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与人类学：20世纪西方的理论与实践

2023-08-1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更有甚者，人类学专家把这样的生活规约到“客观”抽象的结构中，可是这些生活中人们却保持沉默。她指出，对象在西方思想中具有消极意义，因为他们无法进行言说、思考或理解。[37]另一方面，人类学家在分析他者的文化时所使用的都是西方的分类体系，例如科学、宗教、经济、政治、亲属制度、社会。

20世纪的人类学家对于“文化”有一个普遍的观念，即“文化体是由一群拥有共享的习得价值、世界观、分类、词汇等等的人群组成的”。^[35]这一观念的一个相关推论是：这些文化是客观地存在着的，并且可以为人所了解。这一观念在20世纪末遭到了质疑，一些人类学家意识到，“文化不是统一的，人类学探询本身就是一种会影响到其探询结果的文化建构”。^[36]

人类学家在研究他者的文化时，会产生一个严重的问题，即他者的异化，如奈杰尔·拉波特和乔安娜·奥弗林所指出的：

人类学家表述异文化的过程中，把“他者”转换为人类学的对象，这就具体化、均质化并异化了他者的生活。从这一角度很难探究真实的正在生活和经历且创造意义过程的人的特定生活方式。更有甚者，人类学专家把这样的生活规约到“客观”抽象的结构中，可是这些生活中人们却保持沉默。安·萨尔蒙德说，正是这种让他者缄默的手法才使民族志中他者被对象化，并成为自我源泉之一。她指出，对象在西方思想中具有消极意义，因为他们无法进行言说、思考或理解。用她的话，人类学家在描述和衡量的过程中“为满足欧洲人的好奇心”创造了“他者”！^[37]

另一方面，人类学家在分析他者的文化时所使用的都是西方的分类体系，例如科学、宗教、经济、政治、亲属制度、社会。奈杰尔·拉波特和乔安娜·奥弗林认为，人类学家采用的这一套语汇，“具有自己的特定形式和不可告人的隐蔽意图：在我们本地的背景下去理解他者的当地，最终使前者成为普遍性的标准，不仅用于判断，而且用于描述。”^[38]因此，当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人类学家关注文化的象征体系时，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即“这些体系是人类学家的创造物，而非那些假定‘遵循’它们的人的意义体系”^[39]。

可见，人类学家越来越意识到“他们的理论假设和方法受到了他们自身的历史和文化的影响”^[40]。因此，到了20世纪末，人类学出现了一系列共同的关注点：“需要同时观察共享模式和个体实践，注意一个文化内部的不同群体和位置是基本要求，必须要观察文化之间的联系，以及分析人类学探询本身。”^[41]谢里·奥特纳将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人类学的发展概括为：“一种新的理论取向的关键象征符号正在出现，可以称之为‘实践’；它本身既不是一种理论，也不是一种方法，而是如我所说的是一种象征符号，以其名义发展了诸多的理论和方法。”^[42]此后，以实践为导向的研究越来越盛行，其标志是1977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实践理论大纲》（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英译本的出版。谢里·奥特纳曾引用彼得·伯格和托马斯·卢克曼在《现实的社会构建》中说过的一句话：“社会是人的产物，社会是一种客观现实，人是社会的产物。”她认为以前的人类学家关注于后两点，而现在开始关注第一点，即“理解社会和文化自身是如何通过人的意图和行动被生产和再生产的”^[43]。

历史学与人类学：20世纪西方的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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