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历史人类学的两种路径

尽管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都在倡导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结合，但我们发现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通常是在非常不同的语境中理解“历史人类学”的。人类学家安唐·布洛克（Anton Blok）注意到，历史学家“很少会讳言他们援引人类学家的构想和研究方法的程度”；而对人类学家而言，“历史主要是代表过去（以及对过去的描述），很少是指历史编纂”。例如海斯翠普是这样谈论“历史”的：“在非常普通的层次上，历史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法纳入社会人类学当中：一是透过对某一特殊历史资料的分析；二是包含在分析社会制度时对时间观点的认识当中。”^[39]在人类学家大贯惠美子那里，“历史”（history）是指“在过去信息的基础上试图表现过去的一种解释或构建”。^[40]美国学者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写道：“历史学的技术对人类学的实践，只有极其有限的影响。很少人类学家拥有丰富的历史知识，更少懂得历史研究，而会在工作中运用历史学家的模式、资料或见解的，更是少之又少。对人类学和历史学这两门实践学科而言，它们之间的交流影响大致是单向的。”^[41]因此，人类学家的历史人类学著作很少提到历史学家及其研究。

尽管历史学著作对人类学的影响很小，但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和特伦斯·兰格主编的《传统的发明》却是一个例外。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传统的发明》的导论中区分了“传统”（tradition）和“习俗”（custom）。传统的发明“本质上是一种形式化和仪式化的过程，其特点是与过去相关联”^[42]。而“习俗”则通常是真实的和可变的，人类学家将习俗视作“文化”。^[43]通过这种转换，人类学家就能将“传统的发明”这一概念运用到人类学的研究中。

同时，人类学家在进行历史人类学研究时并不认为是在进行历史学研究。关于这一点，人类学家玛丽莲·西佛曼（Marilyn Silverman）和菲利普·格里福（P.H.Gulliver）做了明确的宣告：

我们必须认识：历史人类学的努力，不是为了给爱尔兰历史学家提供研究资料。正如这次学术谈论会上一位参与者所恰当表示的：“我不以为我的工作是为爱尔兰的历史填空。”因此，作为在爱尔兰工作的历史人类学家，我们以为，对于爱尔兰历史（history）和史料编纂（historiography）所需的工作，历史人类学家可以有所贡献。然而，爱尔兰的历史人类学，有自己的过去、自己的现在，以及自己的时间表——这一点使它与爱尔兰的史料编纂学有别。更重要的是，通过人类学一般而言的跨文化传统，它将爱尔兰的历史人类学和其他文化、社会及时期在进行的和已经完成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系联在一起。^[44]

可见，当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提到“历史人类学”（historical anthropology）时，他们对“历史”（history）一词的理解是不同的：对于历史学家而言，history指“历史”和“历史学”；而对于人类学家而言，history仅指“历史”，一般与“历史学”无关。人类学家沙佩拉（I.Schapera）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沙佩拉在一篇批评埃文思-普里查德的文章中，一方面认为人类学家一直都在做历史的研究，而且也使用历史学的方法和文献材料；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人类学和历史学是截然不同的，人类学使用历史学方法和材料是为了便于民族志描述当下，而历史学则是研究过去。这一看似矛盾的观点，其实归根结底就是沙佩拉认为history是指历史，而不是历史学。正如他文章的标题“人类学家应该成为历史学家吗？”所显示的，他的答案是“否”。^[45]此外，人类学家“写历史”与历史学家也有很大的差别，人类学家西佛曼和格里福就是很好的例子。他们为爱尔兰的汤玛斯镇写了一部当地历史：《在诺尔河流域：1840—1983年汤玛斯镇社会史》（In the Valley of the Nore：A Social History of Thomastown，County Kilkenny，1840-1983，1986），书中他们将阶级等类别与“当地实际人、事以及国家历史编年联系在一起”，其结果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汤玛斯镇的历史按照它或许偏狭但可能是实际经验的方式写了出来”。^[46]

根据这种差异，我们可以将“历史人类学”（historical anthropology）分为人类学的史学（anthropological history）和历史人类学（historical anthropology）两种。^[47]人类学家西佛曼和格里福将历史人类学又分为两个类别：历史民族志（historical ethnography）和历史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history）。其中历史民族志：

