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研究

我们在上文已经论证了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如何揭示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社会阶段时必然形成的拜物教现象。这种现实不是如同“意识形态”一般的思辨哲学家的想象的存在物,而是在现实生活中每天都客观发生的现实抽象,即拜物教的物质形式或拜物教现实。而当生产当事人、资产阶级理论家面对这种特定的拜物教现实时,就出现了拜物教的观念形式。这种拜物教的物质形式和观念形式根源于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而也将随着这一生产方式的历史性消亡而被扬弃。

拜物教现象的社会基础就是拜物教的物质形式,马克思科学分析了物质形态的拜物教现象。他指明了在再生产视域下,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表现为商品资本、货币资本的形态。这里要注意作为货币资本的货币不同于流通中的货币。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拜物教现象的完成形态无疑体现在资本的拜物教性质中,因此,拜物教的根本消除首先意味着资本形态的拜物教现象的终结。

拜物教现象的秘密在于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只有把资本看作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表现,才能谈资本的生产性。但是如果这样来看资本,那末这种关系的历史暂时性质就会立刻显露出来,对这种关系的一般认识,是同它的继续不断的存在不相容的,这种关系本身为自己的灭亡创造了手段。”资本拜物教的必然性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决定的,是一定的生产关系的历史产物。

在马克思看来,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生产关系之中,商品世界的拜物教性质、所发生的错乱和颠倒现象是真实的,而不单是想象的。与此同时,马克思也明确指出:“这种颠倒的过程不过是历史的必然性,不过是从一定的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但决不是生产的某种绝对必然性,倒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而这一过程的结果和目的(内在的)是扬弃这个基础本身以及过程的这种形式。”这种“暂时的必然性”深刻揭示了拜物教的产生以及终结的性质。

如何理解这种“暂时的必然性”呢？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样,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定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而这个条件又是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并且是新的生产方式由以产生的现成基础;同这种独特的、历史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具有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最后,分配关系本质上和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所以二者都具有同样的历史的暂时的性质。”

马克思认为,资本的发展不能突破自身的界限,这意味着它只能是历史的暂时的。“更进一步考察问题,首先就会看到一个限制,这不是一般生产固有的限制,而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固有的限制。这种限制是二重的,或者更确切些说,是从两个方向来看的同一个限制。这里只要指出资本包含着一种特殊的对生产的限制——这种限制同资本要超越生产的任何界限的一般趋势是矛盾的——就足以揭示出生产过剩的基础,揭示出发达的资本的基本矛盾;就足以完全揭示出,资本并不象经济学家们认为的那样,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资本既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也不是与生产力发展绝对一致的财富形式。”

马克思明确指明了资本自身的界限的内容及其不可克服性:“这些内在的界限必然和资本的性质,和资本的本质的概念规定本身相一致。这些必然的界限是:(1)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或产业人口的工资的界限;(2)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时间的界限,就相对剩余劳动时间来说,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3)这就是说,向货币的转化,交换价值本身,是生产的界限;换句话说,以价值为基础的交换,或以交换为基础的价值是生产的界限。这就是说:(4)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换句话说,现实的财富要成为生产的对象,必须采取一定的、与自身不同的形式,即不是绝对和自身同一的形式。”更进一步地,马克思指出:“(1)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2)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3)货币是生产的界限;(4)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

不难看出,资本的界限对于自身而言是不可克服的矛盾。“首先:资本迫使工人超出必要劳动来做剩余劳动。只有这样,资本才能增殖自己的价值,创造出剩余价值。但是另一方面,资本确立必要劳动,是因为并且仅仅由于劳动是剩余劳动,而且剩余劳动可以实现为剩余价值。可见,资本把剩余劳动作为必要劳动的条件,把剩余价值作为物化劳动即价值本身的界限。如果资本不能确立剩余劳动,它也就不能确立必要劳动,而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只有资本才能确立必要劳动。因此,资本就象英国人所说的那样,用人为的障碍来限制劳动和价值的创造,而资本这样做,正是由于并且仅仅由于它确立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的同一理由。因此,资本按照自己的本性来说,会为[Ⅳ—25]劳动和价值的创造确立界限,这种界限是和资本要无限度地扩大劳动和价值创造的趋势相矛盾的。因为资本一方面确立它所特有的界限,另一方面又驱使生产超出任何界限,所以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

