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传：思考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经验教训

在时断时续的患病过程中，列宁一直没有放弃理论思考和研究，注意总结苏维埃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特别是1922年底列宁第二次中风后，他口授了一些极为重要的信件和论文：《给代表大会的信》《关于使国家计划委员会具有立法职能》《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日记摘录》《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这些信件和论文深刻地阐述了关于合作社、加强党的建设和反对官僚主义、世界革命、发展生产力、文化革命等一系列问题，探索和规划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成为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有重要的启示。

一、发展经济是最大的政治

早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伊始，列宁就提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和平经济建设上的设想，但三年战争打乱了这个计划。战争结束后，列宁再次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这个设想。他强调：“在资产阶级制度下，干实事的是老板，不是国家机构，但是在我们这里，经济工作则是我们大家的事情。这是我们最感兴趣的政治。”^[29]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列宁领导党和政府致力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疗养中的列宁（1923年夏）

1921年11月21日，在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上，列宁作了题为《我国的国内形势和党的任务》的讲话，论证了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列宁指出，即使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推迟爆发，无产阶级政权和苏维埃政权在目前也能保住和存在下去，三年国内战争硝烟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但如果不顺时地完成经济建设的任务，那么在推翻剥削者和用武力抗击国际帝国主义者的事业中的任何成就、任何胜利就会付诸东流，旧制度的复辟就会不可避免。在《论合作社》一文中，列宁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组织‘文化’工作上面去了。”这里讲的文化，是一种广义的文化，不仅指精神文化，也包括物质文化。

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呢？列宁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建树的理论和措施。

首先，列宁提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任务，从而为社会主义奠定强大的物质基础。列宁在《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中指出：如果我们明天能够拿出10万台头等拖拉机，供给汽油，供给驾驶员（你们很清楚地知道，这在目前还是一种梦想），那么中农就会说：我赞成共产主义。要做到这一点，重要条件之一就是“必须把我们的生产率提高到能够自己制造这些拖拉机的程度”，而没有大机器工业的发展就不会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也就不可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制度。

电气化是实现工业化的关键步骤。列宁在拟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划时，不仅提出国家工业化的任务，而且把它具体化为一个具有先进水平的俄罗斯国家电气化计划。早在1920年2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就根据列宁的建议，通过决议，成立了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在200多位优秀的科学家、工程师和农艺师的参加下，经过将近一年的工作，制订了全俄电气化的总规划。在委员会人员组成上，列宁亲自领导寻找人才，力求把领导干部的丰富的领导、组织和管理经验、专家、学者的丰富的理论造诣、实际技术工作者的直接工作经验有机地结合起来。罗爱·克拉桑是一个专业知识造诣很深的工程师，早在1894-1895年彼得堡马克思主义小组中就是列宁的论敌，但列宁觉得争论是正常的，并亲切接见了他，委以重任。在同年12月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国家电气化计划和列宁起草的关于电气化报告的决议，这个计划是伟大经济创举方面的第一个步骤。1921年2月，列宁写了《论统一的经济计划》一文，文中强调，总该学会尊重科学！总该摒弃门外汉和官僚主义者的“共产主义”的傲慢行为！总该学会有系统地从事工作，利用我们自己的经验和我们自己的实践！他批评那些犯有官僚主义毛病的党的领导者说，应该多向资产阶级专家和学者学习，少玩弄些行政命令手段。要记住，工程师承认共产主义所经历的途径并不像过去地下宣传员和著作家所经历的那样，他们是通过自己研究的那门科学所达到的实际成果来承认共产主义的。我们认为，那些出身于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技术专家要比妄自尊大的共产党员宝贵十倍。

列宁充分估计了电气化的全部意义，高度赞扬了全国电气化计划，称它为“第二个党纲”，是一个“把俄国转到共产主义所必需的真正经济基础上去的伟大的经济计划”。列宁把他的电气化思想和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紧密联系起来，概括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1921年10月，列宁在写给全俄电气技师第八次大会主席团的贺信中指出：“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为了实现工业化和电气化的任务，列宁从俄国的具体条件出发，总结了十月革命以来经济管理经验，指出解决经济任务不同于政治任务、军事任务，如果还是按照老办法靠热情、靠英勇精神来解决经济任务，必然要犯错误。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这些讲话中都表达了这种思想。他指出，为了实现工业化，必须依靠广大群众，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加强劳动纪律，采用最先进的科学管理方法；要使劳动者从个人利益上去关心劳动成果，反对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实行按劳分配，实施奖金制度；还必须掌握和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团结和利用科学家、技术专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各方面要增收节支、开源节流、精简机构；等等。

列宁在办公（1922年10月4日）

在列宁的领导下，电气化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到1922年，全国共建成274个电站，其中有卡什拉和野鸭淀两个大型电站。

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需要正确看待资本主义和商品货币关系。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仍对商品货币关系持否定态度，把它看作资本主义统一物而与社会主义相对立，主张限制并废除。从1921年起，列宁对商品货币关系的观点发生了重大变化。

新经济政策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实现从产品生产向商品生产转变。列宁强调指出，不是余粮收集制，也不是粮食税，而是用社会主义大工业的产品交换农民的产品，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质和基础。根据新经济政策的实践，列宁比较充分地肯定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必然存在和重要作用，认识到只有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的作用，才能战胜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这看起来很奇怪：共产主义与商业？！这是两种风马牛不相及、毫不相干、相去甚远的东西。但是，如果从经济上认真考虑一下，就会知道这二者之间的距离并不比共产主义同小农的、宗法式的农业的距离更远。”^[30]

列宁1923年1月上旬口授的文章《日记摘录》《论合作社》《怎么改组工农检察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

1921年10月22日，列宁观看苏俄第一部电犁试验

列宁在发展商品货币关系的实践中，阐发了几个重要的思想：

第一，商业是沟通工业和农业之间的渠道，是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心环节。列宁认为，在大机器工业还没有充分发展的条件下，“商业就是千百万小农与大工业之间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31]“是无产阶级先头部队同农民结合的唯一可能的环节，是促使经济开始全面高涨的唯一可能的纽带”。^[32]因此，列宁要求苏维埃的工作人员学习经商，学会掌握、指导和调节商业的本领；要求建立和健全与利用商业相适应的商业、财政、金融等制度和机构。

第二，国营企业必须实行“商业化原则”，严格进行经济核算。1921年7月，列宁在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建议中正式提出按“商业化原则”（或商业化精神、准则、办法）搞经济事业的观点。10月至11月，在《按商业化原则办事》的论文提要中，他从理论上阐明了按商业化原则办事的口号，并分析了商业化原则的要点：

