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的研究成果：20世纪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

2023-08-1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历史人类学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到了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开始反思历史人类学，并展望其前景。1981年夏秋的两期《跨学科历史杂志》以“新史学：20世纪80年代及以后”为题，对诸多历史领域的新发展进行了讨论，其中有一组（四篇）文章的主题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人类学和历史学”。科恩认为，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关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十分紧密的，直到18世纪人类学仍是历史学的一部分，且深深根植于西方的历史经验之中。

历史人类学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到了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开始反思历史人类学，并展望其前景。1981年夏秋的两期《跨学科历史杂志》（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以“新史学：20世纪80年代及以后”为题，对诸多历史领域的新发展进行了讨论，其中有一组（四篇）文章的主题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人类学和历史学”。

第一篇文章是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和人类学教授伯纳德·科恩（Bernard S.Cohn）的《朝向复合》。科恩认为，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关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十分紧密的，直到18世纪人类学仍是历史学的一部分，且深深根植于西方的历史经验之中。在西方的历史观念中，时间是线性的，因此历史主要就是年代学（chronology），这就使得历史学家可以根据时间编排“国王的统治、圣徒的传记以及那些影响政治的事件”。当西方进行海外殖民时，他们遇到了另一种不同的历史观。因此到了18世纪末，西方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就变成了“与欧洲空间上相隔的异域他者”。同时人类学成了一种无历史的学科，因为“它所研究的社会是不变的，或最多缓慢变动，这些社会没有历史，因为它们没有年代学”。但是，即使如此，19世纪时人类学的方法仍是“历史学的一种形式”。^[24]

到了19世纪，历史学和人类学逐渐分离，并确立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科恩指出：“当19世纪历史学家的兴趣领域日益倾向于民族国家时，人类学家则转为研究由欧洲国家所统治的殖民民族。欧洲民族的历史可以在档案中发现；海外被统治民族的风俗通过‘田野’发现。”^[25]

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类学家试图“回到历史”，他们意识到这些殖民民族在遇到西方殖民者之前并非一成不变的，因此他们开始研究变迁的问题。科恩写道：“历史民族学家（ethnohistorian）的一个主要贡献是使得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日益意识到‘真实的土著’（authentic natives）——人类学调查的传统对象——在第一位民族志学者出现并记录其生活的文本和特征之前业已经历了大范围的变迁。”^[26]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人类学的史学”。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认为，人类学开始关注变迁的问题，而历史学家则受到诸如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以及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等象征人类学家的影响；雅克·勒高夫更是期待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在分离两百年之后相互靠近。科恩写道：

民族学者关注“重复的或预料的事件、节日……与生物的和家庭史相关的事件——出生、婚姻和死亡……历史社会中的礼拜元素……精神状态和心态的研究……魔法元素和克里斯玛的功能”，现在（它们）成了历史学家的主要兴趣。这些历史学家所关注的人类学涉及稳定性、结构、规律性，地方性的、共同的、小规模的内容，以及表象的、象征的和魔法的元素。^[27]

当然，很多历史学家对于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结合仍有怀疑，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人类学家用以理解和解释非欧世界的理论、模型和方法是否可以用以解释欧洲的历史。

科恩指出，找到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共同关心的主题是相对容易的，困难的是为历史人类学描绘出“一个共同的认识论空间”。一些历史学家强调叙事仍是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但是他们叙述的故事应该更完整，不仅包括事件，也包括结构。科恩最后总结并展望：“历史人类学家将是对诸文化的描绘，通过研究影响和改变结构的事件说明这些文化在历史时间中的位置，以及解释这些变化的重要性。这不会产生如19世纪的学者们所寻求的关于社会变迁的‘科学的’理论，而是一种关于变迁的历史。”^[28]

事实上，科恩在一年前的另一篇文章中更清晰地分析了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科恩在文中指出，人类学的方法是共时性的，人类学是某种具体化和客体化的研究，而历时性的研究将使人类学家摆脱社会生活的客体化，而研究社会生活的建立和构建，因为任何文化都不是自然的客体，而是在历史进程中构建的。人们可以通过表象（representation）来研究文化构建的进程。^[29]科恩认为，“探究历史学和人类学之间结合的可能性，不仅是作为一个新的专业领域，也不仅是作为产生更多历史学和人类学结合的方法，而是作为重申这两门学科共有的认识论和主题的方法”；“历史学能够在变得更人类学的同时变得更历史，而人类学在变得更历史的同时变得更人类学”。^[30]

第二篇文章是人类学家约翰·亚当斯（John W.Adams）的《一致、社区和异国情调》。亚当斯在开篇就指出历史人类学存在的问题：

人类学家的概念被断章取义且没有被完全理解，这些概念已经被研究北美殖民地的历史学家误用。部分困难在于将自己的领域和另一领域结合所带来的危险；部分困难则是因为历史学家不愿使用单一的解释。后一困难使得历史学家支持这些不易衡量的人类学概念。^[31]