资本一方面把剩余劳动以及剩余劳动同其他剩余劳动的交换作为必要劳动的条件另一方面使工人的消费只限于工人再生产自己劳动能力所必需的物品,从而限制工人的交换能力,这就给交换领域加上了新的限制。因此,资本的矛盾本性显露无遗:资本价值的无限度的增大与交换领域的限制。“因此,资本把必要劳动时间作为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把剩余劳动时间作为必要劳动时间的界限,把剩余价值作为剩余劳动时间的界限;与此同时,资本又驱使生产超出所有这些界限,因为资本把劳动能力单纯作为交换者,作为货币与自己相对立,而把剩余价值的创造者,剩余劳动时间作为剩余价值的唯一界限。(或者,从这种关系的第一方面来说,资本是把剩余价值的交换作为必要价值的交换的界限。)”

由此可见,资本自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真正限制。这就意味着: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这样的目的之下,生产过程本身成为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的自行增殖不过是生产过程的起点和终点而已。然而无产阶级的不断加深的贫困化与资本无限的增殖根本上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也同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关系发生根本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培育了颠覆自身的“掘墓人”。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限制就在于:这一切发展都是对立地进行的,生产力,一般财富,知识等的创造,表现在从事劳动的个人本身的异化;他不是把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当作他自己的财富的条件,而是当作他人财富和自己贫困的条件。但是这种对立的形式本身是暂时的,它产生出消灭它自身的现实条件。”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第二、第三卷分别探讨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以及资本生产的总过程。马克思在这些文本中都强调了资本的集中化和垄断化对于终结资本拜物教现象的作用。马克思深刻指出,资本的运动最终造成垄断,这种垄断先是对劳动者进行剥夺,继而对其他资本家进行剥夺,通过这种剥夺实现了资本的高度集中和垄断,而这一过程本身也蕴涵着走出资本垄断的出路。

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末尾,马克思明确指出:“一旦这一转化过程使旧社会在深度和广度上充分瓦解,一旦劳动者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为社会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在这里,马克思说明了资本的集中所导致的社会矛盾的激化,并且科学地预见了工人阶级不断壮大反抗资本主义社会的力量,由此,资本主义外壳的自我毁灭成为可能。

资本的集中必然加剧垄断资本的形成。资本的集中有着不同的途径,其中竞争和信用是资本集中的两个最强有力的杠杆。马克思指出竞争的结果促进了资本的日益集中。另外马克思还专门谈到了信用的作用:“起初,它作为积累的小小的助手不声不响地挤了进来,通过一根根无形的线把那些分散在社会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货币资金吸引到单个的或联合的资本家手中;但是很快它就成了竞争斗争中的一个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它变成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结构”。马克思看到了信用制度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双重作用。既加快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强度和发展,又客观上加速了危机的到来,加速了旧生产方式的解体。

资本的垄断是资本本身扬弃的现实过程,大资本消灭小资本,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股份制企业对于资本主义企业的性质的影响。“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代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台是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其后,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进一步清晰地梳理了资本社会化的历史进程。

曼德尔在《资本论》新版英译文中肯定马克思垄断资本的分析。不过他认为“垄断”这一概念没能把战前资本主义的垄断特征与战后资本主义的垄断特征区分开来,所以,他认为用“晚期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来概括二战之后世界资本主义的基本状况是比较适当的。他在这个序言中说: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中期的十多年间,资本主义制度变得比马克思写《资本论》时,更加危机四伏。从越南战争到世界货币制度的混乱,从西欧1968年以来激进工人斗争的高涨到全世界大量青年人对资产阶级的价值和文化的拒绝,从生态危机到能源危机到周期性的经济衰退,到处都有迹象表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资本论》说明了为什么这个制度的日益尖锐化的矛盾同它的迅猛发展一样不可避免。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与一般公认的观念相反,“马克思与其说是19世纪的经济学家,还不如说是20世纪的经济学家”。

