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大法学：现代社会的合理惩罚

2023-08-1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贝卡里亚给出的刑罚方案在有效惩罚犯罪的同时，也亲手把人类推向了“技术统治”的深渊，以至于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人类一直面临着贝卡里亚未曾设想的“惩罚合理性”难题。比如，技术不断嵌入惩罚犯罪和社会治理中。此时，暴力早已退场，象征文明与进步的技术在人类社会中独掌全局。在技术理性支配下，现代社会将成为一个彻底的同质化社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惩罚技术和治理技术消灭个体性，使个体淹没于虚无，个体若有若无。

贝卡里亚给出的刑罚方案在有效惩罚犯罪的同时，也亲手把人类推向了“技术统治”的深渊，以至于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人类一直面临着贝卡里亚未曾设想的“惩罚合理性”难题。^[27]这是因为，“技术统治”给人类社会的实践带来了双重效果。一方面，技术持续改善着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使人们的生活日益技术化，成为席卷一切的“时代精神”。例如，以不可思议速度发展的网络和大数据技术，席卷全世界的新能源、航海航天、基因工程、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由于符合“持续进步、效率至上”的信念而不断获得“合理性”。另一方面，人类在享受技术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进步的同时，人类本身又处在了隐匿、普遍、精细的“技术控制”之中，变得更加依赖技术。由此一来，现代化进程也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技术化进程。比如，技术不断嵌入惩罚犯罪和社会治理中。法官的司法判断、惩罚犯罪的手段以及治理社会的方式，和技术更加紧密地缠绕、交织在一起，它们将更多地借助乃至依赖各种生物科学技术、医学技术、心理学技术以及其他科学技术。而且，这种技术控制不仅仅只把罪犯作为作用的对象，它也凭借预防违法犯罪和社会治理的理由，泛化到社会的每个主体和各个角落。这种“技术统治”给人类带来的双重效果便是现代思想家一直深思的“惩罚合理性”难题。

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统治”很可能对人类进行一种高度合理化的“奴役”。在各种惩罚技术面前，人自身的主体性与本真性将无法展示，人被视作一种物和工具，深陷进技术“奴役”的泥沼中。此时，暴力早已退场，象征文明与进步的技术在人类社会中独掌全局。马尔库塞说，“一种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流行，这是技术进步的标志”，“技术也使人的不自由处处得到合理化”。^[28]也许正是如此，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中宣称“上帝死了”。尼采的“上帝死了”不仅仅是指宗教理想世界的衰落，更多的是喻指技术统治下人类精神表达的颓败与价值理性的缺失。在技术理性支配下，现代社会将成为一个彻底的同质化社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惩罚技术和治理技术消灭个体性，使个体淹没于虚无，个体若有若无。^[29]当“人”本身的个体性彻底泯灭时，人类将会完全成为社会机器中一颗冰冷的“螺丝钉”，生活的意义也随之消失殆尽。韦伯也以一种悲悯的语气描述了技术统治下现代社会的前景，“完全可以，而且不无道理地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30]在韦伯的描述下，人类似乎注定陷入“现代性”的深渊而无法自拔——价值多元的“诸神时代”将黯然失色，“现代人”将彻底变成“无灵魂的专家”和“无心的享乐人”。

综上所述，对于现代社会以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而言，当务之急是认真检审现代性的技术理性，特别关注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平衡，努力彰显人类个体的主体性与本真性。技术与人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技术是手段，人是目的。人掌握技术、使用技术，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人”本身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如果本末倒置，让“科学技术主义”独断一切，人性一路衰微，生活的世界只剩下物质，未来的人类也许会蜕变为一种严重依赖各类技术的“恒温动物”，整日龟缩在技术打造的“恒温箱”里。^[31]

因此，在法律和技术之间，要将一系列的惩罚技术与治理技术置于“人文”价值的约束下，在治理中灌注“人文”精神和道德感，凸显“人”本身所具有的主体性与本真性，重新回到一种“有意义的生活”中。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要始终警惕惩罚技术和治理技术在运作过程中的功能外化、非理性化和非人道化，努力通过法治化途径规范技术的使用。唯有如此，“技术治理”才有“人文”的温度，技术才真正为人所用。

【注释】

[1]罗有成，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南政法大学全面依法治国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2]切萨雷·贝卡里亚（Cesare Beccaria ，1738—1794），意大利刑事古典学派的创始人。1738年3月15日生于米兰一个贵族家庭，1758年毕业于帕维亚大学，攻读法律专业。1962年发表处女作《论米兰公国1762年货币混乱及其救治》。1764年完成《论犯罪与刑罚》，并于当年出版，由此一举成名，并为他赢得了长久的声誉。《论犯罪与刑罚》也被刑法学者们称之为“西方文明中有关犯罪与刑罚最具深远意义的论著”。

[3]［意］切萨雷·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112页。

[4]See John D.Bessler，“The Italian Enlightenment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Cesare Beccaria’s Forgotten Influence on American Law”，Hamline Journal of Public Law & Policy ，Vol.37，No.1，2017，pp.1−13.

[5]张智：《贝卡里亚启蒙思想的苏格兰渊源——以〈论犯罪与刑罚〉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6]［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第99页。

[7]［英］马克·戈尔迪、罗伯特·沃克勒：《剑桥十八世纪政治思想史》，刘北成等译，商务印书馆，2017，第531−543页。

[8]姜敏：《贝卡里亚对封建刑法的质疑和批判》，《理论月刊》2010年第1期。

[9]邱兴隆：《报应刑的价值悖论——以社会秩序、正义与个人自由为视角》，《政法论坛》2001年第2期。

[10]［意］切萨雷·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62−63页。

[11]［荷］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185−186页。

[12]［意］切萨雷·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17页。

[13]贝卡里亚通常被认为更多地以功利主义的立场来解释法律和刑罚。他的著名表述“最大多数人分享最大幸福”常常为人引用，以作为证明。这一表述被稍作修改后，在边沁那里变得耳熟能详。后继者边沁对贝卡里亚的推崇，也进一步证实了贝卡里亚的功利主义立场。See David B.Young，“Cesare Beccaria：Utilitarian Or Retributivist？”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vol.11，No.4，1983，pp.317−326.相关的中文文献参见姜敏：《贝卡里亚功利主义刑法思想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14]See Mario De Caro，“Utilitarianism and Retributivism in Cesare Beccaria”，The Italian Law Review，Vol.2，No.1，2016.

[15]［意］切萨雷·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17页。

[16]［意］切萨雷·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51页。

[17]徐伟：《简论贝卡里亚的刑罚心理学思想》，《学习论坛》2016年第5期。

[18]［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第119−120页。

[19]石聚航：《知识背景、三维解构与智识启迪：贝卡里亚犯罪学思想论要》，《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20]陈雪：《刑罚、持续性以及现代监狱制度——读〈论犯罪与刑罚〉》，《政法论坛》2019年第6期。

[21]［意］切萨雷·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67页。

[22]陈雪：《刑罚、持续性以及现代监狱制度——读〈论犯罪与刑罚〉》，《政法论坛》2019年第6期。

[23]［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第307页。

[24]［意］切萨雷·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62−64页；相关论述，参见董进宇、董玉庭：《浅谈刑罚的宽和化——兼评贝卡里亚的刑罚观》，《法制与社会发展》2001年第3期。

[25]贝卡里亚所处的时代恰好是“工业革命”开始的时代，这个时代不仅发明了大量的科学和工业技术，也发明了许多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法律技术，贝卡里亚正可以被看作这样一位刑罚技术的发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