括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和结果，只能根据其地域的历史和文化的语境来塑造和理解。

（2）特别是，科学研究的产品，即所谓的自然律，必须始终被视为一种社会建构，其有效性依赖于专案之间的默契。

（3）虽然科学家自称为认识论上的特殊权威，然而，科学知识不过是“众多故事”中的一种。

（4）由于对客观知识的追求是一种唐吉诃德式的幻想，因此，评价科学论断的最好方式是通过一个政治评议的过程。对大众来说，关键问题不是科学的结果是否经受了很好的检验，而是它代表了谁的利益。

（5）“科学只不过是一种伪装的政治学”：权力的精英的意识形态议程深刻和重要地影响着科学研究的结果。

（6）如果说一个社会中的科学比另一个社会中的科学更好，这并没有明确的意义。

（7）我们谈论在欧洲传统中的科学进步，也没有什么明确的含义。

（8）如果科学的客观性是不可能的，那么，告诫科学家与政策制定者在科学实践中的努力摆脱意识形态的偏见，将是徒劳的。^[49]

因此，在《利维坦与空气泵》中，夏平的目的并不是要批评实验和科学，而是要揭示科学的社会和文化属性以及科学实验的共同体是如何形成的。他在最后指出：

我们以为我们的科学知识原则上是开放的、有门路可及的，但公众并不明了；科学期刊放在公共图书馆里，但是其中的语汇于一般公民有如域外之言；我们说我们的实验室属于最开放的专业空间，但公众不会进入其中；我们的社会据称是民主的，但公众无法争辩他们并不了解的事情。原则上最开放的知识形式，实际上变得最封闭。对我们的科学抱持怀疑，等于质疑我们社会的构造。^[50]

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构建科学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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