“商业原则=

=极度紧张

=尽量缩减企业数量，使企业集中

=检查结果

=‘经营有方’。

……”^[33]

1922年1月，列宁为俄共（布）“十一大”起草的《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中，把“商业化原则”写入了党代会的正式文件。“商业化原则”，就是要求国营企业进行严格的经济核算，改变不讲核算、不要利润的情况。

第三，货币是社会财富和劳动的结晶，不能一下子废除。十月革命后，列宁冷静地看到苏维埃俄国的经济现状，特别是多种经济成分存在的现实，承认“在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不要货币，或者在短期内代之以新的货币，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34]。他认为，“货币是社会财富的结晶，是社会劳动的结晶”^[35]，“货币周转是这么一回事，它可以很好地检查国内流转是否正常”^[36]，因此，要健全货币，整顿货币流通，恢复财政信贷制度，使货币为过渡时期的经济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第四，在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条件下，要考虑市场关系和价值规律的作用。根据列宁的思想，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会议的决议指出，目前俄共在经济方面的基本任务，就是领导苏维埃政权的经济工作：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掌握市场，通过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的精确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联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又明确指出，必须使国家各个经济部门之间以及它们同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协调一致。

与商品货币关系联系在一起的是如何看待经济中的资本主义问题。在新经济政策的酝酿、实施、完善过程中，列宁对此有了较明确的认识。

1921年10月17日，列宁在全俄政治教育局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局的任务》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有一个标题就是“我们的错误”。他说当国内战争向我们袭来的时候，我们犯了错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当时我们决定，农民按照余粮收集制会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而我们把这些粮食分配给每个工厂，我们就可以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列宁说，但是经过一段不很长的试验，我们终于相信，这种构想是错误的，是同我们以前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论述相抵触的。

列宁在1921年10月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资本主义愈不发达，所需要的过渡时间就愈长。”^[37]根据俄国的特点，列宁在1923年1月2日的日记中特别指出，在农村中还没有实行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之前，决不能过早地给自己提出向农村推行共产主义的目标。这个目标现在是达不到的，是不合时宜的，现在提出来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列宁更明确地提出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多种形式，如租让制、合作制等，进一步发展生产，增加产量，同时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步骤。他在《论粮食税》一文中说：“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在这篇文章中，他批评“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的议论。列宁认为它忘记了现存的各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总和，而只从中抽出了两种成分来看。列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指出，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和中世纪制度、和小生产、和小生产散漫性联系着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1918年春，列宁在《〈论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几个提纲》一文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

二、通过合作社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通过对大资本的剥夺，为社会主义大工业建立了一定的基础。但小生产仍占优势，在广大农村，主要还是小农经济结构。用社会主义原则改造小生产者，引导千百万个体小农户过渡到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是当时俄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最困难的任务之一。对此，列宁曾经深刻地分析了小农所具有的两重性，认为个体农民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作为劳动者是自己产品的生产者，要求摆脱剥削，倾向革命，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作为私有者，则要求把粮食等产品自由出卖，希望自己发财致富。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发展，必然会导致两极分化，少数人越来越富，成为农村资产者，多数人越来越穷，甚至有人破产。列宁说，小商品生产“是一个非常广阔和极其深厚的资本主义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资本主义得以保留和复活起来”。因此，如果不使整个国民经济过渡到统一的社会主义基础上，就仍然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合作化的企业的意义是非常大的，“因为原来那种贫困不堪的农民经济如果不加改变，就谈不到如何巩固地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对于广大小生产者农民来说，既不能驱逐，也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无产阶级可以改造他们，教育他们，通过协作社、劳动组合等形式的合作经济把他们吸引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

在1921年春天以前，列宁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业社会化的思想、当时俄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以及他本人也存在的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出发，提出了实行共耕制的政策。

通过实践，列宁逐渐认识到，共耕制这种组织形式不是改造农业的理想形式，而且也不能依靠它大幅度地增加农产品。1920年12月，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说：“集体农庄的问题并非当务之急。我知道，集体农庄还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还处于名副其实的养老院的可怜状态。”“现在大多数国营农场的状况，低于一般水平。”“必须依靠个体农民。”“现在还不能设想向社会主义和集体化过渡”。1921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阐明新经济政策时，总结了创办集体农庄的经验教训。他说：“这些集体农庄的经验只是提供了一个不该这样经营的例子，让周围农民见笑或者生气。”这时列宁提出了合作社问题。列宁指出：“在实行地方经济流转的情况下，我们是需要合作社的，而现在合作社在我国已经奄奄一息。”党纲强调指出，合作社“是需要保存下来的”，但我们“执行得非常不够，而且在某些方面完全没有执行，其部分原因还是我们犯了错误，部分原因则是军事上需要”。从此，列宁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就由共耕制转向了合作制。

按照列宁对合作社的设想，其出发点是：第一，承认农民对个人利益、私人买卖利益的关心是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须把农民的个人利益、私人买卖的利益与社会主义国家和集体的利益结合起来；第二，要把合作经济的发展建立在农村商品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因此，列宁说明，合作社首先是买卖机关，在流通领域把农民组织起来，然后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发展到生产领域的合作。而在共耕制时期，一方面由于军事上的需要，另一方面列宁也还没有完全认识到照顾农民个人利益和发展农村商品生产的重要性。

1921年10月，列宁听取了一国营农场场长叶梅利杨诺夫的汇报后，严肃批评了当时土地改革中吃“大锅饭”、急躁冒进、侵吞公共财产和不会管理的现象。他指出：“一方面是侵吞，另一方面是不会工作……我们这里性急的人很多……我们还得经受很多困难”“即使在一块很好的土地上也会长出杂草”，如果一味急躁，“就会把事情弄糟，以至丧失一切”。^[38]

1923年1月，列宁抱病口述了《论合作社》一文。在《论合作社》中，列宁对合作社性质的看法有了发展。他虽然仍然把合作社看成是能与国家资本主义相比拟的东西，但他着重强调了合作社的社会主义性质。列宁指出，那些不明白合作社原则的社会主义意义的同志，常常忘记了俄国国情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苏维埃俄国，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大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掌握在无产阶级的国家手里，无产阶级和农民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等。因此，在资本主义国家条件下，合作社是集体的资本主义组织，而在俄国的现存制度条件下，合作企业是社会主义集体企业，合作社是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第二，俄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农民占多数的国家。在工人阶级掌握国家机器和全部生产资料以后，国家政权所要解决的任务就是使居民合作化，使所有小农实际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而这就需要采用尽可能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列宁认为，发展合作社就是这样的方法。在这个意义上，列宁说，单是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列宁强调，在合作化中应贯彻自愿原则，“在这里使用暴力，就是葬送全部事业”。