使用档案资料以及相关的当地口述历史资料，描写和分析某个特定且可识别地点的民族一段过往的岁月。民族志可以是一般性的、涵盖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或者，它也可以集中注意力于特定的题目，如社会生态、政治活动或宗教。这种民族志最后带领人类学家，远离像民族志的现在、自给自足的“群落”和稳定的“传统”这类根基久固但粗糙的设计和假设。^[48]

历史民族志有两种不同的研究模式。最常见的一种是人类学家“注意在时序编年和功能上将过去和现在系联在一起，以便参考过去来解释和了解现在”；还有一种是“过去时期的历史民族志”，这种历史民族志通常取决于档案资料的情况。^[49]可见，前一种历史民族志强调在民族志实践中纳入历史的维度；后一种历史民族志通常指的是在历史研究中使用档案材料进行类似于民族志的工作（“在档案馆中做田野工作”），这一模式更受历史学家的欢迎，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即是例证。

历史民族志注重文献材料，这通常被视为人类学和历史学趋近的标志，但我们也要注意到，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对待文献材料的态度是有差别的。这可以以中山大学刘志伟教授所举的一个亲身例子作为说明：

有一次我们（指刘志伟和萧凤霞）去镇（指广东小榄镇）里面的一个商业站，商业站的墙上贴了一张他们这几年各种税收的表。她明明看到了，却假装没看到，一味地问访问对象。我在旁边提醒她说：“不用问那么多了，我已经用照相机把内容拍下来了。”但她仍然坚持继续问。出来的时候，她才跟我解释：“你拍下来的是你的，我问是要看他怎么讲。你拍下来的那个东西不解决问题，那个没用的，他怎么讲对我来说才是有用的。”我说：“我拍下来的那个就是他们正式报上去的数字，他讲那个可能是记错了。”她说：“不是，我就是要听他怎么讲。”^[50]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学家（刘志伟）和人类学家（萧凤霞）对待文献材料的态度是不同的，历史学家完全依赖于文献，视之为历史真实的来源；而人类学家则更注重于当事人对事件的记忆和理解，这可能与文献有所不同，但往往这种不同正是他们研究的突破口。

历史民族志是对某一地点进行的历史调查和研究，它与历史学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而“历史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history）则与历史学没有太大的关系，它是对“历史”进行人类学分析：

有的历史人类学家不只认真考量土著观点，而且集中注意力于特定民族藉以拟想、创造和再造他们的过去，以至把过去和他们身处的现在联接在一起的各种方法和文化理路。我们称此为历史的人类学。它注意的是记录和描写局内人的看法、假设和感觉，并用局内人自己的社会文化措辞表达。因而，这样的人类学几乎没有制造“客观”历史的企图。相反的，它感兴趣的是人们对过去知道和记得些什么，如何记得，又为什么记得，以及人们如何解释过去并和现在联接在一起。^[51]

西佛曼和格里福将历史民族志和历史的人类学的特征概括如下：^[52]

在这里，还要简单说一下与历史人类学相关的另一个概念：历史民族学（ethnohistory）^[53]。历史民族学是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结合，很多学者视之为“一种方法或技巧，而不是一门学科”^[54]。伯纳德·科恩认为，历史民族学“结合了历史资料和民族志的田野工作”^[55]。詹姆斯·阿克斯特尔（James Axtell）将历史民族学定义为“历史学和民族学的结合”，其目的是“制造集合了历史学的历时性维度和民族学的共时性敏感的学术性产物”。^[56]历史民族学涉及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学和语言学等诸多学科，其使用的材料除了文献之外，还包括民间传说、口述资料、地图、绘画和手工艺品等。^[57]

威廉·斯图尔特范特（William Sturtevant）将历史民族学定义为“通常由人类学研究的诸民族历史”。同时，斯图尔特范特指出，历史民族学在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那里有着不同的内涵：对人类学家而言，历史民族学是指使用非人类学的材料（历史文献）来研究西方社会的过去；而对历史学家而言，历史民族学则是指使用非历史学的材料（人类学的数据）来研究无文字社会的过去。^[58]威廉·斯图尔特范特认为，历史民族学有两个主要的研究领域：历史民族志（historical ethnography）和无文字文化的历史编纂学（historiography of nonliterate cultures），其中历史民族志是指“一种文化过去阶段的共时性和民族志的描绘”，通常基于与之同时的文献材料。^[59]

