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申请信激发列宁调整经济政策

1920年夏天，苏维埃俄国反对外国干涉和国内叛乱的国内战争已胜利在望。国家面临的基本任务就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稳定地维持社会的基本秩序。这样，国家再次面临着向和平经济建设过渡的问题。如何过渡，当时包括列宁在内的俄共（布）领导人坦率地承认，对于过渡的具体形式和方法不十分清楚，尚需探索，而且倾向于直接过渡，即继续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把原来仅为权宜和应急的战时共产主义变为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桥梁和捷径。1920年，列宁再三强调，在当时劳动群众处于饥饿、寒冷，经济空前困难“这种特殊情况下，必须实行‘特殊的过渡’”，把军事上胜利的经验运用到经济方面来，用军事办法解决经济任务。因而他把巩固并推广余粮收集制和建立劳动军等，看成是当时保证“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一条“正确”道路。

随着战争尾声的临近，不断加强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弊端日益显露出来。余粮收集制虽然缓解了当时的粮食危机，但它在实际推广中，因为把农民的全部余粮甚至一部分口粮、种子及其他农副产品都强征强收，不仅收购价格过低，而且所付货币都是一些急速贬值的“彩色纸片”，所以农民瞒产抗交、赶走征粮队和农民暴动事件时有发生。从1920年底开始，全国许多地区的农村发生骚乱和暴动，尤其是坦波夫省、伏尔加河流域、乌克兰和西伯利亚，参加暴动的不仅有富农，还有相当数量的中农。农民给各级苏维埃政权和粮食机关写了大量的申诉信和请求书，有的还直接写信给列宁。仅在1920年9月至12月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就收到400份这样的信。其中有一封由《贫农报》转给列宁的信，信中提到“苏维埃政权比沙皇政权还坏”^[1]。1920年9月12日，奥洛涅茨省的一个地方的农民联合起来，派代表到莫斯科与中央政府进行谈判，在递交的委托书中这样写着：“与穷凶极恶的资产阶级强盗的战争已经持续三年了，这就需要国家作出越来越多的牺牲。作出极大的努力并忍受极度的困苦，而这一切都给我们带来新的沉重负担：一会儿动员马匹，一会儿动员耕牛，各种各样的劳役，征收余粮……尽管我们十分愿意帮助国家，而国家向我们提出要求却是无法完成的。”^[2]坦波夫省叶拉托姆县的红军士兵在给中央的信中，对一些人征收余粮时滥用职权提出了控诉：“农民的情绪已达到这样的程度，即如果在我们县不很快根绝这类现象，那就必然爆发暴动，这将不是富农的暴动，而是对正义的胜利丧失了任何希望的劳动居民的暴动。”^[3]就连村和乡的党的基层组织有时也支持农民的请求和申诉。1920年底的一次非党农民会议上，原喀山省农民说：“余粮收得太多。请给我们定个标准，要不，我们会把春播的种子都吃完。”彼得格勒省农民说：“我们那里发生过把手枪对着人家太阳穴这样的强制行为。人们很气愤。”吉尔吉斯的农民说：“粮食被收集得像扫帚扫过一样干净，一点也没剩。”^[4]

列宁（1920年7月）

工人阶级也出现了令人担心的严重状况，由于工厂开工不足或倒闭，大批工人流落他乡或另谋职业，日益丧失其阶级性和骨干性，对饥饿状况日益不满。

在国家面临危机和困难的情况下，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和反对者——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白卫分子、无政府主义者、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都试图利用工农群众的不满情绪，反对苏维埃政权。他们打着各种旗号，许下一些骗人的“诺言”，到处抢劫国营农场，破坏车站、桥梁，残酷杀害共产党员和贫苦农民，并挑动叛乱，为非作歹。

从1920年最后几个月起，列宁就在酝酿经济政策的调整。他把农民的来信和建议看作反映农民情绪的“晴雨表”，认为这是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永远读不到的“文件”。因为通过农民的来信和申诉，可以了解到农民的呼声、愿望和“许多合理的想法”。1920年12月22日，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列宁在会上强调，不使小农经济在实际上得到明显的改善，我们就没有出路。

1921年2月8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决定成立由列宁任主席的委员会，负责起草党中央关于用农业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文件。2月8日，列宁写了《农民问题提纲初纲》，提出了以下设想和建议：（1）满足非党农民关于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即征收余粮）的愿望。（2）减低粮食税额，使其低于去年余粮收集制所征收的数额。（3）同意使税额与农民积极性相适应的原则，即依照农民积极性的增高而降低税率。（4）在迅速地缴足税款的条件下，使农民在地方经济流转中有更大的自由来运用其纳税以外的余粮。这样，就迈出了走上新经济政策的关键一步。