马克思对于资本自身逻辑上的矛盾分析阐明了资本的暂时的必然性,资本的限制就是资本自身,并且他通过对垄断资本的分析指明了资本扬弃自身的现实道路。拜物教现象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也将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趋于消解。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而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他更进一步指出:“社会生产过程既是人类生活的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过程,又是一个在历史上经济上独特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过程,是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些生产关系本身,因而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个过程的承担者、他们的物质生存条件和他们的互相关系即他们的一定的社会经济形式的过程。因为,这种生产的承担者对自然的关系以及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他们借以进行生产的各种关系的总和,就是从社会经济结构方面来看的社会。”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含着绝对发展生产力的趋势,而不管价值及其中包含的剩余价值如何,也不管资本主义生产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如何;而另一方面,它的目的是保存现有资本价值和最大限度地增殖资本价值(也就是使这个价值越来越迅速地增加)。它的独特性质是把现有的资本价值用作最大可能地增殖这个价值的手段。它用来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包含着:降低利润率,使现有资本贬值,靠牺牲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来发展劳动生产力。”这样,资本主义内含的矛盾是无法克服的,它必然要扬弃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

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发生是必然的。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再生产就难以为继,“因此,尽管是规模不变的再生产,但危机——生产危机——还是会发生的”。虽然国家可以借助比如宏观调控等一些手段暂时缓和这种矛盾,但是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是不可能的,私有制市场经济发生经济危机是必然的。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马克思关于“两个决不会”的观点,科学阐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关系,指明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拜物教现象终结的道路。

马克思还展望了克服拜物教现象发生的社会基础——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在那里,社会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被消灭了,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前提下,每个人实现了自由全面的发展。“资本家对这种劳动的异己的所有制,只有通过他的所有制改造为非孤立的单个人的所有制,也就是改造为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才可能被消灭。”马克思指出,即便消灭了资本家和私有制,未来社会也要以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和很高的劳动生产率为基础,否则就不能为人们提供更多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因为为谋生而劳动不是自由的,自由在为谋生而进行劳动的必然世界的彼岸。只有在这个基础上,社会才成为自由人联合体。“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在这种经济形态的社会的史前史结束以后,在这种新的生产方式下,人的劳动直接就是社会劳动,不再像商品生产的劳动那样迂回性地表现其社会性,人类的真正历史才开始,拜物教现象将彻底被消除。

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马克思眼中的“拜物教”现象不仅仅包含作为“社会存在”的拜物教物质形式,也包括“社会意识”层面的拜物教的“秘密”、拜物教的观念形式。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朗西埃、鲍德里亚、齐泽克都看到了这一点。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从“商品拜物教”引申出“物化”理论;鲍德里亚在商品拜物教的基础上提出了符号拜物教,将拜物教视为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主导性意识形态;齐泽克则把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视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秘密的“征兆”,并认为是马克思首先发明了“征兆”概念,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物质形式和观念形式拜物教范畴既是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现实,又是其基本矛盾的运动发展从而导致其最终颠覆的征兆。

拜物教的观念形式是“现实关系和活动、他们的生产、他们的交往、他们的社会政治组织的有意识的表现”。就拜物教观念的产生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和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拜物教观念:这种观念把经济的形式规定性,如商品,生产劳动等等,看成是这些形式规定性或范畴的物质承担者本身所固有的属性。”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在揭秘拜物教现实的同时,也研究了拜物教的观念形式。拜物教现象对于当事人来说首先是向人的意识显现,然后才会有在此认识下的行动,所以观念拜物教在马克思的研究理路中其实应当早于物质形态的拜物教。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马克思在谈论拜物教时,拜物教的“主体”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抛开他早期使用这个概念的不同的含义,仅仅就19世纪50年代以后成熟经济学研究基础上讨论拜物教来说,这个当事人首先是资本家;其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马克思在不同的语境下批评他们是拜物教徒;最后是工人,马克思谈到工人受到拜物教束缚的问题。其实,就一般意义的推断来看,当马克思指认社会现实中拜物教现象已经完成后,这种客观存在的现实对每一个商品世界的人来说都会产生观念的拜物教。所以,观念拜物教作为一种意识现象,正如马克思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指明了意识是实践与客观生活所决定,观念拜物教的形成和终结又必然要基于物质形态拜物教的基础上。

