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物质身体的象征，仪式对政治实体产生影响

2023-08-1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通过物质性的身体这个象征性的媒介，仪式作用于政治实体。而且在格尔兹看来，这种解释需要“将某一事件置于某一具体文化行动者的动机、价值和意图当中去”，因此人类学家“不是在一种统摄性的、普遍的框架内去解释某一文

雷蒙·威廉斯曾注意到：“在考古学与‘文化人类学’里，‘文化’或‘一种文化’主要是指物质的生产，而在历史与‘文化研究’里，主要是指‘表意的’（signifying）或‘象征的’（symbolic）体系。”^[14]20世纪60年代之后，后一种观点成了人类学的主流。人类学家开始将文化视为“思想体系或象征意义的结构”^[15]。这导致了两个结果：（1）模糊了“结构”与“文化”之间的区分，如爱德华·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把文化描绘为个体和集体‘经验’被赋予历史形式的方式，它在两种力量之间发挥调节作用，一方面是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另一方面是政治和阶级意识”^[16]。（2）文化的象征本质开始主导文化的定义，这导致的诸多后果之一是对意义的关注。^[17]

这种转变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列维-斯特劳斯自1941年至1947年旅居美国，因此他的思想深受美国文化人类学的影响，但他“努力寻求超越关于文化的特殊主义的方法”，他所要寻找的是“人类的精神范畴与无意识的结构”。^[18]美国人类学家谢里·奥特纳（Sherry Ortner）认为，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是“60年代所发展的唯一真正的新范式；有人甚至认为它是20世纪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所发展的唯一的真正原创性的范式”。奥特纳将列维-斯特劳斯的理论概括如下：

那些表面看起来令人困惑的各种社会和文化现象是可以通过将这些现象的共有关系展现为少数简单、深层的原则而被理解的。他试图建立文化的普遍法则、文化话语的单位被创建的方式（通过二元对立的原则），以及这些单位（对立的双方）被安排和结合以产生那些被人类学家记录下来的实际文化产品（神话、婚姻规则、图腾氏族的分类等）所依据的规则。文化主要是分类系统，也是建立在这些分类系统之上的并在这些系统之上进行进一步运作的一系列制度的和智力的产物。文化最重要的一个与它自身分类系统有关的次级运作是协调这些对立的单位，这些对立单位最初就是分类系统的基础。^[19]

奥特纳认为列维-斯特劳斯最主要的贡献在于，他认为“过多的多样性甚至是明显的无序，可能有着某种深层的统一性和系统性，而这来自少数深层原则的运作”。^[20]

英国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也强调文化的象征本质，但把对它的解释“置于社会生活的动态过程之中”，因此“象征的使用与意义的创造都处于公共的、社会性的互动之中”。^[21]

特纳在研究社会文化时借用了法国民族志学者阿诺尔德·范热内普（Arnold van Gennep）的“阈限”（liminality）这一概念。范热内普在《过渡礼仪》（1909年）中认为，个体从一个世界过渡到另一个世界时需要经过一个中间阶段，因此过渡礼仪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隔礼仪（阈限前礼仪）、边缘礼仪（阈限礼仪）和聚合礼仪（阈限后礼仪）。^[22]

特纳将范热内普的“阈限”概念“扩展成为一个思维工具来理解当变迁成为主题时社会生活中的特定阶段”，他将边缘期或阈限期视为“一种结构间的状态”。^[23]特纳早期在研究坦桑尼亚恩丹布人（Ndembu）的成年礼时，认为恩丹布人社会处于不断摆动之中，摆动的一极是“个体的社会经验和高度结构化的文化”，另一极是阈限期（反结构）。后来，特纳将这种结构和反结构的二分法进一步拓展到其他的研究范围，他将阈限“用于解释各种各样的制度、实践、运动、情形、角色和人：从教派到神殿与牧师、朝圣者、僧侣与修女、苦行僧与隐士甚至嬉皮士、以色列的集体农场的农民、新兴的旅行者和革命者”，所有这些人的共同特点就是反结构，他们脱离了正常身份，“目的就是占据有利位置批判和改变社会结构”。^[24]

英国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和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尓兹（Clifford Geertz）“都遵循法国结构主义者列维-斯特劳斯的做法，把文化理解为一种象征体系，人类学家就是要描绘出这种象征体系的意义。然而，他们批判列维-斯特劳斯根据深层精神结构去界定文化表现的做法，似乎这些结构是普遍的，而且不受历史变化影响。”^[25]玛丽·道格拉斯在《洁净与危险》中对文化做了如下的定义：

任何文化都是一系列相关的结构。它包括社会形态、价值观念、宇宙哲学和整体知识体系。通过它们，所有的经验都能得到调和。特定的文化主题由调控身体的仪式表达。……仪式演示的是社会关系的形式。通过直观地表现这些关系，它能使人们认识自身所处的社会。通过物质性的身体这个象征性的媒介，仪式作用于政治实体。^[26]

道格拉斯探索了文化意义的社会分类，她的研究“开拓了一种新的看待象征分类和它们的社会背景的人类学视角”。道格拉斯最重要的贡献是依据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和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的分析路径，检视了“关于象征性纯洁和玷污——食物禁忌、行为禁止、回避制度——的文化论述重申社会理念的方式”，并分析了“人们是怎样筹划象征体系和社会制度来创造意义丰富而独特的声明，表明他们是谁”。^[27]

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也认为文化是象征性的，他认为文化的概念是指“从历史沿袭下来的体现于象征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由象征符号体系表达的传承概念体系，人们以此达到沟通、延存和发展他们对生活的知识和态度”^[28]。谢里·奥特纳注意到格尔兹的理论与特纳理论的差别，即：“格尔兹主要受到韦伯的影响，而特纳则主要受涂尔干的影响；而且，格尔兹明显代表了主要关注‘文化’运作的早期美国人类学的一种转变，而特纳则代表了主要关注‘社会’运作的早期英国人类学的一种转变。”^[29]与特纳等人不同，格尔兹并不关注“象征符号在社会过程中进行特定实践运作的方式”，而是关注“象征符号如何形塑社会行动者观看、感知和思考世界的方式，或换言之，象征符号作为‘文化’载体是如何运作的。”^[30]

对格尔兹而言，人类学家的任务就是去解释符号的意义。而且在格尔兹看来，这种解释需要“将某一事件置于某一具体文化行动者的动机、价值和意图当中去”，因此人类学家“不是在一种统摄性的、普遍的框架内去解释某一文化事件，而是将其置于特定的意义编码中”。^[31]因此，格尔兹的文化解释具有双重任务：“揭示使我们的研究对象的活动和有关社会话语的‘言说’具有意义的那些概念结构；建构一个分析体系，借助这样一种分析体系，那些结构的一般特征以及属于那些结构的本质特点，将凸现出来，与其他人类行为的决定因素形成对照。”^[32]

除了人类学家，这里还要提到文化理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尽管巴赫金的理论和维克多·特纳、玛丽·道格拉斯有很多相似之处，但西方学者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发现巴赫金，娜塔莉·戴维斯是最早注意到巴赫金重要性的历史学者之一。^[33]巴赫金提供给历史学家“一种思考文化的方式”，尤其他在《拉伯雷与他的世界》（1965年）中对于近代早期狂欢节的分析以及认为狂欢节是对秩序的暂时性颠倒的观点极大地影响了历史学家，如彼得·伯克的《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和娜塔莉·戴维斯的《乱政的理性》均受到巴赫金的影响。^[34]

通过物质身体的象征，仪式对政治实体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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