1921年二三月份，列宁先后接见了大批来访的工人、农民和士兵。农民代表一致要求取消余粮收集制，说明了粮食、种子、牲畜、原料几乎被“洗劫一空”的艰难困苦。在接见坦波夫省的农民代表时，列宁曾动情地说：“我知道，当农民的一切都被拿走，而给他们的东西又是那么少时，他们的生活何等艰难。我了解农民的生活，我热爱他们，我尊敬他们。我请求农民稍微忍耐一下，我请求他们清醒过来并帮助自己的政权。”

在农民代表中，伊·阿·切库诺夫曾给列宁留下深刻的印象。切库诺夫是弗拉基米尔省的一位农民，曾去过不少地方，了解很多实际材料。在和列宁谈话中，他向列宁提出了实行粮食税的办法，进一步启发了列宁考虑农村经济政策的新思路。列宁对切库诺夫的评价很高，当即写信推荐他到共和国农业人民委员部工作，并建议再吸收几个经验丰富、在群众中有威信的老农民到农业部工作。切库诺夫后来的工作表现，果然不负列宁的厚望。

1921年2月28日，在敌人的挑拨离间下，喀琅施塔得部分水兵发动叛乱，叛乱者占据了海军要塞和几艘军舰，并夺取了大批枪炮弹药，提出了“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俄共（布）中央派遣正在出席俄共（布）“十大”的300名代表在图哈切夫斯基、伏罗希洛夫的带领下，会同红军，用武力很快平定了叛乱。

喀琅施塔得叛乱表明，农民、士兵、工人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不满情绪已发展到十分危险的边缘，若不注意，极易为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甚至威胁新生苏维埃政权的生存。事件引起了列宁和俄共（布）中央的高度重视。严酷的形势进一步坚定了列宁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决心。他承认，“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在一个小农国家中直接用无产阶级的法令，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分配行不通，必须另辟新路。

列宁同英国学者、科普作家赫·威尔斯交谈（1920年10月6日）

正当俄共（布）中央决定实行有秩序地退却，将用直接冲击的手段进入“共产主义”改为用迂回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关键时刻，托洛茨基却挑起了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党被迫花时间来纠正托洛茨基等人的错误。

1920年11月，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托洛茨基在会上公开提出了“把螺丝钉得紧”“整刷工会”的口号。他主张在工会工作中采取军事命令的办法，反对向工人群众采用说服的办法，主张工会国家化，反对工会机关选举制，反对在工会内部扩大民主，反对列宁用迂回办法建设社会主义经济。会上，除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托姆斯基反对外，大多数中央委员持静观态度。11月8日至9日，俄共（布）召开中央全会。会上，托洛茨基提出了一份题为《工会及其今后的作用》的提纲初稿，但被否决。全会决定成立一个研究工会问题的专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吸收托洛茨基参加，以便将有关工会的任务、作用等问题由这个专门委员会作进一步的讨论和研究。中央全会还通过决议，不得把中央委员会内部的分歧和争论诉诸广泛的讨论。但托洛茨基拒绝参加专门委员会的活动，并坚持要把自己的意见在党报上公布出来。于是，争论不但没有停息，反而愈演愈烈。12月7日，中央全会再次举行。由同情托洛茨基的一些人领导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无视上次中央全会的决议，依然坚持战时领导方法，采取极端措施，造成广大水运员工的强烈不满，加深了冲突和分裂。季诺维也夫代表工会专门委员会建议撤销交通总政治部，改组运输工会的领导机构，迅速召开运输工人代表大会。托洛茨基坚决反对。布哈林采取“缓冲”立场，一方面承认水运员工反对极端措施是正确的，另一方面不同意立即改组运输工会领导机构。列宁和另外6名中央委员反对布哈林的草案，托洛茨基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投票赞成布哈林的草案，遂使这一“缓冲”草案以一票之差得以通过。工会问题的争论引起中央委员会内部的思想混乱，争论逐步升级。因此，列宁认为这是“两次不幸的中央全会”，干扰了中央正确方针和政策的制定。

1920年11月14日，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在莫斯科省沃洛科拉姆斯克县拉希诺村的农民中间