马克思关于观念拜物教直接言说的文本很少,我们只能从他散见的论述中谈论他的观念拜物教的理论。在马克思较早的文本中其实已经有了对观念拜物教的揭示,虽然那时马克思没有使用这个词语。

在1842年至1844年初,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沿用了当时流行的对拜物教的说法,或许他当时受到鲍威尔、费尔巴哈使用这个词语的影响,拜物教在他看来仅仅是崇拜一个对象物,此时的马克思还尚未研究政治经济学,并不能理解拜物教话语展开的社会历史语境。而当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开始用主体性的异化劳动来开展社会批判时,货币拜物教开始受到马克思的关注。在《穆勒评注》中,马克思指出:“货币的本质,首先不在于财产通过它转让,而在于人的产品赖以互相补充的中介活动或中介运动,人的、社会的行动异化了并成为在人之外的物质东西的属性,成为货币的属性”,而且“物的相互关系本身、人用物进行的活动变成某种在人之外的、在人之上的本质所进行的活动”。从人与人的交往关系出发,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对货币的拜物教崇拜。当然,马克思直到50年代第三次经济学研究之前,在他没有完全科学地对劳动二重性进行理解,没有发现从抽象劳动形成价值进而造成社会关系的颠倒,不能根本洞悉资本的秘密时就很少用这个词语,最多指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拜物教,直到他完全能够从社会现实表面而把握其本质以后才正式定义并使用“拜物教”概念。

在《巴黎手稿》之后,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生活决定意识”的逻辑层面批判了德意志的“意识形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阐明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对立,并且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线索来把握社会,在此基础上说明了阶级社会革命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马克思在其中科学地说明了意识与物质实践的关系:只有从物质实践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历史过程出发,才能把德国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马克思强调青年黑格尔派“归根到底就是要求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现存的东西,也就是说,通过另外的解释来承认现存的东西。尽管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家们满口讲的都是‘震撼世界’的词句,而实际上他们是最大的保守分子。他们之中最年轻的人确切地表达了他们的活动,说他们仅仅是为反对‘词句’而斗争”。

在此时,马克思试图通过揭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伪性为工人阶级的解放指明道路。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工人也会受到思想观念的拜物教奴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作为革命的阶级的工人也会受到拜物教观念的“侵蚀”。起初,马克思在谈论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时还比较乐观,尽管革命失败,他仍然认为,因为目前即将爆发新的革命,工人党的独立行动的任务是夺取政权,发展生产力,改变私有制。但是,1851年12月波拿巴复辟的“开倒车”的历史,他才看到工人也会被观念拜物教所束缚。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是马克思在波拿马复辟之前写的,大约写于1850年的1月至11月。这篇文章跟他后面一年的著作中体现的思想有所不同。这篇论文比较多谈的是对客观事件的描述,尽管也谈到观念,但仅仅是分析历史过程的,马克思还没有意识到工人受到观念拜物教的束缚。这时马克思始终认为工人的革命意愿是“纯粹的”,工人阶级的革命本性是不会被腐蚀的。而对于1848年、1850年工人运动失败的原因,在当时的马克思看来,是因为法国是小农国家,工人阶级没有用武之地,手脚被小农所束缚,工人之所以无作为,不是因为工人本身革命意志丧失,而是法国历史平台发展不够,不能为工人阶级革命提供真正的舞台。马克思首先分析巴黎无产阶级的观念上的问题(主体问题)。他谈论到工业资本主义还没有在法国占统治地位,1848年革命为什么会出现呢？是因为1847年英国商业大危机、欧洲大陆农业减产,最终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而1850年随着工商业的繁荣,资本家“以小股票,直接面向小资产者和工人的腰包”进行收买,这是社会中新发生的情况。这里马克思已经看到,在经济普遍繁荣时的情况下,工人必然受到观念拜物教的束缚。