同时，亚当斯也批评历史学家只关注诸如克利福德·格尔兹、维克多·特纳和玛丽·道格拉斯等少数人类学家，对其他具有同样重要性的人类学家则置之不顾，因此历史学家只是借鉴那些与历史学很相近的领域，即涉及观念的研究。

20世纪70年代，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研究兴趣从社区转向异国情调；而到了80年代，他们则更关注日常生活，而不是那些“特殊的、精英的和异国情调的”，因此他们的任务是“揭示位于常识之下的前提并为自然的行动提供合理性”。^[32]

亚当斯对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结合抱有强烈的怀疑，在文章最后他写道：“历史学必须对它的目标及其用来实现目标的方法有更多的反省。对人类学家而言，历史学家对理论缺乏兴趣仍然非常明显。但从另一个学科借鉴概念有时也不会带来太大的希望，尤其是如果这些概念只是用一种轻率的方式被简单误用了。”^[33]

第三位作者是美国历史学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她对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结合抱有更为积极的态度。在《过去的可能性》一文中，戴维斯认为人类学著作在四个方面对历史学家有所助益：“对社会互动的过程的近距离观察；解释象征行为的有趣方式；关于社会系统的各部分间如何契合的观点；以及那些来自与历史学家过去所研究的非常不同的文化的材料”。戴维斯要求历史学家关注那些人类学家非常熟悉的而历史学家却无法理解其意义的文本。因此，人类学提供给历史学解释模式，如戴维斯自己所言，人类学的解释“能够有助于历史学家，提供其研究类似材料的方式”。因此，戴维斯认为，我们在进行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时，首先应该研究文本本身，然后可以借鉴人类学的解释模式。^[34]

很多历史学的研究受到了人类学的影响，如宗教史研究、交换的机制、社会性别体系等，其中最先得益于人类学的是被历史学家视为非理性和迷信的巫术。娜塔莉·戴维斯认为在引入了人类学方法后，“现在可以将巫术迫害视为中央权力与地方民众以及村民之间的一系列政治的、社会的、心理的和性别的斗争。同时也可以鉴别包括医学和仪式在内的许多行为，而这些行为通常被社区标定为邪术。”^[35]

娜塔莉·戴维斯也注意到历史学在借鉴人类学时存在的危险。首先，历史学家在借鉴人类学理论时都是折中主义的，但戴维斯认为这并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戴维斯认为，更为严重的问题是错误地将人类学解释和田野考察运用到历史学研究中。戴维斯写道：“我们借鉴人类学著作，不是为了寻求法则，而是寻求建议；不是为了寻求人类行为的普遍规则，而是寻求相关的比较。”戴维斯接着举了巫术史研究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如果不理解17世纪关于财产、身体、灵魂、健康和社会联系等的观念是如何影响人们相互间的恐惧的话，就不能将阿赞德人巫术控告的心理运用于欧洲的情况。”^[36]

最后，娜塔莉·戴维斯总结道，人类学不仅提供给历史研究新的研究路径，更重要的是扩大了“可能性”：“人类学对我的历史思考上的影响在于，不仅加深了我对不变的过去的理解，还有对人类经验多样性的认识。……人类学能够扩大可能性，帮助我们打开眼界，给予我们一个新的位置来看待过去并从早已熟知的历史文本中发现惊奇。”^[37]

最后一篇文章是意大利历史学家卡洛·金斯伯格（Carlo Ginzburg）对娜塔莉·戴维斯文章的评论。在这篇简短的评论中，金斯伯格更多的是提出了自己对历史人类学的看法。金斯伯格认为，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结合是基于两个危机的影响：“关于历史的一种结构的、自信的观念的终结”“人类学家日益意识到土著文化自身也是一个历史的产物”。人类学对于历史学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对文化差异的重视，及通过强调那些迥异于我们的社会中各个方面的内在一致性来克服它（文化差异）的努力”。由此在历史研究中形成了一种新的呈现证据的方式，而“叙事史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人类学中个案研究的影响。金斯伯格认为，历史学和人类学的交流有助于两个学科的发展。对于历史学由于受到人类学的影响而产生的碎片化问题，金斯伯格认为“这是为了制作更为有力的分析工具而必须付出的代价”。^[38]

1981年《跨学科历史杂志》上的这一组四篇文章正是对历史人类学理论和实践的反思和总结，其中很多学者自身也是历史人类学的实践者。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对于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结合，历史学家抱有更为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而人类学家则相对谨慎和犹疑。但是，这四篇文章都展望了历史学和人类学结合的前景。

讨论的研究成果：20世纪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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