列宁论证了提高农民文化水平是农村中顺利实现合作化不可缺少的条件。他指出，没有整个的文化革命，要实现合作化是不可能的。列宁强调，使全体居民参加合作社须经过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因此要影响和改造千百万小农经济，决不能急躁冒进，“只能采取谨慎的逐步的办法，只能靠成功的实际的例子”，采用典型示范，实际地向农民表明合作农业的优越性。苏维埃俄国最初建立的几千个农业合作组织，虽然数量不多，而且还很嫩弱，但列宁认为它们“每一个都成为在农民中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和意识的真正苗圃”“是社会主义新制度的真正幼芽”。

三、开展文化革命，提高全民素质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布尔什维克党不仅接收了一个经济异常落后、混乱的烂摊子，而且还面对着文化教育严重滞后的困难局面，文盲占居民总数的78%。愚昧无知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一大祸害。对此，列宁有清醒的认识。首先，文化教育落后是反对官僚主义的严重障碍。他指出：“我们深深知道，俄国文化不发达是什么意思，它对苏维埃政权有什么影响；苏维埃政权在原则上实行了高得无比的无产阶级民主，对全世界做出了实行这种民主的榜样，可是这种文化落后却贬低了苏维埃政权并使官僚制度复活。”^[39]因为苏维埃的创造性工作需要大批有文化、懂管理的人，工人阶级由于文化水平低，还不是人人都能实际上进行对国家的管理。劳动人民普遍缺乏文化，妨碍了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劳动人民行使对国家机关人员监督的权力，为此苏维埃不得不吸收有文化、懂管理的旧式官僚参加管理，而结果便产生了官僚主义。其次，文化教育落后是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巨大障碍。列宁指出，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不能建设共产主义的。文盲是被排斥在政治之外的，“不识字不可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谎话偏见”^[40]。列宁在《论合作社》中把在农民中进行文化革命看作是一项“划时代的主要任务”，认为仅仅扫盲和认几个字成不了大事。

为改变苏维埃俄国文化教育严重落后的状况，列宁提出了开展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任务，主要包括：扫除文盲，普及文化知识，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造就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经济建设人才和其他方面的专门人才；加强共产主义道德风尚的教育；等等。解决这些任务的根本途径是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俄共（布）十分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

完成教育任务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作用之一。列宁在驳斥资产阶级的诬蔑时指出：资产阶级竭力抹杀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更为重要的作用，即教育任务，这个任务对于无产阶级在人口中占少数的俄国尤其重要。这个任务在俄国应当提到首位，因为我们要为社会主义建设训练群众。在俄共（布）关于教育方面的决议和列宁的一些讲话中，都一再指明，应把对群众的教育工作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需要联系起来；苏维埃国家的教育工作应适应国家中心任务转向经济建设这一新形势，应使人们认识必须把教育工作提高到新阶段，以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列宁十分关心对学生、青年的培养教育，因为他们负有社会主义建设的重任。列宁教导青年们说：你们完全了解，不识字的人不能实现电气化，而且仅仅识字还不够。只懂得什么是电气化还不够，还应该懂得怎样在技术上把电应用到工农业上去，应用到工农业的各个部门中去。每个人必须学会，并且必须教导一切劳动青年都学会。这就是说，青年们只有受到现代教育，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学习政治、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才能担当起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

教师是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培养人才的重要力量。列宁提醒全党充分注意发挥人民教师在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中的作用。他号召人民向教师们学习，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只有掌握教师从资产阶级那里继承来的一切知识，才能做到。否则，共产主义就不可能有任何技术成就，在这方面的一切理想就要落空”。列宁强调要提高人民教师的地位和物质生活条件，提高他们的觉悟和能力。在《日记摘录》一文中，列宁通过1897年和1920年俄国居民识字情况的对比说明，“我们还要做多少非做不可的粗活，才能达到西欧一个普通文明国家的水平”，只有把“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才能使他们变成苏维埃制度的支柱，否则，就谈不上任何文化。^[41]

教育部门对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负有很大的责任。列宁认为检验他们工作的成绩如何，主要是看发现、使用和教育团结专家方面工作得怎样，在帮助教师工作和提拔他们以及介绍和参考他们的经验方面工作得怎样。列宁要求领导者少谈些“领导”，多做些实际工作，深入到教学活动中去，修改、实践教师的教学大纲，编写适用的教科书，实际地改善（即使改善很少）十个、百个和千个教育专家的教学内容和工作条件。

列宁认为，对文化革命应采取谨慎态度，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有害的，对文化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也是荒谬的。苏维埃俄国在开始进行文化建设时，在怎样进行文化建设和由谁领导文化建设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和斗争。以波格丹诺夫为首的“无产阶级文化派”，从唯心主义哲学出发，散布了许多有害的观点。他们打着“创造新的无产阶级的文化”的幌子，臆造自己的“特殊文化”，反对批判地继承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说“无产阶级文化”要由他们创造出来。列宁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中批判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的错误观点，“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意义，是因为它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在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剥削的最后斗争）的实际经验的鼓舞下继续进行工作，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42]

四、反对官僚主义、加强党和国家机关建设

在领导党和政府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列宁逐渐察觉到党和政府机关内官僚主义等不良现象的滋长和蔓延。对此，列宁表示关切和忧虑。