《雾月十八日》著作描述了1851年12月至1852年3月,拿破仑侄子恢复帝制的历史。这对马克思历史唯物论思想有极大触动,1848年前的马克思都是站在历史本质论的意义上来谈论历史唯物论的,作为理论基础的生产的意指只是单一的生产过程,而不是再生产过程。1848年革命之后,由于具体历史事件的影响,马克思开始关注现实具体情况。而之前的认识方式难以达及现实生活过程的本质,因为现实已经被再生产所重新建构。同样,在历史主体方面,马克思在1848年之前,一直认为工人是天生的革命性的,即使有一点肮脏的东西,也会在革命行动中被洗涤干净,但这个历史事件使马克思警醒过来,工人也会受到观念拜物教影响,要从再生产的逻辑重新理解工人。

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著作中阐述了工人的拜物教问题,但由于马克思还不能真正阐明拜物教的物质形式的内在机理,所以,他此时对无产阶级观念拜物教的理解和解放仍是不够的。文章第三节开始说明工人也会受到观念拜物教束缚,而第七节则分析工人如何走出拜物教的观念形式。由于此时马克思经济学研究尚不深入,他还不能科学把握资本的真正本质,不能正确剖析资本拜物教,以至于无法看到资本自身包含着对自己的限制会导致自己颠覆,他在这里只能寄希望于法国的特定社会状况的发展。他在《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曾把阶级斗争的失败归于法国的小农基础,因此在这里,马克思也没有突破性的认识飞跃,而是依靠法国农民来消解拜物教的观念形式。在后来如《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则认为资本主义现实矛盾的不断激化,“实践将迫使工人”反对资本主义的观念拜物教和物质拜物教。因为马克思已经看到,工人会陷入对自己经济利益的争取中,从而也陷入拜物教的观念中。马克思从这里开始寄希望于经济危机来终结拜物教的物质形式和观念形式。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科学地论述了拜物教观念的实质及其超越路径。在他看来,观念拜物教有其自身的机理,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在拜物教的物质形式基础上理解拜物教的观念形式,即主体向度与客体向度要密切联系。随着社会现实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拜物教现象的不断完成,他认为作为“现实关系和活动、他们的生产、他们的交往、他们的社会政治组织的有意识的表现”的观念的拜物教也随之完成。

《资本论》第一、二卷中对资本的生产过程以及流通过程的阐述撇开了其他各种影响的因素,马克思分析了商品、货币与资本的拜物教性质。在《资本论》第三卷阐述了资本在社会表面所呈现出的真实的具体的运动过程和生活过程。这里,资本的实际运动过程就非常复杂,难以从现象中发现其本质的过程。资本的现实的运动和生活过程在第三卷中展现了出来。因此,《资本论》第三卷是在前两卷基础上对资本世界的真正的科学的揭示,没有前两卷的逻辑基础,就不能很好地理解马克思在现象层面的科学批判。

从资本拜物教的观念形式来看,仅仅在对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的认识中,生产当事人对资本拜物教的现实中发生的颠倒还比较容易看出来;而作为资本家来说,他们与工人之间发生的冲突和争斗都是围绕剩余价值出现的,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家也意识到资本是在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所以,现实中发生的主客体颠倒,死劳动支配着活劳动,一切都表现为资本自身具有的生产力,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大机器生产使得工人看起来只是机器上的一个零件。资本“已经变成了一种非常神秘的东西,因为劳动的一切社会生产力,都好象不为劳动本身所有,而为资本所有,都好象是从资本自身生长出来的力量”。