12月24日，俄共（布）中央全会决定把中央内部分歧和工会问题提交全党公开讨论，并在即将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上展开讨论，以形成统一的决议。同日，在季明剧院召开的一次群众性集会上，托洛茨基作了《关于工会在生产中的任务》的报告，托姆斯基作了副报告，这是工会问题争论公开化的开端。次日，即12月25日，托洛茨基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散发了以“一群负责工作人员”的名义写的纲领性小册子《工会的作用和任务》。小册子从头到尾都贯穿了“整刷”的精神，但列宁认为，“从形式民主的观点来看，托洛茨基无疑是有权发表纲领的，因为12月24日中央曾许可自由争论。但是从对革命是否适宜的观点来看，这就更扩大了错误，这就是根据错误的纲领建立派别组织”。12月30日，在苏维埃“八大”的党员代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莫斯科省工会理事会的党员干部大会上，就工会问题展开了全面争论。会上由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作报告，布哈林、诺根、施略普尼柯夫和梁赞诺夫等人作副报告，列宁作了题为《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的演说，他阐述了工会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了争论的实质，对托洛茨基的错误观点和布哈林的“缓冲”立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列宁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方面，工会几乎是全体工业无产阶级组织，是实行国家强制的阶级的组织，另一方面，工会是教育、吸引和训练的组织，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工会是党和国家政权联系广大工人阶级的纽带，党对工会、工会对群众绝不能采取军事命令的办法，只能采用说服、教育、团结、帮助的方法。工会是群众性的阶级组织，只能在先锋队领导下进行活动。即使在最先进的国家里，无产阶级的觉悟也是参差不齐的，是分裂的，有些部分还被人收买，所以工会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吸收了阶级的革命力量的先锋队，才能实现这种专政。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实质在于对待群众、掌握群众、联系群众的方法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而对待群众的政策不正确，就会使苏维埃政权失去群众支柱而灭亡。

1921年初，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两个最大和最有影响的地方党组织也卷入了这场争论。1月12日，中央全会重申，必须完全自由地进行争论，任何组织都有权发表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于是，党内先后有八个派别提出自己关于工会问题的纲领，他们是由列宁、季诺维也夫、托姆斯基、鲁祖塔克、加里宁、加米涅夫、洛沃夫斯基、彼得罗夫斯基、阿尔乔姆和斯大林共同签署的“十人纲领”，还有托洛茨基派、“缓冲集团”“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诺根派、梁赞诺夫派和伊格纳托夫派。争论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从1921年1月中旬起，提出纲领的各派分别在不同场合宣传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其间，1月19日，列宁发表《党内危机》一文，评述了工会问题争论的发展过程，揭露各个反对派的派别活动以及它们纲领的机会主义性质。1月25日，列宁写成《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进一步论述了工会问题争论的本质，分析和批判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1月19日，斯大林在《真理报》发表题为《我们的意见分歧》一文，批评了托洛茨基企图把军事方法搬到工会中来的错误。托洛茨基也分别于1月14日、15日发表文章，继续申述自己的观点，并为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错误辩护。1月29日，他又在《真理报》上发表《有分歧，但何必引起混乱？》一文，坚持说他提出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问题是必要的，责备列宁提出“谁开头炮”的问题造成了混乱。列宁指出托洛茨基的这篇短文是嫁祸于人。此外，布哈林、柯伦泰、伊格纳托夫等纷纷发表文章和小册子，整个1月份，全党上下都对工会问题展开争论，各派之间也不断分化和重新组合。2月初，托洛茨基派同“缓冲派”提出一份联合纲领，接着，诺根派、伊格纳托夫派和“民主集中派”相继并入“工人反对派”。至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前夕，剩下了三个纲领，即：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缓冲派”的联合纲领；列宁、季诺维也夫等的“十人纲领”；“工人反对派”的纲领。在党的许多基层单位的争论中，大多数党员都表示支持以列宁为代表的“十人纲领”，谴责托洛茨基在工会问题上的错误观点。至此，到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前夕，争论的阵线已趋于明朗。

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讲话

3月8日至16日，俄共（布）举行第十次代表大会，列宁致开幕词并作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季诺维也夫代表“十人纲领”的拥护者作报告，托洛茨基代表“托——布联合纲领”派、施略普尼柯夫代表“工人反对派”作副报告，各派各有两名代表在大会上发言，开展辩论，并进行表决。表决结果，336票拥护“十人纲领”，“托——布联合纲领”得50票，“工人反对派”纲领得18票，2票弃权。据此，大会选举了各主要派别的代表人物组成的工会问题决议起草委员会，以“十人纲领”为基础，起草了《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决议草案付诸大会表决。大会通过了这一决议案，以列宁为代表的关于工会问题争论中的正确主张，终于获得了胜利。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和《关于我们党内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大会决议特别强调，宣传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思想是极端有害的，必须保持党的意志和步调的统一，责令“立即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不论按何种政纲组成的集团，并责成各级组织密切注意，禁止任何派别活动”，否则，“应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

