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与人类学：学科分离与结合

2023-08-1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一般认为，历史学和人类学[1]是两个不同的学科：一个研究时间，一个研究空间；一个研究历史，一个研究结构；一个是历时性的研究，一个是共时性的研究。[4]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历史学和人类学逐渐分离，并确立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8]这种非历史性长期主导了英国的社会人类学。[9]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结合可能比彼得·伯克所说的更早。

一般认为，历史学和人类学^[1]是两个不同的学科：一个研究时间，一个研究空间；一个研究历史，一个研究结构；一个是历时性的研究，一个是共时性的研究。两者的研究方法也是不同的，历史学注重文字资料的研究，而人类学则注重田野考察和口头资料的研究。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认为：“历史学是从社会的有意识的表达方面来组织其资料的，而人类学则通过考察它们的无意识的基础来进行研究。”^[2]

事实上，早期的人类学并不排斥历史。无论是英美的古典进化论还是德国的文化传播论，无不是将文化置于历史中考察的，而美国人类学家弗兰兹·博阿兹（Franz Boas）更是提出文化“必须在其独特的历史发展的语境中理解”^[3]。博阿兹认为存在着一种人类学的“神圣集束”，包括考古学、体质人类学、语言学、民族志和民族学，这五者的结合基于如下的认识论假设，即“人类学事实上是‘历史学’的一种形式”。^[4]

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历史学和人类学逐渐分离，并确立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这种分离状态随着以英国人类学家布洛尼斯洛·马林诺夫斯基（Bronisław Malinowski）为代表的社会人类学提出田野工作方法而加剧了。

社会人类学家通过田野工作方法来认识被研究对象的制度、风俗和日常生活，这种田野工作方法包括研究者的观察以及被研究者的口述。社会人类学家认为，理解一种文化的关键是“长期近距离地观察当地社会，阐明社会结构各独立部分的功能，展现每个部分是如何结合并组成一个整体”。^[5]马林诺夫斯基将田野工作的方法原则归纳为三点：“首先，学者理所当然必须怀有科学的目标，明了现代民族志的价值与准则；其次，他应该具备良好的工作条件，主要是指完全生活在土著人当中而无须白人介入；最后，他得使用一些特殊方法来搜集、处理和核实他的证据。”^[6]因此，在马林诺夫斯基那里，田野工作是一种科学的方法。

自从出现田野工作以来，人类学家主要都是“从共时性的角度加以研究”，“一部分是因为最初以这种新方法进行研究的社会，都是没有文字记录的社会；一部分则是由于承袭涂尔干传统的社会人类学，其研究目的就是要以社会制度内在的功能连贯性来将其概念化。”^[7]人类学家通常在一个封闭的、“无污染的”土著社会中进行田野工作，他们否认这些土著社会在外来者（传教士、商人、殖民者等）到来之前存在历史，他们认为这些土著社会存在着某种结构，这些结构“使这些土著处于无时空的乐园中”。这种无时间性的模式被美国人类学家伯纳德·科恩（Bernard Cohn）称为“小船里的传教士”（missionary in the row boat）模式。在这一模式中，“传教士、商人、劳工招募者或政府官员带着圣经、穆穆袍（mumu）、烟草、钢斧或其他西方的事物来到一个岛屿，这个岛屿的社会和文化处于结构功能主义的幻境之中，在新来者的冲击下，‘快乐的’土著的社会结构、价值和生活方式瓦解了”。^[8]这种非历史性长期主导了英国的社会人类学。

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这种疏离状态持续了很长的时间，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曾在文章中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历史学和人类学仍然是互相疏远的。但是情况到了60年代后期则发生了变化，伯克认为在英国有两个标志表明两者的结合：1966年社会人类学家协会在爱丁堡召开了主题为“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大会；20世纪70年代初，英国历史学家基思·托马斯（Keith Thomas）和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各自出版了研究英国巫术史的重要著作，两本著作都受到了人类学的影响。^[9]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结合可能比彼得·伯克所说的更早。1956年，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受人类学家马克斯·格拉克曼（Max Gluckman）的邀请在曼彻斯特大学做了三次讲座，参与讨论的有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讲座的内容后来以《原始叛乱者》（Primitive Rebels）为名于1959年出版。^[10]