而在资本的流通领域中发生的变化就进一步掩盖了这种颠倒,在那里剩余价值的来源不再表现为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斗争,而是表现为来源于流通中发生的不平等的交换,这就更深地掩盖了资本剥削的本质。人们把资本在社会表面上所呈现出来的样子当为客观发生的现象而接受,从而被这种观念拜物教所束缚。因为表面上看起来,所有剩余价值的实现都只有通过流通过程才能得以实现,而生产中体现的关系倒显得不重要了。由于流通过程中的现象使得资本的来源更令人迷惑,观念拜物教更趋完成。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试图从再生产的视角阐发观念拜物教的加强以及对现实社会生产起到的弥合作用,马克思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中,由于资本的平均化的复杂的社会过程,利润逐渐转化为平均利润,价值转化成为生产价格的秘密。马克思深刻地指出,“这个过程使商品的相对平均价格同它们的价值相分离,使不同生产部门……的平均利润同特殊资本对劳动的实际剥削相分离。在这里,不仅看起来是这样,而且事实上商品的平均价格不同于商品的价值,因而不同于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特殊资本的平均利润不同于这个资本从它所雇佣的工人身上榨取出来的剩余价值。”在这里,以平均利润形式而存在的剩余价值看起来跟雇佣劳动没有关系,有其独立的来源。雇佣工人作为主体与作为劳动成果的客体之间的关系颠倒使得资本进一步神秘化。

最后,资本在利息形式上其神秘性达到顶峰。在马克思看来,“作为生息资本,而且正是在它作为生息货币资本的直接形式上(生息资本的其他形式同我们这里无关,这些其他形式也是由这个形式派生出来的,并以这个形式为前提),资本取得了它的纯粹的拜物教形式:G—G′被看成主体,被看成可出售的物。第一,这是由于资本作为货币的不断存在;在这样的形式上,资本的一切规定性都已经消失,它的现实要素也看不出来。货币正好是这样的一个形式,在这个形式上,商品作为使用价值的差别消失了,因而由这些商品和它们的生产条件构成的各种产业资本的差别也消失了。”利息看起来既与工人的雇佣劳动无关,也与资本家本人的劳动无关,利息成为来源于资本自身的某种东西。在生息资本的形式上,资本取得了它最异化最特别的形式。马克思指出了这种颠倒性:“尽管利息只是利润即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从工人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现在它却反过来表现为资本的真正果实,表现为某种本原的东西,而现在转化为企业主收入形式的利润,却表现为只是在再生产过程中附加进来、增添进来的东西。在这里,资本的拜物教形态和资本拜物教的观念已经完成。在G—G′上,我们看到了资本的没有概念的形式,看到了生产关系的最高度的颠倒和物化:生息的形态,资本的简单形态,在这种形态中资本是它本身再生产过程的前提;货币或商品独立于再生产之外而具有增殖本身价值的能力,——资本的神秘化取得了最明显的形式。”它还说道:“如果说起初在流通的表面上表现为资本拜物教,表现为创造价值的价值,那末,现在它又在生息资本的形式上,取得了它最异化最特别的形式。”于是,在生息资本这种无概念的形式上,拜物教形态和拜物教观念都得到完成。

观念拜物教在现实迷惑的表象下不断完成并且被不断加强,客观上掩盖了生产当事人的反抗,更加有助于资本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了生产当事人是必然要受到资本拜物教的观念形式的束缚。这种当事人除了雇佣工人及小农等劳动者,也包括资本家。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在作为关系的资本中——即使撇开资本的流通过程来考察这种关系——实质上具有特征的是,这种关系被神秘化了,被歪曲了,在其中主客体是颠倒过来的,就像在货币上所表现出来的那样。由于这种被歪曲的关系,必然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出相应的被歪曲的观念,颠倒了的意识,而这些东西由于流通过程本身的变形和变态而完成了。然而资本家作为资本家,无非是资本本身的这种运动。他在现实中是怎样的,他在意识中也是怎样的。因为他体现着关系的肯定的统治的一方,所以这些矛盾并不使他不安,相反,只有处在这些矛盾中间,他才感到很美好,而受这同一种被歪曲了的观念束缚的雇佣工人,则只是处在这种关系的另一极上,是被压迫的一方,实践迫使他反对所有这种关系,从而反对与这种关系相适应的观念、概念和思维方式。”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拜物教的颠倒不是表现为社会生产关系的结果,而是相反。马克思实际上指出了雇佣工人是会受到资本拜物教的观念形式所束缚的,并且认为他们只有依靠实践、依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激化才能从这种拜物教观念中解脱出来。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还分析了小农是如何受资本主义拜物教观念形式的迷惑的。根本上说,资本拜物教观念形式对人的束缚的秘密在于资本的本质关系,简单停留于外部生活的表面,就难以摆脱观念拜物教的束缚。