从1920年11月起至1921年3月，俄共（布）党内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持续了四个月之久。在这场争论中，不仅托洛茨基的这些主张是错误的，尤为错误的是他不顾大局，在这个困难的时刻挑起并加剧了这场争论，从而分散了全党对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恢复经济的注意力，被迫把许多精力放在既不紧迫又不十分重要的工会问题的争论上。正如列宁所说，这一场争论“是太奢侈了，以至于使全世界都觉得奇怪——一个党在殊死斗争的最困难情况下，而且在发生歉收和危机的条件下，在遭到严重破坏和军队复员的条件下，竟然用尽心思去研究各种纲领的细枝末节，那么现在我们应当从这些教训中得出政治的结论，应当不仅得出关于各种错误的结论，而且得出关于阶级关系、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关系的政治结论”。托洛茨基后来也不得不承认，这场争论是“离题的”，“列宁出于准确无误的政治本能，意识到已经到了危急关头，采取措施减轻军事压力”，而他还要“试图让工会做出空前巨大的努力”，全党在进行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而实际问题却是日常的面包、燃料和工业原料问题”。

在排除托洛茨基等人的干扰后，列宁又开始把精力投入到新经济政策上。

1921年3月中旬，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斯特维尔德洛夫大厅举行。列宁向大会致开幕词和向大会所作的关于实物税报告中，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作了客观的历史的评价，指出在当时的历史环境条件下，为了救国家，救军队，救工农政权，除了实行余粮收集制，别无他法。在当时战争条件下，这种政策是基本正确的，是一种功劳。但同时必须要看到这个“功劳”的限度，它是战争和严重经济破坏迫使我们不得不实行的政策，是一种临时的办法，它不是也不可能是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在战争已经结束的环境中，如果继续实行先前曾经是胜利条件的旧政策，只能导致失败。列宁还分析了战争结束以后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坦率承认农民的不满情绪已达到了顶点，国内已经出现经济和政治危机。由此作出结论：必须重新审查党现行的农村经济政策，制定以粮食税为中心的新的农村经济政策，允许农民自由支配交税后剩下的粮食和农产品。经过讨论，大会通过了《关于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作出了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决定。

俄共（布）“十大”以后，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法令陆续出台。3月21日，全俄苏维埃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用实物税代替粮食和原料收集制》的法令。几天之后，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关于实物税税额》的法令和《关于在完成余粮收集任务的省份自由交换和买卖农产品》的法令。5月17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就如何对付小工业、手工业和手工业农业合作社问题给政权机关的原则性指示》。5月24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交换》的法令。8月9日，列宁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贯彻新经济政策原则的指令》。9月，苏维埃颁布《关于工资等级问题的基本原则》。另外，为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苏维埃政府在1921年还接连颁布了《关于工人个人奖励的命令》《关于企业的集体供应的命令》《关于实行货币工资的命令》。

通过颁布一系列法令，新的经济政策逐渐丰富和完善起来，其主要内容有：

（1）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规定粮食税的数额比余粮收集制的数额要低得多：粮食低43.3%，油料作物低50%，肉类低74.5%。这样，农民在交纳实物税以后，剩余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一律归自己支配，可以自由买卖，以换取自己所必需的工业品和其他农产品。规定在正常中等年景粮食税数额为2.4亿普特，比余粮收集制时期少征收2亿普特。粮食税数额在春耕公布，增产不增税，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为工业的恢复和发展提供更多的粮食和更广阔的市场。粮食税是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核心，它根本上改变了国家和农民、城市和乡村之间经济关系的性质，农民从原来的单方面的粮食提供者，成了城乡商品交换中平等的一方，也体现了国家利益和农民个人利益的结合。

（2）开放市场，实行自由贸易，使农民的余粮和其他农产品进入市场，促进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一开始，列宁设想通过粮食税和国家资本主义，实现城乡之间的商品交换，后来进一步后退到由国家调节私人市场的商品和货币流通。