按照列宁的看法，当时党和政府机关中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十月革命后接受下来的许多国家机关，除了外交人民委员部外，其他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旧事物的残余，极少有重大的改变。这些机关仅仅在表面上稍稍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43]，像文牍主义、滥用职权、拖拉作风、办事效率低、贪污腐化现象严重存在；而打碎了旧的沙皇机器、取而代之的苏维埃新机构，虽然按其性质来讲不同于旧政权，但也受到了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的污染和侵蚀，被派去担任国家机关工作的许多党员干部，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群众，沾染上了官僚主义。早在1918年4月，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指出，现在有一种使苏维埃代表变成官僚的小资产阶级的趋势。1919年春，列宁进一步指出：“官僚主义在苏维埃制度内部部分地复活起来。”在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上，列宁又说：“我们把这个祸害看得更清楚，更明确，更严重了。“1923年3月2日，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指出：“我们国家机关的情况，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2）行政监督检查机构工作不力，威信不高，机构臃肿。1920年1月，在原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基础上改组而成的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又称工农检查院）很快形成拥有1.2万人之多的庞大机构。1922年4月，列宁批评“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搞得更坏的机关了”。（3）在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上不适应新时期经济建设的要求，党政不分、外行领导内行、无组织无原则的争论，尤其是俄国人民文化异常落后，愚昧无知状态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重大祸害，文盲近80%。对此列宁意味深长地指出：“我们深深知道，俄国文化不发达是什么意思，它对苏维埃政权有什么影响；苏维埃政权在原则上实行高得无比的无产阶级民主，对全世界做出了实行这种民主的榜样，可是这种文化落后性却贬低了苏维埃政权并使官僚制度复活。”他还一再指出，由于工人文化水平低，还不是人人都能实际上进行对国家的管理，妨碍了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劳动人民行使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监督的权利。另外，列宁对一些组织、个人、报刊做出的对他的任何个人崇拜行为深恶痛绝。

1921年10月17日，列宁在《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一文中指出：“在每一个共产党员面前都有三大敌人：第一个敌人是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第二个敌人是文盲，第三个敌人是贪污受贿。”

对于苏维埃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列宁从理论上作了科学、全面、深入的分析和研究。1919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八大”通过的新党纲中指出：对于官僚主义，我们讲得很直率，我们不怕承认祸害，而愿意暴露它、揭穿它，使人人唾弃它，唤起同祸害作斗争的思想、意志、毅力和行动。

在分析官僚主义的经济根源时，列宁认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建立起官僚主义的和资产阶级压迫者的机构，以反对工农革命运动，这些已为革命所摧毁。另外一种是小生产者的分散性和散漫性，他们的贫困、不开化，交通的闭塞、文盲现象的存在，工农业间的缺乏流转、缺乏联系和协作，这在极大程度上是国内战争的结果。在苏维埃俄国，旧的官僚主义分子早已被查出并被赶走，但由于居民的文化水平不高，专门人才不足，于是官僚们又钻进国家机关，占据了原有的位置。无产阶级并不能一下子把他们改造过来，这也加重了官僚主义的危害。

怎样才能有效地改善国家机关工作，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呢？

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认为，应当试验各种各样的方法和措施。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中明确载入了反官僚主义的条文。规定必须吸收苏维埃每个代表来担负一定的国家管理工作，逐渐把所有的劳动人民无例外地吸收来参加国家管理工作；广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为广大劳动人民运用民主权利和自由提供物质条件；通过公职人员作工作报告等办法，使政权机关进一步接近群众；鉴于居民的文化程度较低，已成为实现这些措施的巨大障碍，党应当把文化教育任务摆在突出地位。

从1921年年底起，列宁开始深入考虑如何改进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工作制度问题。1922年，列宁花费了相当一部分时间来安排他的助手即副主席的工作，并以此为契机来改组整个中央政府的工作。他同两位副主席李可夫和瞿鲁巴频繁通信，讨论他们的实际工作计划。仅在1922年1月24日至2月27日的一个多月当中，列宁就给瞿鲁巴写了6封信。列宁在这些信件中指出，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工作的根本缺点是处理琐碎小事太多，对执行情况缺乏检查，“可恶的官僚主义积习使我们陷入滥发文件、讨论法令、乱下指示的境地，生动活泼的工作就淹没在这浩如烟海的公文之中了”。因此，应该“周密地考虑一下工作制度，做一番彻底的改革”。列宁认为，各人民委员和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工作的方针应该是“不信任法令、机构、‘改组’和大员，特别是共产党员中的大员；通过对人的考核和对实际工作的检查，同腐败的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作斗争；毫不留情地赶走多余的官员，减缩编制，撤换不认真学习管理工作的共产党员”。

在长期考虑并同李可夫和瞿鲁巴通信之后，列宁于1922年4月11日最后拟定了《关于副主席（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工作的决定》。“决定”详尽规定了副主席的工作任务、工作性质、工作方法及其分工合作问题。关于副主席工作的决定分送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征求意见。1922年5月5日，列宁在给斯大林的信中，在要求把这项决定草案交政治局“传阅”时，对某些人关于副主席工作的一些意见作了答复。1922年底，当健康状况再度恶化的时候，列宁又重新考虑了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工作制度，并在12月4日写了关于副主席和主席的工作制度的新建议；12月13日和16日，列宁口授了两封信，再次对副主席工作问题作了指示。

在考虑怎样改进苏维埃机关的领导工作时，列宁把对机关工作的检查和督促放在最主要的地位。列宁认为，副主席主要专门负责的基本工作是检查法令、法律和决定实际执行情况，缩减苏维埃机关的编制，督促它们整顿并简化办公制度，反对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其余的一切工作都应服从这一工作。早在1918年3月，为扩大对所有行政机关的监督，苏俄设立了国家监察部，但实际效果并不显著。1919年3月，俄共“八大”决定加强监督工作。

1920年1月，根据列宁的提议，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改组为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又称工农检查院），它的职责是对国家机关的各部门工作实行监督和检查。列宁认为，这个部与其他国家机关不同，它应当依靠工农群众，完全“工人化”和“农民化”。为此，他提议把“工农检查制度贯彻到国家监察部的一切部门中去”“把全体劳动群众、男子特别是妇女，都吸收来参加工农检查工作”。为了不因吸收大批人参加这项工作而发生混乱，列宁认为可以实行“逐步吸收、轮流替换”的原则，通过这一工作，使工农劳动群众在实践中培养管理国家事务的能力，提高当家做主的责任感。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应成为广大群众学习管理的学校，成为检查和改善整个国家管理的机构。1923年年初，列宁为改组工农检查院而口授的一系列文章，是他改革国家机构、反对官僚主义而作出的最重要的步骤。这些文章包括《〈我们对工农检查院怎么办？〉一文提要》（1月初）、《我们对工农检查院怎么办？》（1月13日），这是列宁对改组工农检查院提出的第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当时未见公布。1月19日至23日，列宁口授《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这是列宁对改组工农检查院提出的第二个方案，该文刊载于1月25日《真理报》上。接着，2月上旬，列宁又连续几天口授《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提出了更为详尽而重要的意见，该文刊载于3月4日《真理报》上，这是列宁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