在马克思看来,甚至像亚当·斯密、李嘉图这样的古典经济学家也无法彻底地摆脱拜物教观念的束缚,由于其方法论的局限,虽然他们对现实保持着批判意识,但仍旧难以洞穿现象后面的谜底。尽管说他们没有直接把现象等同于实在,而试图探求现象后面的本质的规律性的东西,然而其社会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立场决定了他们也会受到观念拜物教的束缚。

根本上看,现实的资本世界的客观颠倒,如果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就不能看到“甚至在简单的生产关系内,也必然会产生出相应的颠倒的观念,即歪曲的意识”,而在马克思看来,“这些观念无论多么粗浅,但它们是必然会产生的,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在竞争中是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是一种历史的客观必然性。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客观必然性呢？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就单个资本家而言,他只关心获取剩余价值的多少,对于单个工人而言,他关心的也只是工资的多少,而不了解自己的劳动究竟创造了多少价值。所以马克思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推进,“不仅劳动力不断地再生产出来,而且雇佣工人阶级本身,从而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也不断地再生产出来”。这种再生产就是凭借着观念拜物教工人的束缚而顺利进行的。

同样,在资本的流通过程中:“这个领域是一个竞争的领域,就每一个别情况来看,这个领域是偶然性占统治地位的。因此,在这个领域中,通过这些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调节着这些偶然性的内部规律,只有在对这些偶然性进行大量概括的基础上才能看到。因此,对单个的生产当事人本身来说,这种内部规律仍然是看不出来,不能理解的。”单个当事人局限于分离的表面现象中,不能从总体上认识这些规律,而陷入观念拜物教中。

更复杂的在于具体的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层面,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拜物教现象进一步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而实际的生产当事人对此却感觉很自在,马克思说:“这也同样是自然的事情,因为他们就是在这些假象的形式中活动的,他们每天都要和这些形式打交道。”

在再生产中的三位一体的公式中,除了上面马克思揭示的生产以及流通中资本的拜物教、生息资本作为完成了的拜物教,他还揭示了地租的拜物教性质。在他来看来:“土地,或者说自然,是地租即土地所有权的源泉,——这具有充分的拜物教性质。但是,由于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随意地混淆起来,通常的观念就还有可能求助于自然本身的生产力[来解释地租],而这种生产力借助某种魔术在土地所有者身上人格化了。”

马克思同时也批评了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庸俗经济学家——应该把他们同我们所批判的经济学研究者严格区别开来——实际上只是[用政治经济学的语言]翻译了受资本主义生产束缚的资本主义生产承担者的观念、动机等等,在这些观念和动机中,资本主义生产仅仅在其外观上反映出来。他们把这些观念、动机翻译成学理主义的语言,但是他们是从[社会的]统治部分即资本家的立场出发的,因此他们的论述不是素朴的和客观的,而是辩护论的。对必然在这种生产方式的承担者那里产生的庸俗观念的偏狭的和学理主义的表述,同诸如重农学派、亚当·斯密、李嘉图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家渴求理解现象的内部联系的愿望,是极不相同的。”

