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很早就关注着英国社会人类学对历史学的影响,他在1978年的一篇文章中如此评述:在英国,社会人类学是社会科学中至关重要的学科,至少是唯一一门能让一些历史学家抱有持续的兴趣并不断从中获益的学科。[8]霍布斯鲍姆曾表示,他对匪徒的研究受到了社会人类学的影响。1970年,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一文中,探讨了战后社会史的写作。......
2023-08-14
西方史学,源远流长,行至20世纪,具有悠久传统的西方史学发生了裂变,日渐剥离传统史学的脐带,自19世纪末新旧史学之争,启动了现当代西方史学的历史行程,迎来了20世纪西方史学瑰丽的篇章。
20世纪西方史学的行程,概要之,大体上是从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这一进程,随着社会发展而推陈,适合时代进步而更新。20世纪以降,新史学一路走来,至60年代前后,曾一度雄踞史坛,风行一时。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新史学伸出双手,一只与自然科学牵手,另一只与社会科学相挽,交汇沟通,互补反馈,它再也不能“闭关自守”、束缚在单一的史学研究模式中。从现代美国新史学派创始人鲁滨逊所发出的史学需充分利用“新同盟军”的呐喊,到法国年鉴学派在《年鉴创刊词》中的“打破学科之间的围墙”的呼唤,其旨都在倡导跨学科与多学科的研究,随之而来的是出现了现代史学的多个分支学科,比如心理史学、计量史学、口述史学、比较史学和影视史学等,在我们面前呈现出了多姿多彩的史学景观,“历史人类学”也就在这一学术背景下应运而生了。
其实,读陆启宏的《历史学与人类学:20世纪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便可知,历史人类学并不是历史学或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两者之间仍是相当疏远的,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则发生了变化,它们两者的相似性与共同性被指出,在各方举行的学术论坛上,探讨人类学与历史学结合的可能性,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催生出了“历史人类学”。年鉴学派史家雅克·勒高夫在《新史学》一文中阐述“史学的前途”时,提出了三个假设,其中的一个就是:“或许是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这三门最接近的社会科学合并成一个新学科。关于这一学科,保罗·韦纳称其为‘社会学史学’,而我更倾向于用‘历史人类学’这一名称。”(雅克·勒高夫:《新史学》,载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姚蒙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40页)于是,“历史人类学”之雅名也就此登上了史坛。
那么,何谓历史人类学?学术研究当然不是从定义出发,但为一个学科正名也很重要。对此,毋容我置喙,且看启宏的陈述。他说,“历史人类学”当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不同的学科有着不同的理解,故学者见解也各异。赵世瑜教授指出:“历史学有自己的历史人类学,人类学有自己的历史人类学。”倘如是,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历史人类学包括两个方面:人类学的历史化和历史学的人类学转向。对人类学而言,历史人类学意味着人类学从共时性分析转向历时性分析;而对历史学而言,历史人类学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不管怎样,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对历史人类学有着诸多不同的理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两者之间的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显然有助于两个学科的发展。对此,我深以为然。由此想到,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的发展,现当代西方史学也随之变化和发展着,而历史人类学也将变化和发展。正如人类学家雅乐塔·宾尔沙克(阿莱塔·比尔扎克)所指出:“人类学与历史学已经以各自的方式从欧洲凿出了各式各样的思想潮流。今日,知识源头相当密切的这两个领域,都是具有理论性刺激的场所,也是众多传统争夺(或者说,屈服于、穿越以及融入)霸权之处,而且那里的关键词和概念也是具有高度争议性的。这些冲突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目前这两门学科从中奋力地创造自己的未来。从属于同样的源流,受到同样的思想力量的浇灌,人类学与历史学如今面对同样的可能性。”(雅乐塔·宾尔沙克:《地方性知识、地方史:纪尔兹与超越纪尔兹》,载林·亨特主编:《新文化史》,江政宽译,麦田出版社,2002年,第115页)写到这里,不由想到了多年前朱维铮先生写过的一篇《音调未定的传统》(《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他在文章引言中指出:“目前关于传统的种种诠释,音调如此错杂,蕴涵的价值判断又如此大异其趣,在可以望见的将来,争论诸方也未必能够达成共识。”朱氏将当时学界关于“传统”概念的争议,称为“音调未定”,这与上引宾氏关于当下“历史人类学”的争议,又何其相似乃尔,称其“音调未定”亦无不可。因此,序题“音调未定的思想潮流”,想借此仿句,形容历史人类学当下的“学术生态”,庶几可矣。
