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鲁吉亚事件：列宁传书的导火线

俄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十月革命以后，俄国的各民族地区建立了一系列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根据列宁关于民族自决的原则，苏维埃俄国承认了这些共和国的独立。这些共和国以苏俄1918年宪法为榜样，也制定了自己的宪法。国内战争时期，由于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平定国内叛乱的需要，各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了军事政治联盟。1919年7月，列宁在《为战胜邓尼金告乌克兰工农书》中指出，要战胜作为一种国际势力的资本，需要有工人阶级的国际联合和国际友爱，社会主义的利益要求在各国、各民族的劳动者之间有最充分的信任和最紧密的联合。共产党人是民族仇恨、民族纠纷和民族隔绝的反对者，是国际主义者，“我们主张建立自愿的民族联盟，这种联盟不允许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施行任何暴力，它的基础是充分的信任，对兄弟般团结一致的明确认识，完全的自觉自愿。这样的联盟是不能一下子实现的。应当十分耐心和十分谨慎地去实现这种联盟，不要把事情弄坏，不要引起不信任，要设法消除许多世纪以来由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私有制以及因瓜分私有财产而结下的仇恨所造成的不信任心理。”^[15]国内战争结束以后，各共和国之间的联合趋势随着经济建设的需要而进一步加强。俄罗斯联邦首先与各共和国之间建立了条约关系。

1921年3月，根据列宁的指示和思想，俄共（布）“十大”通过了《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的决议》，确认联邦制是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联盟的普遍形式。

1922年，各苏维埃共和国进一步提出了成立统一的联盟国家的问题。成立联盟国家的核心问题是采取何种国家结构，以便正确处理各独立的民族共和国的相互关系。1922年8月初，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建议由组织局出面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制订各共和国联合的原则和方案，以为下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会讨论各个苏维埃共和国的相互关系问题做准备。8月11日，该委员会宣告成立，参加的成员有斯大林、古比雪夫、奥尔忠尼启则、拉柯夫斯基、索柯里尼科夫和各民族共和国的代表：格鲁吉亚的穆迪瓦尼、阿塞拜疆的阿加马利-奥格雷、亚美尼亚的米雅斯尼柯夫、乌克兰的彼得罗夫斯基和白俄罗斯的切尔维亚科夫。斯大林拟订了一个名为《关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各独立共和国的相互关系》的联合的方案的草案，即所谓“自治化”方案，提交每个委员及各民族共和国的党中央委员会讨论。按照这个方案的规定，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作为自治区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换句话说，由俄罗斯联邦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去领导和管理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等其他共和国。这一带有明显的大民族主义倾向的草案受到大多数民族国家的党中央委员会不同程度的反对，其中以格鲁吉亚最为激烈。然而，在9月23日至24日俄共（布）中央组织局主持召开的委员会会议上，仍以多数票基本上通过了这一“自治化”方案。

这个方案最后的文本共6条，其中第一条内容为：“确认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各苏维埃共和国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之间缔结关于它们正式加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条约是适宜的。”

9月25日，有关“自治化”方案的全部材料被送交在哥尔克村休养的列宁。列宁看了上述材料之后，立即找索柯里尼科夫和斯大林等人谈话，交换意见。列宁同斯大林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他坚决反对各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自治化”，认为“自治化”不符合进一步巩固各民族友好的任务，可能给民族主义分子蛊惑性地捏造“不平权现象提供借口”。第二天，列宁就写信给加米涅夫转全体政治局委员，认为“问题极端重要。斯大林有点操之过急”，建议将第一条中的“加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改为“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一起正式联合组成欧洲和亚洲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因为，“我们承认，我们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以及其他共和国都是平等的，我们将同他们一起平等地加入新的联盟，新的联邦”。^[16]当时斯大林把不赞成“自治化”方案的格鲁吉亚共产党人穆迪瓦尼等人斥为“独立分子”，列宁却说穆迪瓦尼是“被认为有搞‘独立活动’嫌疑的格鲁吉亚共产党员”，列宁强调指出：“重要的是，我们不去助长‘独立分子’，也不消灭他们的独立化，而要更上一层楼，建立平等的共和国联邦。”^[17]列宁根据过去制定的苏维埃联邦制的原则，并总结了俄国各民族建设的经验，提出了这样一个新思想：各个平等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在自愿联合的基础上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9月27日，斯大林给列宁写了回信。信中表示可以同意列宁对第一条的修正意见，主张采用以下措辞：“确认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各苏维埃共和国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一起正式联合组成欧洲和亚洲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适宜的。”但信中对列宁的修改意见提出两点异议：一是不同意再建立一个联邦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他认为这样做，就会在莫斯科存在两个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一个大概将是“下院”，另一个是“上院”，这种状况只能带来冲突和摩擦。二是斯大林不仅不承认自己“操之过急”，反而认为列宁“操之过急”，并说“这种‘操之过急’的做法将会‘助长独立分子’而使列宁同志的民族自由主义受到损害”。^[18]