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呢？按照列宁的设想：一是把工农检查院的工作人员减少到三四百人。这些人都要经过特别的审查，看他们是否忠实，是否了解国家机关的情形，同时还要经过特别考试，看他们是否知道科学地组织一般劳动的原理，特别是科学地组织管理工作和行政工作等的原理。二是把工农检查院和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合并起来。列宁认为，这种结合对于“两个机关都有好处”，既可以使工农检查院获得很高的威信，又能保证这个机构拥有优秀的干部（列宁主张从党的代表大会的工人、农民代表中选出70-100人任新的中央监察委员），并保持同广大群众的联系。

同时，列宁认为，改组后的工农检查院有助于维护党的统一。扩大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在这两个党的高级机关中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它“应该‘不顾情面’，要注意不因任何人，无论是总书记或是其他任何中央委员的威信而妨碍他们提出质问，审查各种文件，并且要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和使问题处理得非常正确”。此外，列宁认为这样的改组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在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出于纯粹个人情况和偶然情况的影响就会减少，因而分裂的危险也会减少。”

尽管改革国家机关十分必要，但列宁郑重地告诫人们，从事这项工作应该遵守一条规则：宁可数量少些，但要质量高些……与其匆忙从事而毫无希望得到优秀人才，倒不如再过两年甚至三年好些。因为要发现和培养的优秀人才，除了必须是一心一意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工人外，还必须使他们具备必需的知识和文化，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的。

列宁估计到，关于改组工农检查院的主张，必定会受到党内不少人“直接或间接地”反对。事实果真如此，政治局许多人对此不能理解，或多或少地产生了某种抵触情绪。布哈林作为《真理报》主编，对发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迟疑不决；在一次政治局紧急会议上，古比雪夫甚至提议，出版一张刊有这篇文章的《真理报》“特别版”，专供列宁阅读，不正式发行，这样做既可以使全党和全国人民不知道有这篇文章，又可以借此来安慰列宁。但托洛茨基不赞成，他说，列宁的文章是根本压不住的。最后政治局同意在《真理报》上刊登列宁的这篇文章。

列宁关于改组工农检查院的建议，在1923年4月17日至25日举行的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未列入议事日程。大会根据捷尔任斯基为首的专门委员会提出的《关于改组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及其相互关系》的提纲，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表示赞同列宁关于改组工农检查院的建议，但代表大会没有设立如列宁所建议的那种具有广泛权力的、重新改组了的工农检查机关。列宁的愿望在实际工作中被大打折扣。

在实际工作中，列宁身体力行，不折不扣地与官僚主义作斗争。

为了便于监督国家机关中各部门工作的执行情况，列宁委托秘书玛·伊格利亚塞尔在办公登记簿上画上格子，每一栏加上标题，以便检查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每项决议是如何执行的，何时、何人执行的。列宁时常根据这本簿记亲自检查秘书处是如何监督执行决议的，是否有拖拉现象。

为了让人们严格遵守革命秩序和法制，教育人们切实尊重新生苏维埃政权的法令，尊重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司法人民委员部立法提案司根据列宁的要求出版了一本题为《请执行苏维埃共和国的法律！》的小册子。列宁亲自为它作了校订。这本小册子按照列宁的指示分发给全体人民委员。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列宁总是把它放在自己面前，引用它的内容，并提醒人民委员们予以注意。

列宁只要发现苏维埃的决议或命令没有得到执行，他一定要求惩罚当事人。他认为，惩罚并不是目的，因而惩罚也可以不那么严厉，有时只予以警告就够了，但必须打破那种认为违反纪律可以不受惩罚的普遍信念。列宁认为，直接接受任务而未完成的人固然有错，但是因政府决定未被执行而使工作蒙受损失的有关单位领导人的麻木也应负有责任。他认为这种领导人的错误在于：不报警、不申诉、不向有关机构提出声明。有一次，人民委员会责成粮食人民委员部向某一企业工人紧急供应口粮，而这个企业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得到粮食人民委员部供应的粮食，企业领导人不及时反映情况，说明人民委员会的决定没有得到执行。列宁得知后认为，这个企业领导人与粮食人民委员部犯了同等程度的错误。

列宁在得知人民委员会或者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决定没有执行时，他就指示把当事人禁闭两到三天。同时补充说：“逢假日禁闭，非假日释放，以免工作受到损失。”^[44]

列宁对受贿行为十分憎恨。在1921年10月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列宁阐述党员在反贪污斗争中的作用时说：“如果政治教育工作者回答说：‘这不是我们管的事情’‘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出版了小册子和布告’，那么人民就会对你们说：‘你们是坏党员，这固然不是你们管的事情，这些事情由工农检查院管，但是，你们也是共产党呀！’”^[45]列宁在1922年3月1日写给全俄肃反委员会一位委员的便条中指示：对受贿以及诸如此类的现象，国家政治保卫局能够而且应该进行斗争，“并经过法庭予以枪决”^[46]。列宁特别严格地要求共产党员和负责人、工作人员遵守纪律和法制，对每一件违法乱纪的事例都要进行追究，不管违法乱纪者的职位多么高。1922年3月18日，列宁针对莫斯科苏维埃中央住宅管理处某些负责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以及苏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对他们的纵容姑息，满怀义愤地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信，建议：由于对共产党员的姑息，给予莫斯科委员会严重警告处分；向所有省委会重申，凡有一丝一毫试图对法庭“施加影响”以“减轻”共产党员罪责的人，中央都会将其开除出党；通令司法人民委员部（抄送各省党委），法庭对党员的惩处须严于非党员，凡不执行此项规定的人民审判员和司法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应予撤销职务；责成全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在报刊上对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严词训诫。在附言中列宁还指出：“可耻和荒唐到极点：执政党庇护‘自己的’坏蛋！”^[47]1921年10月20日，列宁就粮食人民委员部的拖拉作风问题给莫斯科革命法庭写了一封信，在信的附言中说：“无论从党的还是从政治的观点来看，为了贯彻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拖拉案件的审理应该是最庄严的、最富有教育意义的，而判决则应该给人以强烈的震动。这一点极为重要。”^[48]1921年11月4日，列宁在给库尔斯基的信中说，在1921年秋季至1922年初，务必将四至六起莫斯科的拖拉作风案件提交莫斯科法庭审理，要选择比较引人注目的案例，并使每次审判都成为有政治意义的大事^[49]。列宁为了说明官僚主义的危害性，在1922年2月22日写给财政人民委员索柯里尼柯夫的信中说：“我们所有经济机关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50]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员素质，是反对官僚主义、建设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在十月革命后，俄共（布）处于执政党的地位，因而加强苏维埃政权建设和加强党的建设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反对外国武装干涉斗争的年代里，党直接面临的是军事斗争任务。党的组织和党员不论在前线或后方的工作中都受到了战斗的洗礼。但在国内战争期间，工人人数大为减少，一些非无产阶级分子涌到党内来，使工人成分的党员比重下降，削弱了党的阶级基础。同时，由于党处于执政党的地位，不可避免地混进了一些追求名利的异己分子和到合法政党内寻求依附的某些集团和阶层的力量，这就造成党的社会成分不纯。当时还由于战斗任务繁重因而放松了对党员的教育，使党员的质量有所下降。鉴于这种严重情况，列宁指出党的建设任务应是改善党的质量，而不是追求数量。在注意吸收新党员的同时，强调纯洁党的队伍，加强对党的理论教育，提高党员的觉悟。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制定了新党纲，并通过了改善党员社会成分和全党重新登记的决议。决议指出：党的组织绝不应当以降低党员的质量为代价，来换取党员数量的增加。应当吸收城乡无产阶级分子加入党的队伍，在接受非工农分子入党时，应当进行仔细的审查。俄共（布）根据这项决议清洗了混入党内的骗子、投机冒险分子、坏分子以及虽然“改头换面”但心里依然故我的孟什维克分子等。到1923年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时，党员人数由第十次代表大会的73.25万人降到38.6万人。党员数量虽然减少，但党员的社会成分和党的队伍的纯洁性有了很大的改善。

