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篇文章中，勒高夫探讨了历史人类学的问题，即历史学和民族学的结合。法国学者习惯使用“民族学”一词，尽管勒高夫在《新史学》中认为“人类学正取代着民族学”，但他仍经常使用“民族学”。可见，勒高夫将历史人类学与年鉴学派的传统紧紧融合在了一起，这是法国历史人类学的一个显著特征。......
2023-08-14
历史学与人类学实践：20世纪西方理论探索
【摘要】：[45]有学者曾用游戏的比喻很好地解释了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游戏由游戏规则（结构）、参与者的行为和策略组成，因而一场特定比赛的结果要受到规则的限制，由个体来进行，并经由策略来实现。惯习在结构和实践之间起中介作用。
20世纪60年代，法国思想界在让-保罗·萨特的存在主义所强调的个体优先性和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所强调的深层结构这两个截然相反的理论立场之间摇摆。皮埃尔·布尔迪厄早年深受结构主义人类学的影响，他在1963年的《住宅或颠倒的世界》一文中对“柏柏尔人住宅空间的解释”显然“属于结构主义思维方式范畴”[44]。但是，在这之后布尔迪厄就开始逐渐与结构主义保持距离，他认为结构主义“过于强调客观存在的集体性社会构造和观念形态对个人的影响，而忽略了人的实践的能动性”，因此，布尔迪厄提出了实践（praxis）理论，力求“在结构与人的行动之间寻求辩证关系和人的能动性”。[45]有学者曾用游戏的比喻很好地解释了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游戏由游戏规则（结构）、参与者的行为和策略组成，因而一场特定比赛的结果要受到规则的限制，由个体来进行，并经由策略来实现。[46]因此，社会行为并不是对文化规则的简单执行（如语言不是语法规则的简单反映，亲属关系也不是对亲属规则的机械执行），人类学家还需要考虑到“创造着他们自身社会空间的个体能动者、社会生活的实践策略，以及人类学家自身的实践”。[47]
布尔迪厄的实践论通过构建惯习、场域等概念，超越了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间的对立。在布尔迪厄看来，为了摆脱由客观主义导致的结构实在论，而又不重新陷入主观主义，就必须回到实践中来，因为实践是“实施结果和实施方法、历史实践的客观化产物和身体化产物、结构和惯习的辩证所在”[48]。
惯习（habitus）是一种“结构形塑机制”，它作为外在结构内化的结果，“以某种大体上连贯一致的系统方式对场域的要求做出回应”。[49]因此，在布尔迪厄看来，惯习是“一种不断受经验控制和改造的、开放性的意向系统”[50]。场域与惯习的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制约关系，场域形塑着惯习；另一方面又是一种知识关系或者说是认知建构的关系，惯习“有助于把场域构建成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一个被赋予了感觉和价值、值得社会行动者去投入、去尽力的世界”[51]。
惯习在结构和实践之间起中介作用。布尔迪厄认为，惯习是“习得的生成图式系统”，是共同的感知、理解和行为图式的“主观的内在化结构”，它在特定的条件下产生各种思想、感知和行为；惯习是“对于受制的即兴创作的持久设置的生成原则”，“惯习产生实践，实践趋向再生产其生成原则之产生条件的内在规则性，同时又使自己符合由构成惯习的认知和促动结构定义的情境所包含的作为客观可能性的要求”。[52]杰里·穆尔（Jerry Moore）用“女人应该待在家里”这一文化观念作为例子来说明惯习和实践之间的关系：
“家”和“女性”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生成图式——一种惯习——但它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才能获得社会实存：语言分类（“工作的母亲”对比“居家的母亲”）、制度政策（例如男女薪酬的差异），以及最重要的，男性和女性个体的行动。这个联结了性别与工作的美国文化生活的元素不能够化约为单纯的惯习、信念或者个体行动，所有这些领域组成了一个独特的实践领域。[53]
因此，结构是通过惯习与实践建立联系的，“产生惯习的结构借助惯习支配实践行为”，“惯习能使行为人生活于制度之中，在实践中占有制度，从而使制度保持活力、生机和效力。”[54]
尽管从本质上说，惯习需要保证自身的稳定性，但同时惯习也不断地对结构加以修正和改变：惯习时刻都在按先前经验生产的结构使新的经验结构化，而新的经验在由其选择权力确定的范围内，对先前经验产生的结构施加影响。可见，正是通过惯习，结构和实践确立了辩证关系。
此外，布尔迪厄认为“知识的理论是政治理论的一个维度”，因为“施加于现实（尤其是社会现实）建构原则的象征权力是政治权力的一个主要维度”。[55]因此，“认为一种将文化行为看作是对既定规则或者规范的执行的社会理论（例如结构主义）都忽视了这种存在于知识体系和政治权力之间的联系”。[56]
布尔迪厄对文化观念研究的一本重要著作是《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1979）。在书中，布尔迪厄认为，文化趣味不是天然的，而是“教育的产物”，“所有文化实践（去博物馆、音乐会、展览会、阅读等等），以及文学、绘画和音乐方面的偏好，都与教育水平密切相关，其次与社会出身相关”，因此趣味是“作为‘等级’的特别标志其作用”的。[57]可见，对布尔迪厄而言，趣味是“一种‘区分’和‘评价’的后天配置”，或者说是“通过一种区分的举动建立或显示差别的配置”。[58]布尔迪厄揭示了趣味与社会等级和阶级分层观念之间的关系：
对低级的、粗俗的、平庸的、贪财的、奴性的，总之是自然的享乐的否定，如是构成了文化的神圣性，并包含着对某些人的优越性的肯定，这些人懂得满足于升华的、精致的、无关利害的、无偿的、优雅的快乐，而这些快乐从来都是禁止普通门外汉享受的。这就使得艺术和艺术消费预先倾向于满足一种使社会差别合法化的社会功能，无论人们愿不愿意，无论人们知不知道。[59]
布尔迪厄的文化观念对于历史学家研究19和20世纪的资产阶级和精英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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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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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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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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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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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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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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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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