事后斯大林将第一条原文改为：“确认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南高加索共和国联邦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之间缔结关于联合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条约是必要的，而每一个共和国保留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这就是说，新草案中以“南高加索共和国联邦”代替原先的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等三个南高加索的民族国家，这三个国家必须先联合成为南高加索共和国联邦，然后再与乌克兰、白俄罗斯、俄罗斯联合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一修改并未告诉列宁。同时斯大林还强调，原先的决议“基本上是正确的，无疑是可以接受的”，而新草案只是“在措辞上作了某些改动，使它更为确切”。这样，格鲁吉亚等国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依然未能得到解决，这便成了以后“格鲁吉亚事件”的导火线。

10月初，俄共（布）中央召开全会，列宁因病未能出席。10月6日，全会讨论各独立共和国的联合和相互关系问题，列宁写了一张便条给加米涅夫，内容是：我宣布同大国沙文主义进行决死战。那颗讨厌的蛀牙一治好，我就要用满口的好牙吃掉它。在联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要绝对坚持由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等轮流担任主席。全会支持列宁的立场，通过了以列宁的提议为基础的决议，并委托以斯大林为首的新的委员会制定关于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法令草案，以提交苏维埃代表大会。

1922年12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大会通过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宣言和条约，从而正式宣告了苏联的诞生。宣言从立法上巩固了列宁关于联盟国家的组织原则。条约规定了各共和国加入联盟的手续、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以及国家政权和行政最高机关的组成方式和权限。代表大会选出了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四个加盟共和国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当选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成立的宣言和条约（1922年12月30日）

十月中央全会以后，格鲁吉亚问题并没有解决。问题的症结在于格鲁吉亚等要不要通过南高加索联邦加入苏联。列宁对这一点未表示明确意见。斯大林和以奥尔忠尼启则为首的俄共（布）南高加索边区委员会则以全会决议为依据，要求格鲁吉亚通过南高加索加入苏联。而以穆迪瓦为首的格鲁吉亚共产党人赞成中央全会通过的决议及新草案的基本精神，但要求格鲁吉亚也像乌克兰、白俄罗斯那样作为平等的独立共和国联合成为苏联。这种情况下，格鲁吉亚的共产党领导人的要求被指责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并认为这些领导人违犯党纪，俄共南高加索边区区委分别给以党纪处分。格鲁吉亚这批领导人便不断向俄共（布）中央提出申诉。

11月24日、25日，俄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一个以捷尔任斯基为首的三人委员会，前往第比利斯调处格鲁吉亚问题。捷尔任斯基的三人委员会在格鲁吉亚的调查带有很大的倾向性。他们偏听偏信，认为南高加索边区委员会和奥尔忠尼启则的做法完全符合俄共中央的指令，是完全正确的，谴责穆迪瓦尼等格鲁吉亚共产党人的“民族主义”错误。正在这时，发生了奥尔忠尼启则在他的办公室动手打人的事件，因为这位少数民族干部持有不同意见，这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于是，双方关于格鲁吉亚的争论更趋激烈。