为提高党员的觉悟，俄共（布）逐渐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历史、当前任务以及关于党的团结和纪律的教育。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中，对工农成分和其他非工农成分的新党员规定了不同的预备期，以便进一步考察和提高他们的觉悟。

进入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后，俄共（布）强调党的建设要适应新时期总任务的要求，在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上作相应的改变。新时期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党在组织上思想上的团结和统一，反对任何派别分裂活动。必须把国内战争时期分散成各个独立的队伍的党重新集合起来，以便在经济建设中发挥巨大作用。在组织形式上要有利于充分发扬民主，经常召开各级党的会议，以便党员积极参加党的生活，参加讨论和解决党所面临的问题。党的机关应实行普选制、报告制和监督制。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规定，工作方法首先是对一切最重大的问题，在党的决议未通过前展开广泛的讨论和争论，充分自由地进行党内批评，集体制定全党性的决议。决议一经通过，就必须遵守，必须最迅速而准确地执行。俄共（布）要求担负领导责任的党员要履行党员的义务，深入基层，报告工作，听取批评和建议，进行组织和宣传工作，接近广大工农群众。“党只能按党员的觉悟、忠诚、坚定、政治上的成熟、革命的经验和自我牺牲的决心程度来区别党员，而根本反对按任何其他标志（上级和下级、知识分子和工人、民族标志等）来区别党员。”

为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任务的要求，俄共（布）还采取措施，加强党员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的培训，使其获得本部门的专业知识，成为熟练的经济工作者。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就指出：党在选拔优秀人员去做经济工作时，“不仅要考虑到这些人的严格的党性、党龄等等，而且要考虑到他们做经济工作的实际经验和业务能力”。

列宁认为，明确党政之间的分工是十分重要的，绝不能把两者的职能混淆起来。“党努力领导苏维埃的工作，但不是代替苏维埃。”在经济建设时期，党应当指导经济建设机关的活动，但不要硬去代替经济机关或者使经济机关处于无人负责的状态。如果不严格地区分这些职能，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会使每个人对委托给他的工作缺乏严格而明确的责任心，会在党组织内部滋长官僚主义，使党组织什么都做而又什么都做不好，会妨碍经济工作者的真正专业化（妨碍他们研究问题的各个细节，妨碍他们获得真正有用的经验），一句话，会使正常的工作难于进行”。

五、关于政治稳定，防止党的分裂

关于自己去世后的党的领导人问题，或者说接班人问题，列宁在患病前几乎没有论述。这主要是因为20年代初，以列宁为核心的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集团的成员都处于年富力强的年纪，列宁刚过50岁，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不到50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刚过40岁，布哈林才30多岁，其他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大多也只有40多岁。当时的革命任务十分繁重而又艰巨，苏维埃俄国的国内战争刚刚结束，严重的战争创伤有待于医治，经济恢复还刚开始，社会主义建设还有待于实践，所以交接班的问题尚未提上日程。在1922年12月16日第二次发病后，列宁预感到自己病情的严重，可能无法恢复健康。此时，他开始考虑，他一旦去世，国内将出现什么样的政治局面，党和国家将面临什么样的危险。据他看来，最大的危险莫过于党的分裂，而这种分裂很可能是党的领袖人物之间的冲突而酿成的。在当时的党和政府的领导层中矛盾和冲突已很激烈。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在三年国内战争时期就有过摩擦。在新经济政策和《布列斯特和约》等问题上，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斯大林等人的看法存在明显的分歧。1921-1922年，在对外贸易垄断、格鲁吉亚事件、改组工农检查院、苏联国家结构等问题上，列宁和斯大林的冲突也很严重，斯大林已开始表现出不能“谨慎”地使用权力的苗头。而此时，斯大林已经身兼党内三职：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总书记（1922年以前，书记处只是从属于政治局的一个中央执行机构，只管党内事务，并不干涉国家管理的主要领域，党的最著名的领导人并不喜欢书记处那种琐碎的日常机关工作，中央书记处没有一个是政治局委员。1922年4月，为改进书记处工作，中央决定选一个政治局委员担任总书记，在俄共（布）十一届一中全会上斯大林被推选为总书记。斯大林担任总书记后，利用书记处有审查党的专职干部并提出提拔和调动意见、保持与地方党组织联系的职能，逐渐控制了全党的干部工作，进一步培养起了一个层层对上负责的金字塔系统，而书记处也开始登上了这个金字塔的顶端），这是当时党内领导人都无法比拟的，因此他有“无限的权力”。对于斯大林能否正确而慎重地使用权力，列宁忧心忡忡。列宁曾私下说过，斯大林“这个厨师只会为我们煮辣汤”。