在美国，历史民族学的传统是研究美洲的印第安人，后来扩展到殖民史，这也说明了为什么美国的历史人类学家（如西敏司、埃里克·沃尔夫和马歇尔·萨林斯等）有研究殖民遭遇的传统。在美国，“历史民族学”和“历史人类学”基本上是可以互换的；随着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扩展以及“历史人类学”这一概念的兴起，“历史民族学”这一名称就逐渐被取代了。在美国，还有另外一个与历史人类学相关的名称：“人类学史学”（anthrohistory），它源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密歇根大学的一个跨学科项目（the Anthrohistory Program），但是这一名称不是很流行。^[60]

可见，“历史人类学”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不同的学科有着不同的理解。刘永华教授在介绍西方历史人类学时指出有着不同的历史人类学：“有历史学的历史人类学，着重借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心态史和民间文化；有英美主流人类学的历史人类学，着重讨论政治经济过程对一般民众的影响，揭示民众的历史观，注意在‘写文’时结合对历史因素的考察；有中北欧民族学的历史人类学，则注意发掘本土丰富的民俗学资料，讨论欧洲人自身日常生活的变迁。”^[61]基本上，我同意赵世瑜教授的观点：“历史学有自己的历史人类学，人类学有自己的历史人类学。”^[62]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历史人类学包括两个方面：人类学的历史化和历史学的人类学转向。对人类学而言，历史人类学意味着人类学从共时性分析转向历时性分析；而对历史学而言，历史人类学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尽管，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对历史人类学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显然历史学和人类学的交流有助于两个学科的发展。

本书正是以人类学的历史化和历史学的人类学转向为基础进行讨论的。全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理论，包括：（1）文化的概念。“文化”是人类学的核心概念，也是历史人类学的基础。在第一章中，我梳理了人类学对“文化”的不同思考和理解，而这给了历史人类学很大的启发，同时也导致了不同的历史人类学。“文化”概念的变化和扩展使得历史人类学开始思考文化是如何建构社会现实的，这则是第二章讨论的主要内容。（2）人类学的历史化。传统的人类学并不关注历史，因此历史人类学致力于消融结构主义人类学的“共时性／历时性”“结构／历史”之间的鸿沟。在第三章中，我以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的研究为例，讨论人类学如何试图建立一种结构的、历史的人类学。在第四章中，我以出版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三本论文集（《时间中的文化》《他者的历史》和《走进历史田野》）为例，讨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人类学家如何在萨林斯和布尔迪厄的基础上继续思考人类学的历史化（制作历史）。（3）微观与宏观。历史学和人类学之间的另一个不同是微观和宏观之间的视角差异。在第五章中，我讨论历史人类学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第二部分为西方历史人类学的实践。这一部分主要介绍西方史学的人类学转向的几个主要的实践，包括：（1）社会人类学与历史人类学，介绍基思·托马斯和艾兰·麦克法兰等学者的历史人类学，他们主要是受到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影响。（第六章）（2）社会史与历史人类学，介绍梳理历史人类学在社会史领域的影响。（第七章）（3）法国年鉴学派和历史人类学，主要介绍年鉴学派第三代历史学家的历史人类学实践，如雅克·勒高夫和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第八章）（4）新文化史与历史人类学，主要介绍美国新文化史的历史人类学实践，包括格尔兹式历史人类学和娜塔莉·戴维斯的历史人类学等。（第九章和第十章）

【注释】

[1]在美国，人类学家弗兰兹·博阿兹认为人类学分为四个分支：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和考古学。在英国，与文化人类学相当的是“社会人类学”，在欧洲大陆则是“民族学”（ethnology）。“Ethnology”有时也被翻译为“人种学”，在本书中，我统一使用“民族学”，而只在引文中保留“人种学”。另一个与之相关且容易混淆的概念是“民族志”（ethnography）。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结构人类学》一书的导论中提到了“民族志”与“民族学”的区别：“民族志乃是对于被看作是一些独特的实体的人们共同体的观察与分析，因此民族志的目标是在于尽可能精确地记录不同人们共同的各自的生活方式；至于民族学，则是利用民族志学家所提供的资料，以便进行比较研究。”“民族志”在所有国家中都具有相同的含义，它通常包含两个方面：田野工作（社会文化人类学家采用的方法）和民族志写作（人类学家写作的文章和著作）。在本书中，人类学主要是指文化（社会）人类学，而民族学则大致可以与文化（社会）人类学相互替换。

[2]克洛德·莱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第一卷），谢维扬、俞宣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第22页。

[3]Davidson，J.，“History and Anthropology”，Lambert，P.et al.，eds.，Making History：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and Practices of a Discipline，Routledge，2004，p.151.