（3）改革工业管理体制。为了改变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工业领导缺少统一计划的状况，设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加强计划管理，编制和审定国民经济计划，在企业中逐步贯彻经济核算制，强调必须取消行政方法和加强经济上的灵活调度，有计划地运用商品货币关系，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与此同时，苏维埃国家努力改善工人生活，制定新工资条例，废除平均主义的实物供给制，取消经常性的加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等，保护工人群众的积极性。

（4）为了恢复国民经济，列宁拟定了租让制、租赁制、合作社、代购代销等一系列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租让制就是国家把一些无力经营的企业、矿山、油田和林区，根据一定的条件同外国资本家签订合同，租给他们去经营。国家资本主义是实施新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国家资本主义在苏联没有得到充分发展。

从1921年下半年开始，在新经济政策的启动下，俄国国民经济开始全面复苏。农民可以自主种植、自主支配税后农产品，重新成为土地和生产的主人，积极性被逐步调动起来，纷纷扩大播种面积，精耕细作，全国粮食和农产品产量迅速增加，使苏维埃政府战胜了严重的饥荒。城乡的商品交换、地区内的商品流通和私人从事的小商品交换逐步活跃起来，市场变得繁荣，信用和货币体系建立起来，工人、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改善，广大民众得到物质生活的实惠后，昔日的埋怨与不满逐渐冰消雪化。工人们也自觉返回岗位，消极怠工、懒惰松散、罢工示威的现象大为减少，工业生产逐步恢复，大大加强了社会主义的物质经济基础。

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和完善，苏俄的经济政策发生了重大转折，由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改为迂回方式。它犹如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水面，引起了各个阶层、派别的强烈关注和反应。他们按照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评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流亡国外的白俄分子和欧洲资产阶级认为苏维埃国家会改变无产阶级性质，从此改弦更张，退向资本主义。就在新经济政策正式实行的1921年，一批流亡欧洲的白俄分子在布拉格和巴黎出版了题名为《路标转换》的文集和杂志。白俄分子乌斯特里雅洛夫直言不讳地说：“布尔什维克可以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可是实际上这不是什么策略，而是蜕化，是内部的蜕变，他们一定会走向通常的资产阶级国家，我们应当支持他们。历史是殊途同归的。”

有些党员干部对新经济政策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他们对新经济政策所产生的后果顾虑重重，甚至产生了“资本主义在俄国复辟”的错误认识。有的老布尔什维克思想上一时想不通，竟哭了起来。老革命家穆拉维也夫的一段话可以反映出当时这些人的心声：“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大家受冻挨饿，过着艰苦的生活，即使是一颗冻僵的土豆也被当作珍品佳肴。但是1918-1920年建立起来的那种制度，它的本质是非常好的，真正是共产主义的。全部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私有制被铲除，私人资本被消灭，金钱已经失去作用，物质财富的平均分配代替了资本主义的商业。我们实现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设想的那种社会制度（请注意！）只要有足够的物质财富，那么整个社会就成了天堂。当听到要把巴库和格罗兹尼的油厂租让给外国资本家去经营，还要把北部和西伯利亚西部森林以及其他许多企业租让给外国资本家经营的时候，真像当头挨了一棍似的痛心。就在这一瞬间，脑海里出现这样的想法，十月革命的大厦正在摇摇欲坠。这意味着转向资本主义。等着瞧吧，当新经济政策达到这一步的时候，就是说当许多企业取消了国有化，实行自由贸易、恢复原先的经济关系的时候，我们中间的许多人才会清醒地认识到、也不能不认识到这是对共产主义的背叛，是公然抛弃十月革命所取得的一切成果……”

在国际上，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领导人和理论家批评列宁和俄共（布）实行新经济政策是别出心裁、大逆不道，背叛了马恩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的传统论述，是让资本主义经济的瘟疫在俄国蔓延。

为了驳斥资产阶级和敌人的诬蔑和攻击，为了消除部分党员、干部、群众中的模糊思想和种种疑虑，为了统一全党思想认识，使党的工作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列宁不仅在组织上、实践上排除了种种阻力和压力，而且在理论上进一步阐述了实施新经济的意义、内容、实质和伟大作用。

