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西方历史人类学：理论与实践

小威廉·休厄尔将文化区分为两种最基本的意涵：作为社会生活范畴的文化（culture）和作为信仰与实践的特定整体的诸文化（cultures）。在第一种意涵中，“文化是社会生活的一个范畴，并与其他非文化的范畴完全不同”。休厄尔将之总结如下：“应当将文化理解为系统与实践的辩证；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面向，比之其他面向有着自治的逻辑与空间结构；文化的确具有连贯性，但是它的连贯性却相当薄弱，很容易在实践中面临很高的风险，由此易产生转变。”^[70]

在第二种意涵中，文化“代表某个实在且有边界的实践与信仰的世界”，即文化通常被视为“属于某个‘社会’或一些特定的次社会群体，或者与它们是同质的”。^[71]这种意涵是传统人类学研究的主流模式，如马林诺夫斯基研究的特洛布里恩人、埃文思-普里查德研究的努尔人、格尔兹研究的巴厘人等。现在这种“诸文化的连贯性与文化作为差异性整体的观点”受到了质疑，休厄尔将文化“视作不同的意涵世界，它们是相对矛盾、松散结合、易变与可渗透的”。^[72]

人类学关于文化概念的这种转变与历史人类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我们将历史人类学区分为人类学的史学（历史学的人类学转向）和历史的人类学（人类学的历史化），那么可以看到在历史学的人类学转向中，历史学家主要受到爱德华·埃文思-普里查德、维克多·特纳、玛丽·道格拉斯以及克利福德·格尔兹等人类学理论的影响。而人类学的历史化则明显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人类学发展有关，人类学家从对结构、规则和一致的关注中摆脱出来，转而强调实践、过程和权力。皮埃尔·布尔迪厄提出“实践”的概念以试图“调和社会与个体、社会结构与历史行动的对立”^[73]，而这种实践的概念对历史学也产生了影响。俞金尧教授认为，正是这种实践理论导致了社会史学的范式转换，形成了“实践的历史”（the history of practice）。^[74]可见，实践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历史人类学（无论是人类学的史学还是历史的人类学）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

同时，历史人类学利用过去来“探寻历史制作中权力的存在”^[75]。人类学将历史视为“将过去运用于现在”，因此他们思考“不同群体和利益集团将他们过去的形象作为现时利益的组成部分或者强化手段”。^[76]历史人类学对权力的关注日益增长，尤其是在有关非西方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在2009年出版的一本有关历史人类学的论文集中，编者指出：“我们特别感兴趣于反思权力和文化的关系、重估合并和抵抗的观念和概念、研究在一个日益不均衡的全球体系中的霸权和历史。”^[77]这种对权力的关注，也可以解释近来人类学和历史学对社会记忆的兴趣，因为记忆和遗忘是历史的来源，体现了权力关系。而且，这种权力不是自上而下的霸权，它是一种复杂的、微妙的相互关系。人类学和历史学在这里交会：一种“自下而上的”视角，即关注殖民地和第三世界（相对于欧洲）以及普通民众（相对于精英）。在这方面，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的《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Every 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1985）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斯科特认为“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并非真正的农民视角，因为“正式的、组织化的政治活动，即使是秘密的和革命性的，也是典型地为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所拥有；在这一领域寻找农民政治大半会徒劳无功”。因此，斯科特在书中关注的是“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他称之为“弱者的武器”，包括“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等”。斯科特认为这些日常武器“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与权威对抗”，但这类反抗却“最有意义和最有成效”，最终“会使得在首都的那些自以为是的官员所构想的政策完全无法推行”。^[78]