[4]Cohn，B.S.，“History and Anthropology：The State of Play”，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22，No.2，Apr.，1980，p.202.但西佛曼（Marilyn Silverman）和格里福（P.H.Gulliver）认为：“对于鲍亚士（Boas）式文化史和新演化论的探究，以及1930年代、1940年代和1950年代所谓民族史的出现，刺激起某种历史的关怀，但是，这些很难视为我们目前关注的晚近历史人类学先驱。”（玛丽莲·西佛曼、P.H.格里福：《历史人类学和民族志的传统——个人、历史和知识性的考量》，玛丽莲·西佛曼、P.H.格里福编：《走进历史田野——历史人类学的爱尔兰史个案研究》，贾士蘅译，麦田出版社，1999年，第21页）

[5]Davidson，J.，“History and Anthropology”，Making History，p.151.

[6]马凌诺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梁永佳、李绍明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4页。

[7]克斯汀·海斯翠普编：《他者的历史——社会人类学与历史制作》，贾士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页。

[8]Cohn，B.S.，“History and Anthropology：The State of Play”，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22，No.2，Apr.，1980，p.199.

[9]Burke，P.，“Historians，Anthropologists，and Symbols”，Ohnuki-Tierney，E.，ed.，Culture Through Time：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268.

[10]Hobsbawm，E.，Primitive Rebels：Studies in Archaic Forms of Social Movement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59，p.v.

[11]刘海涛：《论西方“历史人类学”及其学术环境》，《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4期，第77页。

[12]Eggan，F.，“Social Anthropology and the Method of Controlled Comparison”，American Anthropologist，New Series，Vol.56，No.5，Part 1，Oct.，1954，p.745.

[13]Kroeber，A.，An Anthropologist Looks at Histo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3.

[14]弗朗索瓦·菲雷：《历史学和人种学》，许明龙译，《史学理论》1987年第4期，第96页。

[15]Fabian，J.，Time and the Other：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

[16]Cohn，B.S.，“History and Anthropology：The State of Play”，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22，No.2，Apr.，1980，pp.198-199.

[17]Thomas，K.，“History and Anthropology”，Past and Present，No.24，Apr.，1963，p.10.

[18]保罗·利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王建华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86页。

[19]Sewell，W.H.，Jr.，“History，Synchrony，and Culture：Reflections on the Work of Clifford Geertz”，Logics of History：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5，pp.179-180.

[20]Evans-Pritchard，E.E.，“Social Anthropology：Past and Present the Marett Lecture”，Man，Vol.50，Sep.，1950，p.122.

[21]爱德华·埃文思-普里查德：《论社会人类学》，冷凤彩译，梁永佳审校，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第130—131页。

[22]雅克·勒高夫：《新史学》，雅克·勒高夫等编：《新史学》，姚蒙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40页。

[23]克劳斯·墨勒：《透析历史人类学》，约恩·吕森主编：《跨文化的争论：东西方名家论西方历史思想》，陈恒、张志平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6页。

[24]Cohn，B.S.，“Toward a Rapprochement”，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12，No.2，Autumn，1981，pp.227-229.

[25]Ibid.，p.231.

[26]Ibid.，p.235.

[27]Cohn，B.S.，“Toward a Rapprochement”，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12，No.2，Autumn，1981，pp.242-243.

[28]Ibid.，p.252.

[29]Cohn，B.S.，“History and Anthropology：The State of Play”，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22，No.2，Apr.，1980，p.217.

[30]Cohn，B.S.，“History and Anthropology：The State of Play”，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22，No.2，Apr.，1980，p.216.

[31]Adams，J.W.，“Consensus，Community，and Exoticism”，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12，No.2，Autumn，1981，p.253.

[32]Ibid.，pp.260-261.

[33]Ibid.，p.265.

[34]Davis，N.Z.，“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Past”，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12，No.2，Autumn，1981，pp.267-269.

[35]Ibid.，p.270.

[36]Ibid.，pp.273-274.