列宁患病期间，医生禁止他谈政治问题，但可以同一些人见面。对此，列宁很有意见。他不止一次地对妹妹抱怨说：“这些怪人……他们以为政治活动家在久别之后能够不谈政治，而去谈别的东西。”^[51]布哈林曾回忆说，每次他去看望列宁的时候，列宁立即把他带往花园，并对他说：“他们不想让我谈政治，因为这使我激动。但他们怎么也不懂得，这是我的全部生命之所在。如果不让我谈这些，那么这比让我谈还要坏，还要使我激动。”布哈林又说：“我同列宁谈的主要是我们当时说的‘领袖学’，即关于继承问题，即在列宁逝世后谁最适合担任党的领袖。”“这一问题最使列宁感到担心和不安。他逝世后党会成什么样子呢？”^[52]。对于党的领袖集团中各个成员的个性及品质，列宁当然是谙熟的。他在世时，也有可能运用自己的威信和影响，调节领导成员间的矛盾和冲突，以便同心协力，维护党的集体领导。可是他去世后，领袖集团中不同的个人性格和品质而引起的矛盾和冲突，很可能导致党的分裂。而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里，党的分裂无疑会给国家造成极大的危害和灾难。

基于以上考虑，1922年12月23日、24日、26日，列宁口授了一批给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信，简称《给代表大会的信》，1923年1月4日，列宁又口授了《对1922年12月24日的信的补充》^[53]。这几封信在有关列宁的历史文献中通常被称为列宁的政治遗嘱。

在信中，列宁首先建议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二大”“对我们的政治制度实行一系列的变动”，一是建议把中央委员会的人数增加到几十人甚至100人，要工人阶级出50-100个中央委员。列宁认为增加中央委员会的人数可以达到多重目的：中央委员愈多，受到中央工作锻炼的就愈多，因某种不慎而造成分裂的危险就愈小；吸收很多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有助于工人改善“我们糟透了的机关”，“更好地检查、改善和改造我们的机关”；防止中央委员会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党的整个前途产生过大的影响，增强党的稳定性，因为敌人在反对苏维埃俄国的赌博中“把赌注押在我们党的分裂身上”，在这种分裂方面敌人“又把赌注押在党内最严重的意见分歧上”，“据我看，这种斗争在最近几年内可能而且一定会大大尖锐化”。选拔工人中央委员，“应当主要不是来自那些做过长期苏维埃工作的工人（我在本信的这一部分所指的工人都是把农民包括在内的），因为在这些工人中间已经形成了某些正应该加以克服的传统和成见”。“工人中央委员会主要应当是这样的工人，他们的岗位低于五年来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那一层人，他们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或间接剥削者的农民”，“他们在高度熟练的专家和在各部门都有很高威信的工农检查院成员的帮助下，年复一年地学习国家管理的课程，那么，我认为，我们一定能够成功地解决我们长期未能解决的这一任务”。另外，列宁还提出赋予国家计委以立法的性质和职能。

列宁从两个角度分析了党的不稳定性和分裂的问题。

一个是因党所依靠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不能协调一致，而产生党的不稳定性和分裂，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措施都不能防止分裂，党的“垮台就不可避免，”但这还不是现实的问题，“是极遥远的未来的事，是不大可能发生的事”。另一个是近期内保障党的稳定性，防止党的最高领导层内部的分裂。考虑到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较深的积怨和矛盾，列宁直截了当地指出：“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在我看来，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

接着，本着同志式的立场，列宁从“纯粹个人特性”的角度对当时党和国家的六位最高领导人作了评论，其中对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两个人的评述是重点。

对于斯大林，列宁在1922年12月24日的信中指出：“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10天后，列宁在对这封信的补充中，又提出：“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对于托洛茨基，列宁在信中评论道：“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对中央进行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卓越的才能，也许他还是现在中央中最能干的人，但是他过分自负，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托洛茨基和斯大林这两位卓越领袖的这两种品质会无意中造成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

在对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作了评价之后，列宁在信中表示：“我不打算再评述其他中央委员的个人特点了。我只提醒一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54]当然不是偶然的，但是此事不大能归罪于他们个人……在年轻的中央委员中，我想就布哈林和皮达可夫谈几句，依我看，他们是最杰出的力量（在最年轻的力量中），对他们应当注意下列情况：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伟大的理论家，他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但是他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因为其中有某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因而——我想——他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其次是皮达可夫，他无疑是个有坚强意志和杰出才能的人，但是太热衷于行政手段和事情的行政方面，以致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是不能指靠他的。当然，我对两人作这样的评语是仅就现时情况来说的，而且还假定这两位杰出而忠诚的工作人员得不到机会来充实自己的知识，并改变自己的片面性。”

从上述列宁口述的信中可以看出，列宁对他们中间的任何人都在肯定他们的主要方面的优点、才能的同时，也明确指出他们的弱点和缺点，但没有全盘否定其中某个人的意思。克鲁普斯卡娅在1925年《布尔什维克》杂志中写道：“信的目的是要帮助活着的同志们沿着正确轨道工作，因此除了优点，也指出包括托洛茨基在内的这些同志的缺点，他们必须注意这些缺点，以便最好地组织党的领导集体的工作。”“信中对这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长期与之共事的同志毫无不信任之意。相反，信中对他们有不少赞扬之词。”^[55]同时，列宁与身边这批战友已合作共事多年，且同在一条船上久经风浪考验，列宁对他们的经历、才能和性格都十分了解，对他们的评价也十分准确和公允。同时也希望他们顾大局、讲团结，避免党的分裂，实行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

从口授信件的初衷来看，列宁是想向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二大”（1923年3月4日）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忠告，争取亲自解决这些问题。所以，12月24日，列宁在口授给代表大会的上述几封信时，对负责记录的值班秘书玛·阿·沃洛迪切娃告诫说：昨天（12月23日）和今天（12月24日）口授的内容“是绝密的”。他再三地强调了这一点，他要求将口授的一切特别保存起来。这些记录共制成五份，一份留存秘密档案库，一份留在列宁身边，三份交克鲁普斯卡娅，均置于密封中，写明只有列宁本人才有权拆阅，而在他死后，克鲁普斯卡娅有权拆阅。当后来克鲁普斯卡娅把这部分信件交给党中央时，她写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决希望，他的这些记录在他死后交给下次党的代表大会。”^[56]沃洛迪切娃则在1929年写道：“按列宁的意愿，文件复制本装在用火漆加封的信封中，他请求写上，只有列宁可以启封，在他死后由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启封。我没有在信封上写‘他死后’的字。”^[57]沃洛迪切娃之所以没有写“他死后”几个字，主要是从感情上不愿意接受，总觉得有点犯忌。

在党的“十二大”召开前夕，列宁病情发生第三次严重恶化，丧失了语言能力，他已无力亲自安排向“十二大”送交信件的事宜了。由于克鲁普斯卡娅没有把列宁的遗嘱交给“十二大”，因此斯大林仍然被选为党的中央总书记，并且斯大林的不少支持者也被选进中央委员会。在“十二大”上，可能是顾及列宁尚在，斯大林与托洛茨基都表现得出奇的冷静，两人各讲各的报告，彼此相安无事。