这里我分别以美国人类学家谢里·奥特纳和历史学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为例来说明文化与历史人类学的关系。谢里·奥特纳受到格尔兹的影响，将文化视为一套象征体系，象征体系是“与在特定文化中概念化的某些不可化约的和反复出现的人类条件的主题或问题相关的指南、纲要或计划”^[79]。洁净／污染观念就是这样一种象征体系，奥特纳在《夏尔巴人的洁净》一文中分析了夏尔巴人的洁净／污染观念。奥特纳认为：“夏尔巴人的洁净／污染观念表现了夏尔巴人世界观中三个基本原则（精神的、物质的和恶魔的）的三角关系；污染表现了物质性和（或）恶魔性占据优势，洁净则是精神性占据优势。”^[80]对于奥特纳而言，象征体系不仅是对现实进行概念化的模型，也是人类行动的模型，因此夏尔巴人的洁净／污染观念“体现了处理洁净／污染的根本问题的三种不同策略”，三种策略包括两种洁净仪式和寺院制度。

在发表《夏尔巴人的洁净》的同一年（1973年），奥特纳在《论关键象征》一文中对“关键象征”（key symbols）做了综述。奥特纳认为关键象征是一个连续体，其两极是概述性象征（summarizing symbols）和详述性象征（elaborating symbols）。概述性象征“综合一个复杂的观念体系，并在单一的形式下‘概述’它们，这种单一的形式以一种旧的方式作为一个整体‘象征’体系”。概述性象征通常具有神圣性，例如美国国旗，美国国旗“对特定的美国人而言象征了‘美国方式’，聚集了包括民主、自由企业、努力工作、竞争、进步、国家优越性、自由等的观念和情感”。详述性象征“为区分出复杂和未分化的情感和观念提供一种媒介，并使它们为人们自身可理解、可与他人交流、并可译为有秩序的行动”。详述性象征可分为根隐喻（root metaphors）和关键剧本（key scenarios）两种，前者具有“概念详述性力量”，“为整理概念经验提供范畴”，后者具有“行动详述性力量”，“为组织行动经验提供策略”。根隐喻“区分出经验，并将之置于文化范畴中，帮助我们思考经验如何综合在一起”。根隐喻的一个例子是丁卡（Dinka）文化中的牛，牛为丁卡人“提供了一组概念化和响应经验之微妙的无尽的概念”。关键剧本是“适合于正确和成功生活的清晰的行动模式”，美国成功的神话（Horatio Alger myth）就是关键剧本的例子。奥特纳认为，每个文化都有许多类似的关键剧本，它们“既制定了合适的目标，也暗示了达到这些目标的有效行动；换言之，它制定了关键的文化策略”。^[81]

《夏尔巴人的洁净》和《论关键象征》尽管是不同的文章，但两者在一个关键点上交叉：奥特纳把象征体系看作行动的基础。^[82]因此，奥特纳认为文化不仅是社会现象和历史进程的表象，同时也塑造着社会现象和历史进程。奥特纳赞同沃尔夫关于文化和权力关系的论断，她试图展示“如果人们对定义、意识形态和文化进行争夺，那他们这样做是因为通过人们对世界的经验和（更重要的是）作用文化确实定义了范畴”。^[83]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奥特纳对文化的理解与布尔迪厄和沃尔夫有着某些共同之处。

同样，历史学家杜赞奇也认为文化研究应该探讨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这主要是受到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正是在此基础上，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Culture，Power，and the State：Rural North China，1900-1942，1988）一书中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e nexus of power）这一分析模式。杜赞奇首先对“权力”和“文化”这两个概念进行了解释：“权力”是指“个人、群体和组织通过各种手段以获取他人服从的能力，这些手段包括暴力、强制、说服以及集成原有的权威和法统”；“文化”则是指“各种关系与组织中的象征与规范，这些象征与规范包含着宗教信仰、相互感情、亲戚纽带以及参加组织的众人所承认并受其约束的是非标准”。^[84]在杜赞奇的定义中，文化网络“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它包括在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这些组织包括“以地域为基础的有强制义务的团体（如某些庙会）”“自愿组成的联合体（如水会和商会）”以及“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如血缘关系、庇护人与被庇护人、传教者与信徒等关系）”。杜赞奇认为，文化网络是地方社会很重要的组织基础，因为“文化网络是地方社会中获取权威和其他利益的源泉，也正是在文化网络之中，各种政治因素相互竞争，领导体系得以形成”。可见，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分析模式通过分析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来理解“晚清社会中帝国政权、绅士以及其他社会阶层的相互关系”。^[85]