12月12日晚上，列宁接见了刚从格鲁吉亚回来的捷尔任斯基，听取了他的汇报，其中包括奥尔忠尼启则的打人事件。这次谈话对列宁的情绪影响很大，从次日（13日）起他第二次发病。当他的病情稍有好转时，就于12月30日、31日接连口授了《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等文章，阐述了共产党执政条件下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一系列重要原则，并批评了有关人员的错误。列宁说，根据捷尔任斯基同志说的情况，“我只能感到莫大的忧虑。如果事情发展到奥尔忠尼启则竟会动手打人——这是捷尔任斯基告诉我的，那么可以想象得出，我们已掉到什么样的泥潭里去了。可见，整个这个‘自治化’的想法是根本不对的，是根本不合时宜的”。“我们称为自己机关的那个机关，实际上是和我们完全格格不入的，它是资产阶级和沙皇制度的大杂烩，在没有其他国家帮助，又忙于‘军务’和同饥荒作斗争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在五年内把它改造过来”。在这种条件下，仅规定“退出联盟的自由”只是一纸空文，“它不能够保护俄国境内的异族人，使他们不受典型的俄罗斯官僚这样的真正俄罗斯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实质上是恶棍和暴徒的侵害。毫无疑问，在苏维埃化了的工人中，会有很少一部分人沉没在这个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垃圾的大海里，就像苍蝇沉没在牛奶里一样”。对于承担责任的问题，列宁进行了分析：“我想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以及他对有名的‘社会民族主义’的愤恨，在这件事情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愤恨通常在政治上总是起极坏的作用。”“我还担心，去高加索调查案件的捷尔任斯基同志，在这件事情上也只是突出表现了他的真正俄罗斯的情绪（大家知道，俄罗斯化的异族人在表现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方面总是做得过火），他的整个委员会是否不偏不倚，这在奥尔忠尼启则‘动手打人’这件事上得到了充分说明。我想，这种俄罗斯式的动手打人行为是不能用受到任何挑衅甚至侮辱作辩解的，而捷尔任斯基同志无法补救的过错就在于他对这种动手打人行为采取了轻率的态度。”“奥尔忠尼启则对于高加索的其余所有公民就是权力。奥尔忠尼启则无权发怒，尽管他和捷尔任斯基借口说是被别人激怒的。相反，奥尔忠尼启则必须克制自己，而任何一个普通公民，尤其是一个被指控犯了‘政治’罪的普通公民倒不是非克制自己不可的。要知道，从实质上说，社会民族主义分子就是被控犯了政治罪的公民，而且从这种指控的全部情况来看，也不能这样认定。”“这就提出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怎样理解国际主义呢？”“压迫民族或所谓‘伟大’民族（虽然只不过是因为施行暴力而伟大，只不过是像杰尔席莫尔达那样的伟大）的国际主义，应当不仅表现在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而且表现在压迫民族即大民族要处于不平等地位，以抵偿在生活中事实上形成的不平等。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不懂得对待民族问题的真正无产阶级态度，谁就实质上仍持小资产阶级观点，因而就不能不随时滚到资产阶级的观点上去。”“对无产者来说，重要的是什么呢？对无产者来说，不仅重要而且极其必要的是保证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取得异族人的最大信任。为此需要什么呢？为此不仅需要形式上的平等。为此无论如何需要用自己对待异族人的态度或让步来抵偿‘大国’民族的政府在以往历史上给他们带来的那种不信任、那种猜疑、那种侮辱。”^[19]

列宁口授的上面这封信当时没有送交俄共（布）中央，直到1923年4月才由列宁的秘书交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因此，1923年1月25日，政治局在听取捷尔任斯基委员的报告后，仍然批准了他的报告和建议，同意撤换格鲁吉亚的党政领导人，批准中央组织局于1922年12月21日把穆迪瓦尼、秦查泽-卡夫塔拉泽和马哈拉泽调离格鲁吉亚。争论继续升级，问题愈加棘手和严重。

1923年1月下旬，列宁在病中要求调阅格鲁吉亚问题的全部材料。2月1日，政治局批准给列宁所需要的材料，列宁当即委托他的秘书班子福季耶娃等人着手研究，并要求他们在三个星期内写出综合报告。1923年1月24日，列宁把值班秘书福季耶娃叫去，让她向捷尔任斯基或斯大林索取格鲁吉亚问题委员会的材料并作详尽的研究，以便供列宁在党代表大会上使用。

但是，福季耶娃从捷尔任斯基处得到的回答是，材料在斯大林那里。而斯大林则表示，未经政治局同意材料不能给。在电话里，斯大林还心存戒备地问福季耶娃：有没有对列宁说了什么多余的话？列宁是从哪儿了解到日常事务的？

列宁表示，要为取得材料而斗争。但他还被蒙在鼓里的是，这时政治局已经同意了捷尔任斯基主持的格鲁吉亚问题委员会偏袒奥尔忠尼启则的结论。

2月1日，政治局对列宁的要求作出让步，同意提供材料。福季耶娃回忆说，在政治局会议上加米涅夫曾说：“既然列宁坚持要，不给更糟。”斯大林答道：“不知道。他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