[37]Ibid.，p.275.

[38]Ginzburg，C.，“［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Past］：A Comment”，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12，No.2，Autumn，1981，pp.277-278.

[39]安唐·布洛克：《制作“制作历史”的反思》，克斯汀·海斯翠普编：《他者的历史》，第136页。

[40]Ohnuki-Tierney，E.，“Introduction：The Historicization of Anthropology”，Ohnuki-Tierney，E.，ed.，Culture Through Time：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6.

[41]转引自安唐·布洛克：《“制作历史”的反思》，克斯汀·海斯翠普编：《他者的历史》，第136页。

[42]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特伦斯·兰格：《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4页。

[43]Biersack，A.，“Introduction：History and Theory in Anthropology”，Biersack，A.，ed.，Clio in Oceania：Toward a Historical Anthropology，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1991，p.14.

[44]玛丽莲·西佛曼、P.H.格里福：《历史人类学和民族志的传统》，玛丽莲·西佛曼、P.H.格里福编：《走进历史田野》，第38页。

[45]Schapera，I.，“Should Anthropologists Be Historians？”，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Vol.92，No.2，Jun-.Dec.，1962.

[46]玛丽莲·西佛曼、P.H.格里福：《历史人类学和民族志的传统》，玛丽莲·西佛曼、P.H.格里福编：《走进历史田野》，第19页。

[47]如果将民族志从人类学中单列出来的话，历史人类学还可以分出另两种形式：民族志的史学（ethnographic history）和历史民族志（historical ethnography），也有学者将文化史（cultural history）单列为历史人类学的第五种形式。（参见Goodman，J.，“History and Anthropology”，Bentley，M.，ed.，Companion to Historiography，Routledge，1997，p.790）

[48]玛丽莲·西佛曼、P.H.格里福：《历史人类学和民族志的传统》，玛丽莲·西佛曼、P.H.格里福编：《走进历史田野》，第25—26页。

[49]玛丽莲·西佛曼、P.H.格里福：《历史人类学和民族志的传统》，玛丽莲·西佛曼、P.H.格里福编：《走进历史田野》，第26页。

[50]罗艳春、周鑫：《走进乡村的制度史研究——刘志伟教授访谈录》，常建华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4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07页。

[51]玛丽莲·西佛曼、P.H.格里福：《历史人类学和民族志的传统》，玛丽莲·西佛曼、P.H.格里福编：《走进历史田野》，第28页。

[52]同上书，第25页。

[53]Ethnohistory有时也被翻译为“历史人种学”，但王铭铭教授认为将ethnology翻译为“人种学”是误译（王铭铭：《“在历史的垃圾箱中”——人类学是什么样的历史学？》，杨念群、黄兴涛、毛丹主编：《新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4页）。Ethnohistory也被翻译为“民族史学”，但由于ethnohistory更多地被认为属于人类学的分支，因此翻译成“历史民族学”更合适。当然，也有历史学家称自己的研究为“历史民族学”，如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称《蒙塔尤》为“历史民族学”。

[54]Carmack，R.M.，“Ethnohistory：A Review of Its Development，Definitions，Methods，and Aims”，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1，1972，p.230.

[55]Cohn，B.S.，“Ethnohistory”，Sills，D.L.，ed.，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Vol.6，The Macmillan Company＆The Free Press，1968，p.440.

[56]Green，A.et al.，The Houses of History：A Critical Reader in Twentieth-Century History and Theory，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0，p.175.

[57]Ibid.，p.175.

[58]Sturtevant，W.C.，“Anthropology，History，and Ethnohistory”，Ethnohistory，Vol.13，Issue 1／2，Winter／Spring，1966，p.6.

[59]Ibid.，p.7.

[60]Murphy，E.et al.，eds.，Anthrohistory：Unsettling Knowled ge，Questioning Discipline，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11.

[61]徐桂兰：《历史学与人类学的互动——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综述》，《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第29页。刘永华教授后来在《历史学家的人类学与人类学家的历史学》一文中对这一问题做了具体的讨论。（刘永华：《时间与主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99—120页）

[62]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370页。另可参见张小军：《历史的人类学化和人类学的历史化——兼论被史学“抢注”的历史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学刊》2003年第1期；Kalb，D.et al.，“Historical Anthropology and Anthropological History：Two Distinct Programs”，Focaal，No.26／27，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