另一方面，杜赞奇作为社会史学者通过“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分析模式来连接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历史学和社会科学有着根本的不同，前者关注中央化过程、上层文化、机能、历时性和叙述，而后者关注地方化过程、大众文化、结构、共时性和分析；而“权力的文化网络”正可以将共时性分析和历时性视角有机地结合起来。^[86]

通过奥特纳和杜赞奇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人类学的历史化还是历史学的人类学转向，历史人类学的发展与文化概念的发展总是紧密相连的。

【注释】

[1]汉斯·梅迪克：《历史人类学》，斯特凡·约尔丹主编：《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孟钟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33页。

[2]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04页。

[3]同上书，第106页。

[4]丹尼斯·库什：《社会科学中的文化》，张金岭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9—20页。

[5]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连树声译，谢继胜、尹虎斌、姜德顺校，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页。

[6]奈杰尔·拉波特、乔安娜·奥弗林：《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第二版）》，鲍雯妍、张亚辉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89—90页。

[7]克莱德·克鲁克洪：《文化的研究》，克莱德·克鲁克洪等：《文化与个人》，高佳、何红、何维凌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页。

[8]奈杰尔·拉波特、乔安娜·奥弗林：《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第二版）》，第91页。

[9]丹尼斯·库什：《社会科学中的文化》，第46页。

[10]杰里·穆尔：《人类学家的文化见解》，欧阳敏、邹乔、王晶晶译，李岩校，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68—172页。

[11]杰里·穆尔：《人类学家的文化见解》，第155页。

[12]希安·琼斯：《族属的考古——构建古今的身份》，陈淳、沈辛成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60页。

[13]Thomas，K.，“History and Anthropology”，Past and Present，No.24，Apr.，1963，p.4.

[14]雷蒙·威廉斯：《关键词》，第107页。

[15]奈杰尔·拉波特、乔安娜·奥弗林：《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第92页。

[16]西蒙·冈恩：《历史学与文化理论》，韩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2页。

[17]杰里·穆尔：《人类学家的文化见解》，第248页。

[18]丹尼斯·库什：《社会科学中的文化》，第62—63页。

[19]Ortner，S.，“Theory in Anthropology since the Sixties”，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26，No.1，Jan.，1984，p.135.

[20]Ibid.，p.136.

[21]杰里·穆尔：《人类学家的文化见解》，第249页。

[22]阿诺尔德·范热内普：《过渡礼仪》，张举文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0页。

[23]杰里·穆尔：《人类学家的文化见解》，第274页。

[24]奈杰尔·拉波特、乔安娜·奥弗林：《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第219—221页；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黄剑波、柳博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维克多·特纳：《戏剧、场景及隐喻：人类社会的象征性行为》，刘珩、石毅译，民族出版社，2007年。

[25]西蒙·冈恩：《历史学与文化理论》，第63页。

[26]玛丽·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黄剑波、卢忱、柳博赟译，张海洋校，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159页。

[27]杰里·穆尔：《人类学家的文化见解》，第250页。

[28]克利福德·格尔兹：《作为文化体系的宗教》，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3页。

[29]Ortner，S.，“Theory in Anthropology since the Sixties”，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26，No.1，Jan.，1984，pp.128-129.

[30]Ibid.，p.129.

[31]杰里·穆尔：《人类学家的文化见解》，第250页。

[32]克利福德·格尔兹：《深描：迈向文化的阐释理论》，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第31页。

[33]Burke，P.，“Bakhtin for Historians”，Social History，Vol.13，No.1，Jan.，1988，pp.85-86.

[34]西蒙·冈恩：《历史学与文化理论》，第75—78页；彼得·伯克：《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杨豫、王海良等译，杨豫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Davis，N.Z.，“The Reasons of Misrule：Youth Groups and Charivaris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Past and Present，No.50，Feb.，1971.