“收入的形式和收入的源泉以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质的、形式表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外表上表现出来的存在,它同潜在的联系以及中介环节是分离的。于是,土地成了地租的源泉,资本成了利润的源泉,劳动成了工资的源泉。现实的颠倒借以表现的歪曲形式,自然会在这种生产方式的当事人的观念中再现出来。这是一种没有想象力的虚构方式,是庸人的宗教。”正是这种庸人的宗教阻塞了工人对自己生产和消费的正确认识,他们不可能认识到地租、利息等的真正来源。马克思对此继续分析说:“就霍吉斯金和政治经济学家们之间存在的情况来看,他的论战的性质看来是预先确定了的并且是很简单的。霍吉斯金本来只是应该借助政治经济学家们‘科学地’发展了的一个方面,来反对他们不加考虑地、无意识地和天真地从资本主义的思想方式接受来的拜物教观念,并且大致这样说:如果工人想利用自己的产品来进行新的生产,那就必须把过去劳动的产品(一般说,劳动产品)当作材料、工具和生活资料来使用。他的产品的这种一定的消费方式是生产性的。但是,对工人的产品的这种使用,工人消费自己产品的这种方式,同这种产品对工人本身的支配,同这种产品作为资本的存在,同原料和生活资料的集中掌握在个别资本家手中,以及同工人被剥夺了对他们产品的所有权,究竟有什么关系呢？这同工人首先必须白白地把自己的产品交给第三者,以便后来用自己的劳动再从第三者那里把它赎回来,为此他不得不付给第三者比产品里包含的劳动更多的劳动来交换这一产品,并且这样来为资本家创造新的剩余产品,又有什么关系呢？”庸俗经济学家对现实的辩护立场,不仅没有揭示拜物教现象背后的实质,而且自身也陷入这个必然出现的颠倒的世界的观念拜物教中去。

观念拜物教作为一种意识,在马克思看来,“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因此,与意识形态遵循的超越路径相似,拜物教观念的超越途径必然也在现实的生活过程去探寻。因为拜物教的观念形式并不是玄想,而是对现实的神秘现象的直接反映和反思。所以,要终结观念拜物教就要消除导致拜物教产生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

正如马克思在谈到发现了价值论的秘密以后,“因此,价值量由劳动时间决定是一个隐藏在商品相对价值的表面运动后面的秘密。这个秘密的发现,消除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纯粹是偶然决定的这种假象,但是决没有消除这种决定所采取的物的形式。”正如马克思也说过的:“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唯有物质生产基础的颠覆,才能推动观念自身的不断变革。

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在现实中,意识的这个限制是同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程度,因而是同财富的一定发展程度相适应的。当然,发展不仅是在旧的基础上发生的,而且就是这个基础本身的发展。这个基础本身的最高发展(这个基础变成的花朵;但这仍然是这个基础,是作为花朵的这株植物;因此,开花以后和开花的结果就是枯萎),是达到这样一点,这时基础本身取得的形式使它能和生产力的最高发展,因而也和个人[在这一基础的条件下]的最丰富的发展相一致。一旦达到这一点,进一步的发展就表现为衰落,而新的发展则在新的基础上开始。”在马克思看来,发现了拜物教的秘密,才可以在认识层面认清楚这种假象,这种“觉悟”是一种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对仅仅是观念上的认识而言,决不能夸大其作用,并且这种认识的范围也是有限的。所以后来卢卡奇强调阶级意识的形成还是有一定意义的,但是他夸大了主体能动性的作用,还偏离了马克思。因为对于拜物教现实这种客观的存在是不可能通过意识革命就可以改变的。

由此可见,对拜物教的批判性超越既需要客体向度上物质生产发展所提供的物质基础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颠覆,又寄托于主体向度上人的发展与阶级意识的觉悟。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将推动拜物教的物质形式的内里超越。人类解放的现实可能性是由物质生产发展到资本主义特定阶段后形成的历史基础提供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具有二重性,资本在实现自身价值增殖的过程中也客观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最终,在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社会化的生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即狭隘社会关系之间的矛盾不断涌现,“剥削者将被剥削”,为未来社会的降临奠定基础。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土崩瓦解之时,拜物教存在的物质形式与观念形式也将自然消亡;在这个过程之中,人的发展也获得了新的历史条件,工人阶级也会在不断的革命运动的历史实践与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引导下最终认清拜物教观念的实质,担负起革命主体的使命。所以,马克思指出了受同一种被歪曲了的观念束缚的雇佣工人,实践会迫使他反对这种社会关系,从而同时反对与这种关系相适应的观念、概念和思维方式,也就是反对拜物教的观念形式。最终,通过客观的物质实践过程,随着拜物教物质形式的消除,观念拜物教才能祛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