在人类学领域，马林诺夫斯基自己在晚年也提出使用功能论来研究历史和文化变迁。^[11]在马林诺夫斯基之后，英国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和爱德华·埃文思-普里查德（E.E.Evans-Pritchard）在他们的人类学研究中都关注历史。差不多在同样的时间，美国的人类学也开始关注历史。美国人类学家弗雷德·埃根（Fred Eggan）在1954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将英国社会人类学的结构功能主义与美国文化人类学对文化过程和历史的兴趣结合起来。^[12]美国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克鲁伯（Alfred L.Kroeber）则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关注人类学和历史的问题。^[13]

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的隔阂由于人们对时间和空间的重新理解而日益缩小，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菲雷（François Furet）认为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人类空间变成了一致的整体；与此同时，时间却不再是一致的了。”^[14]另一方面，人类学家对人类学的时间也进行了反思。人类学民族志尽管是共时性研究，但否认主体间的同时性，即否认民族志学者和研究对象之间拥有相同的历史时间和空间。人类学家约翰尼斯·费边（Johannes Fabian）将这种对同时性（coevalness）的否认称为人类学的“异时性”（allochronism），传统的人类学家正是通过这种异时性强化了自我／他者以及西方／非西方之间的二分。^[15]

事实上，历史学和人类学有着相同的研究主题：“他者”（与我们所在的社会不同的社会），只不过一个是由于时间上的间隔，而另一个是由于空间上的间隔。两者都致力于“将根植于一种时空中人的行动的意义向另一个时空的人进行阐释”，并最终需要以一种文学形式报告它们的研究结果。^[16]基思·托马斯指出了“我们社会的历史经验和土著社会的当代经验”之间的相似性。^[17]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正如地理距离使人类学家获得了疏远感，历史间隔也使历史学家怀有这种疏远感。”^[18]美国历史学家小威廉·休厄尔（William H.Sewell，Jr.）指出：

历史学者发现了与我们的世界在结构上不同的世界，那个世界里人的动机、荣誉感、日常工作和政治计算，是基于那些我们所不熟悉的关于人类社会和宇宙秩序的假设。许多历史巨著［例如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1958年）、赫伊津哈的《中世纪的衰落》（1954年）、布洛赫的《封建社会》（1964年）、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年）、拉杜里的《蒙塔尤》（1978年）］向我们展现了与巴厘、祖尼或特罗布里恩一样陌生的世界。历史学和人类学一样，致力于发现和展现人类的多样性，但是在时间中而非在空间中。这表明甚至我们祖先的生活也和我们有着很大的不同。^[19]

正是由于这种相似性，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结合成为可能。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埃文思-普里查德早在1950年的“马雷特讲演”中就提出了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他认为“历史方法的基本特征并不是事件的时间关系，而是事件的描述性综合；这是历史学与社会人类学共有的特征”，并指出“社会人类学和历史学之间的区别是技术的区别、重点的区别、视角的区别，而不是方法和目标的区别”。^[20]1961年，埃文思-普里查德在曼彻斯特大学所做的讲演中更是指出：“社会学的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都充分意识到，任何事件既有独一无二的特征又有概括性的特征，在阐释它时，这两点都要考虑到。如果一个事实的独特性丧失了，那对它的概括就会显得太一般而没有什么价值。另一方面，如果不被视作有一定的规则性和连续性，视作属于事件某一类型，事件也就失去了大部分甚至是全部的意义，所有这方面的事例都有许多共同特征。”^[21]埃文思-普里查德通过同时赋予“事件”独一无二和概括性的特征，将历史学和人类学连接了起来。英国的一些历史学家正是受到埃文思-普里查德的影响，转而在研究中引入人类学的方法，其代表人物就是基思·托马斯。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结合成为必然。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在《新史学》中论述史学的前途时提出了三个假设，其中之一是：“或许是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这三门最接近的社会科学合并成一个新学科。关于这一学科保罗·韦纳称其为‘社会学史学’，而我则更倾向于用‘历史人类学’这一名称。”^[22]人类学家克劳斯·墨勒（Klaus E.Müller）指出：“历史人类学提供了一种可能的一元论解释，这不是因为它当下有些时髦，而是因为它提供了最理想的学术环境，准确地说它把民族学和历史学联合起来，使我们无论是在历史背景下还是在当前环境中对人类社会的理解都更加合适，更加可行。”^[23]

历史学与人类学：学科分离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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