“十二大”后，党内高层的分歧和矛盾日益白热化，争权夺利的斗争不断升级。

1924年5月18日，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前夕，克鲁普斯卡娅将列宁的这些信件交给中央全会，并附了一封信，说她之所以扣压这些遗嘱的记录，是因为列宁表示过，希望在他去世后交给下一次代表大会。党的领导人都第一次正式知悉了这些信件的内容。由于信中涉及各位领导人优缺点的评价，所以他们每个人都不大乐意公开接受。起初，遗嘱先在政治局成员间传阅。斯大林阅后表示，列宁的遗嘱是在被一群女人包围的情况下，听了不准确的消息后说的。5月22日，列宁的遗嘱在经过挑选的44名代表参加的会议上宣读。在中央全会上，季诺维也夫说：“我们高兴地说，列宁的担忧有一点已经证明是没有根据的。我指的就是关于我们总书记的那一点。你们全都亲眼看到我们在近几个月里融洽的合作；像我一样，你们都会高兴地说，列宁的担忧已经是没有根据的。”^[58]他和加米涅夫都向中央委员会建议让斯大林留任总书记。从季诺维也夫的话中可以隐约看出，他之所以不愿意公开列宁的遗嘱，主要是怕自己和加米涅夫的“疮疤”被揭。5月，中央全会对列宁这些信件的传达范围做了规定：“按照列宁的意愿，把宣读过的文件交代表大会，向代表团分别宣读，规定这些文件不得复制，由伊里奇文件接受委员会负责向各代表团宣读。”^[59]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限制传达范围，列宁的这些信件遂成为绝密文件。

1925年，曾长期居住在苏联的美共党员、记者麦克斯·伊斯特曼写了《列宁死后》一书。书中第三章透露了“遗嘱”中列宁对斯大林、托洛茨基等六人的评价。因为书中涉及托洛茨基和克鲁普斯卡娅的一些言论，根据“政治局委员会的建议”，两人分别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声明，声明列宁生前没有也不可能留下“遗嘱”。

列宁逝世后，联共（布）党内斗争激烈，争论双方都竭力求助于列宁的权威。包括托洛茨基在内的反对派指责斯大林隐瞒列宁的遗嘱，斯大林则引用“列宁遗嘱”中对自己有利的部分来回击反对派。这样，“列宁遗嘱”处在云山雾罩之中。

1956年，根据苏共中央的决定，将列宁的这些信件向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传达，并将它们分发给各地党组织。接着，在1956年第9期《共产党人》杂志上正式公布了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并出版了单行本。这样，列宁的遗嘱被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成为公开的秘密。

六、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和道路充满信心

1918-1920年，当西方国家正处于社会阶级矛盾极端尖锐和革命高涨时期，列宁曾把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寄希望于欧洲一些大国的革命运动的胜利。到1923年，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德国、匈牙利、芬兰的革命及其他许多国家的革命运动遭到了失败。如何看待世界革命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文中深刻分析了国际舞台阶级力量对比，展望了世界革命的光辉前景。

1920年11月21日，列宁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即使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推迟爆发，无产阶级政权和苏维埃共和国也能够存在下去。”^[60]1921年6月，列宁在共产国际“三大”上指出：“我们预言过的国际革命正在向前发展。但是，这种前进运动并不是我们所期望的那种直线运动。”^[61]

1923年初，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认为，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过程不会是经过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里平衡成熟的道路来完成的，同时也强调东方的印度、中国及其他国家，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完全被抛出了自己的常轨。这些国家的发展已完全按照一般欧洲式资本主义的标准进行……开始了一般欧洲式的波动”，因此，在这些国家中，被压迫民族正在觉醒，反帝民主力量日益壮大，人民革命运动正在迅速来临。

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列宁曾充分估计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在争取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获得胜利的巨大意义，指出“在未来的世界革命的决战中，占世界人口多数的人民的运动，最初为争取民族的解放，将来一定会转而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它所起的革命作用，也许比我们所希望的要大得多”。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进一步论证了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对世界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作用。他指出，东方各国“已经卷入了不能不引起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发展旋涡”，东方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将会直接打击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帝国主义的后方，使帝国主义失去自己的后备军，失去超额利润的主要来源，从而激起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列宁指出：“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大多数的人口，最近几年来也非常迅速地卷入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来，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是不能有丝毫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来，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

列宁预计，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发展，必然导致新的革命危机。在西方新的革命高潮到来前，俄国人民的基本任务应该是：必须极其谨慎地维护我国的工人政权，保持住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努力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政策上，实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警惕和防止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和颠覆阴谋，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独立，争取和平建设的环境。列宁说：“社会主义蕴藏着巨大的力量，人类现在已经转入一个新的、有着光辉灿烂的前途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将由俄国一国胜利发展为多国胜利，直至全世界胜利，这是社会主义胜利发展的客观规律，前景是无限美好的。

1922年12月24日，列宁在病中借阅了苏汉诺夫的《革命札记》第3卷和第4卷。因为当时以缺乏经济前提为借口反对俄国社会主义的议论颇为流行，说什么俄国的生产力和文化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说什么布尔什维克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是违背历史规律的，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荒唐的，其中苏汉诺夫在《革命札记》中的言论很有代表性。所以，列宁在1923年1月16日和17日，抱病口授了评《革命札记》的一篇文章给《真理报》，《真理报》给这篇文章加的题目是《论我国革命》。在这篇文章中，列宁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了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针对苏汉诺夫之流对十月革命的责难，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否认社会主义革命需要一定的经济前提，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把这一定的经济前提凝固化、绝对化，把它变成阻止革命的清规戒律。在帝国主义时代，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只要有了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发展，有了比较成熟的主观条件，出现了革命形势，无产阶级就应当发扬革命的首创性，不失时机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现在已经毫无疑问，我们基本上是胜利了。”列宁说：“不错，建设社会主义是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的，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怎样，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你们在哪些书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有或不可能有这类改变的呢？”列宁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正是以此为前提的。”因为“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次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完全拖进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或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可能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固然并不越出世界发展的共同路线，但是使俄国革命显得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在转向东方国家时这些特殊性又会带有某些局部的新东西”。列宁无情地嘲笑了苏汉诺夫之流的“学究气”、对过去的“盲目模仿”、对新生事物的“胆小”，“他们都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却迂腐到了极点。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是一窍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