[35]杰里·穆尔：《人类学家的文化见解》，第308—309页。

[36]同上书，第309页。

[37]奈杰尔·拉波特、乔安娜·奥弗林：《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第94页。

[38]奈杰尔·拉波特、乔安娜·奥弗林：《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第95页。

[39]同上书，第93页。

[40]杰里·穆尔：《人类学家的文化见解》，第310页。

[41]同上书，第312页。

[42]Ortner，S.，“Theory in Anthropology since the Sixties”，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26，No.1，Jan.，1984，p.127.

[43]Ibid.，p.158；彼得·伯格、托马斯·卢克曼：《现实的社会构建》，汪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2—53页。

[44]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蒋梓骅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425页。

[45]王铭铭：《想象的异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散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90、63—64页。

[46]杰里·穆尔：《人类学家的文化见解》，第343页。

[47]同上书，第350页。

[48]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第80页。

[49]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9页。

[50]皮埃尔·布迪厄、罗杰·夏蒂埃：《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布尔迪厄与夏蒂埃对话录》，马胜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6—87页。

[51]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第172页。

[52]Bourdieu，P.，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p.78.

[53]杰里·穆尔：《人类学家的文化见解》，第352—353页。

[54]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第84、87页。

[55]Bourdieu，P.，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p.165.

[56]杰里·穆尔：《人类学家的文化见解》，第352页。

[57]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刘晖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2页。

[58]同上书，第737页。

[59]同上书，第10—11页。

[60]西蒙·冈恩：《历史学与文化理论》，第84—86页。

[61]杰里·穆尔：《人类学家的文化见解》，第312页。

[62]埃里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赵丙祥、刘传珠、杨玉静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50—457页。

[63]Wolf，E.，“Facing Power：Old Insights，New Questions”，American Anthropologist，New Series，Vol.92，No.3，Sep.，1990，pp.586-587.

[64]埃里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第453—454页。

[65]杰里·穆尔：《人类学家的文化见解》，第373页。

[66]杰里·穆尔：《人类学家的文化见解》，第379页。

[67]西敏司：《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王超、朱健刚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81—182页。

[68]Foucault，M.，Power／Knowledge：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1972-1977，Pantheon Books，1980，pp.187-188.

[69]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28—29页。

[70]小威廉·休厄尔：《文化的（多种）概念》，小威廉·休厄尔：《历史的逻辑——社会理论与社会转型》，朱联璧、费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9页。

[71]同上书，第148页。

[72]同上书，第160页。

[73]Dube，S.，“Introduction：Anthropology，History，Historical Anthropology”，Dube，S.，ed.，Historical Anthropolog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24.

[74]俞金尧：《书写人民大众的历史：社会史学的研究传统及其范式转换》，《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75]Dube，S.，“Introduction：Anthropology，History，Historical Anthropology”，Historical Anthropology，2007，p.39.

[76]迈克尔·赫茨菲尔德：《人类学：文化和社会领域中的理论实践（修订版）》，刘珩、石毅、李昌银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60页。

[77]Tagliacozzo，E.et al.，“History and Anthropology：Strange Bedfellows”，Willford，A.et al.，eds.，Clio／Anthropos：Exploring the Boundaries Between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2.

[78]詹姆斯·斯科特：《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郑广怀、张敏、何江穂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前言第1—4页。

[79]Ortner，S.，“Sherpa Purity”，American Anthropologist，New Series，Vol.75，No.1，Feb.，1973，pp.49-50.

[80]Ibid.，p.53.

[81]Ortner，S.，“On Key Symbols”，American Anthropologist，New Series，Vol.75，No.5，Oct.，1973，pp.1340-1342.

[82]杰里·穆尔：《人类学家的文化见解》，第329页。

[83]Ortner，S.，“Patterns of History：Cultural Schemas in the Foundings of Sherpa Religious Institutions”，Ohnuki-Tierney，E.，ed.，Culture Through Time：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60.

[84]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20页。

[85]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第13—14页。

[86]同上书，第246—2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