本书所述虽然是史学理论,而不是历史叙事,但不难读。翻开本书,纲目清晰,无论是理论部分的解释还是实践部分的阐述,都是据充分,论严谨。当然,作为一本西方史学的理论著作,还可以说开去,比如作者的主体意识、关于话语权等要旨的阐发,那就更上一层楼了。不管怎样,我还是可以这样说,《历史学与人类学:20世纪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对不谙西方史学的读者来说,或许开辟了一个观察史学的窗口;对史学专业的工作者来说,也能启智益思,或许为本行研究插上了一对思维的翅膀;对像我这样专治西方史学史的人来说,或许也可为西方史学史的现当代部分补遗,填补了一个空白。不信吗?请读读这本书吧。反正我信,且主意已定,在再次修订出版我主著的《西方史学史》第五版的时候,将在现当代西方史学部分上增添有关“历史人类学”的内容。
吾生启宏,在读博士研究生时,他做的学位论文是关于近代早期西欧的巫术问题,这种斑驳陆离的历史色调,关注下层民众的历史视野,也许与人类学的旨趣有着天然的联系,自此他心中埋下了人类学的“种子”,后论文经修改与增补,结成题为《近代早期西欧的巫术与巫术迫害》一书出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记得2007年,我应《历史教学问题》主编王斯德先生之约,为该刊主持是年“当代西方史学新趋势讲座”,在筹划作者与选题时,我要启宏写历史人类学,他欣然同意了,其文《历史学的“人类学”转向:历史人类学》(《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4期)出手不凡,令我满意,此文大概成了本书的雏形。这之后,他对于历史人类学的关注,一发而不可收,在全国性的史学理论会议上可以见到他提交的参会论文,大多与此相关联。就这样,他孜孜矻矻、潜心治学,刻苦努力了十多年,期间又得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鼎力支持,现在终成硕果。作为他的老师,我希望作者继续努力、奋发有为,在学术上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回到正题。勒高夫在《新史学》一文的最后充满自信地说道:“史学史取得的引人注目的进展应当一浪推一浪,继续下去。”是的,就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而言亦然。回望历史,自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以来,毋庸置疑,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长足进步。观当下,山河温润,东风又启新征程。让我们与同道者一起,迈着新时代的步伐再出发,以开创中国西方史学史更加璀璨的明天!
是为序。
张广智
己亥春日于复旦书馨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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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4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年鉴学派在西方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1]年鉴学派第三代历史学家也跻身于这场史学转型之中。[2]可见,年鉴学派的转型并不是对过去的彻底否定,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建立“新史学”——历史人类学。早在20世纪30年代,年鉴学派史学家就关注了人类学。1975年,勒高夫将自己的研究方向从“中世纪西方历史与社会”转变为“中世纪世界的历史人类学”。[5]年鉴学派的历史人类学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
2023-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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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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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4
在这篇文章中,勒高夫探讨了历史人类学的问题,即历史学和民族学的结合。法国学者习惯使用“民族学”一词,尽管勒高夫在《新史学》中认为“人类学正取代着民族学”,但他仍经常使用“民族学”。可见,勒高夫将历史人类学与年鉴学派的传统紧紧融合在了一起,这是法国历史人类学的一个显著特征。......
2023-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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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4
[36]可见,萨林斯的历史人类学正是建立在布尔迪厄实践论的基础之上的。夏威夷的社会体系就是一种述行的结构,“将偶然性事件包含于公认结构之中,并在历史行动中理解神话的关系”。[39]正是通过这种实践论,萨林斯将事件和结构联系起来,将历史引入结构之中,消融了“共时性/历时性”“结构/历史”之间的鸿沟,建立“一种结构的、历史的人类学”。另一方面,萨林斯的历史人类学也受到了格尔兹的“深描”方法的影响。......
2023-08-14
《走进历史田野》是1989年4月在加拿大塞尼加学院召开的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70]《走进历史田野》包括三个部分:导论、“从爱尔兰民族志中解读过去”和“解读人类学、社会史和历史人类学的过去”。最后,要求无继承权的兄弟姊妹“必须离家远行”,并不是具有历史深度的文化规范。......
2023-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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