列宁交代身边的工作人员如何利用和研究这些材料，并说道：“如果我现在自由的话（起先是口误，后来又笑着重复一遍说：如果我现在自由的话），这一切我自己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好。”

2月3日，列宁问福季耶娃，这个问题提到政治局没有。福季耶娃回答说，我无权谈此事。列宁问道：“禁止您谈的正是专指这件事吗？”“不，关于日常事务我一般无权谈论。”“就是说，这是日常事务？”福季耶娃意识到自己疏忽了，然而又重复说“我无权谈论”。

列宁意识到，自己被封锁了。他竭力要将格鲁吉亚问题提交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因此指示工作人员加紧准备。

但是，医生绝对禁止他看报、会见和听政治消息。列宁得到这种禁令，气得连嘴唇都发抖了。列宁得到这样的印象：不是医生们给中央委员会指示，而是中央委员会给医生们下指令。

3月初，列宁得知斯大林辱骂克鲁普斯卡娅的事，十分气愤。3月5日，列宁分别口授了一封给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信。他给托洛茨基写的信中说：“我请您务必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事件进行辩护。这一事件现在正由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审理’，但是我不能指望他们会秉公处理。甚至完全相反。如果您同意出面为这一事件进行辩护，那我就放心了。要是您因为某种原因不同意，就请把全部案卷还给我。”托洛茨基以身体不好为由拒绝了列宁的要求，实际上是怕卷入斗争旋涡。在给斯大林的信中，列宁说道：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

您竟然粗暴地要我的妻子接电话，并且辱骂了她。虽然她向您表示同意忘记您说的话，但这件事还是由她告诉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我无意这样轻易地忘记反对我的言行，不言自明，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言行也就是反对我的。因此，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请您斟酌。

致敬

列宁^[20]

3月6日，列宁给被指责为“民族倾向分子”的格鲁吉亚穆迪瓦尼、马哈拉泽等同志写信，信中说：“我全心关注着你们的事。对奥尔忠尼启则的粗暴、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纵容姑息感到愤慨。我正为你们准备信件和发言稿。“3月7日，斯大林得知了列宁通信的内容。

和斯大林的尖锐冲突使列宁受到巨大刺激。3月6日深夜，列宁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3月10日，又一次脑血栓使他右半身完全瘫痪并且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他感到极端痛苦，竭力进行挣扎。列宁从此未能恢复健康，因此他对格鲁吉亚事件的直接干预也就到此为止了。3月7日，斯大林从加米涅夫那儿得知了列宁给穆迪瓦尼等人信的内容。后来，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虽曾对这个问题提出一些正确意见，但收效甚微。

4月16日，在党的代表大会前夕，福季耶娃把列宁写的《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交给政治局。4月18日，在斯大林等人的压力下，党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作出决定，列宁的《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不向代表大会传达，也不向民族问题委员会传达，而只是向各代表团团长传达。穆迪瓦尼等人一再要求公布列宁的文章，都遭到了拒绝。在斯大林的授意下，中央委员会对列宁的文章作出说明，指出列宁听到的关于虐待和侮辱少数民族的情况是误传的，但他在病榻上相信了这些消息，难免不表示气愤。

由于斯大林采取了措施，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没有引起重视。不仅如此，斯大林的支持者竟在会上发言说，觉得列宁同志成了片面的不正确的消息的受害者。一个人因病而不可能去管理日常工作，人们却跑去告诉他说，某某地方某某同志受了委屈遭到打击，被驱逐、被免职，等等，他当然会写出这样尖锐的信的。

本来民族问题在代表大会上占相当分量，但在俄共领导人中只有布哈林一人在大会上出来为列宁在民族问题上的基本立场辩护。然而，他受到了斯大林的严厉批评。斯大林在《关于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的报告的结论》中说，我同意不应当委屈少数民族。但是如果因此而创造出一种新的理论，说必须使大俄罗斯无产阶级在对过去被压迫民族的关系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负责，那就是胡说八道了。在列宁同志的一篇著名论文中只是文字上的一种表现方法，布哈林竟把它变成了完整口号。斯大林在这里几乎是点名批判列宁了。因此，严重的中风使列宁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苏联民族问题，成为他生前的一大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