1921年3月底，列宁开始写《论粮食税（新政策的意义及其条件）》的小册子，4月21日完稿。书中阐述了与粮食税执行有关的一系列理论问题。首先，列宁阐明了1921年春和1918年春的经济政策原则之间的关系。1918年的论断在估计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有许多错误，实际期限比当时估计的要长，到1921年，改善农民生活状况成为当务之急。其次，列宁阐述了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一过渡政策的实质。列宁在肯定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巨大功绩的同时，指出必须顺时而变，因循守旧只能是干蠢事、自杀。再次，针对当时人们常常发出的“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的议论，列宁指出这种议论是抽象的空谈，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比较是祸害，但同宗法式经济、小生产相比较则是幸福，既然不能直接过渡，那么作为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不可避免的，应该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最后，列宁总结了他对新经济政策的论证。粮食税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制的过渡。实行粮食税、发展农业和手工业间的流转、发展小工业是改善农民生活状况的好方法。流转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在一定限度内对苏维埃国家有利，限度的大小将由实践和经验来确定，要加强国家监督。

为了使新经济政策能够正确地迅速地贯彻执行，俄共（布）于1921年5月26日至28日提前召开了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列宁直接领导了会议的工作，在会上，他论证了新经济政策的实质，驳斥了对新经济政策的诽谤和歪曲，明确指出新政策要“认真地和长期地”实行。

1921年秋，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列宁及时不断地总结了实行新经济政策半年多的经验，从理论上作了进一步概括，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和讲话。在《十月革命四周年》（1921年10月14日）中，列宁指出：“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我们正在学习怎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大厦而不犯这些错误……不能直接凭热情，而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靠个人利益，靠同个人利益相结合，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巩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只要坚定地、顽强地学下去，用实际经验来检验我们迈出的每一步，不怕已经开始的工作一改再改，不怕纠正我们的错误，仔细领会这些错误的意义，我们一定会升到更高的班级。”^[5]在《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1921年10月17日）中，列宁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是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要巩固工农联盟，要农民跟党走。针对租让法令颁布后，有人提出：“怎么才把本国的剥削者赶走了，又要把外国的剥削者请来呢？”一些老工人表示再不想接受被资本家剥削和奴役。列宁指出，给外国资本家搞租借，是会产生资本主义，资本家也会剥削工人，赚取利润发横财，但我们要跟他们学会做经济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建成共产主义大厦，必须向经济这门科学进军，否则别无出路。在《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1921年11月5日）中，列宁从革命和改良这两种方法的关系的角度论述了苏俄在经济建设方面走过的和正在走的道路，指出应该冷静地考虑在何时、何地选用革命的方法或改良的方法，新经济政策就是用一种改良主义的、渐进主义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式来实现的新事物。

列宁和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合影（1921年5月）

1921年10月29日，列宁出席了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会上，列宁在作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时，发生了一场面对面的辩论。

“同志们，目前的情况是，我们党内许多同志对新经济政策的意义认识不足，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错误认识不足。”列宁动情地说。

列宁的这一句话引起全场的哗然，一位代表站起来大声喊道：“不！如果说战时共产主义是‘官僚主义邪恶’，那么新经济政策就是‘资产阶级邪恶’！”另一位代表站起来用沙哑的声音冲动地说：“指责战时共产主义错误，是捏造！”

列宁从容地摆摆手，示意大家安静。接着，他耐心地解释说：“这并不是谁捏造出来的错误，而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事实。我们不要把脑袋藏在翅膀下边，而要勇敢地正视和承认这一事实：战争结束后继续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使党在经济上遭到的损失和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匪帮给我们造成的损失和失败都要严重得多，危险得多！”

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三篇文章：《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论黄金在目前和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

当列宁讲到下一步执行新经济政策，还必须退到国家调节商业，而不再由国家垄断和直接经营商业，要积极发展商品经济，并要求各级干部学习商品经济知识、学会经商时，台下又有一位代表插话：“我们在沙皇的监狱里没有学会经商。”

列宁笑了笑，说：“对，我们过去都没有学过经商。我流亡国外时虽然看过一些涉及商品经济的书，但只是把它当成是资本主义邪恶，从批判的角度去看的。但这能不能成为我们今天不去学习经商的理由呢？”列宁提高了声调，铿锵有力地说：“不！这只能说明我们今天学习经商的任务更迫切、更繁重。实践经验表明，商业不完全是资本主义的邪恶，它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同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今天还不能越过商品经济的发展。所以我们要学习经商，成为精明的批发商。否则，我们就不能使这个小农基础的国家在经济上站稳脚跟。”

在此后两个月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再一次谆谆教导党的各级干部不要迷恋过去的经验，尽管过去的经验是宝贵的、丰富的，但它已不能解决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党和苏维埃在经济政策上实行退却，但退却并不可怕，可怕的倒是空想和自我欺骗，害怕真理将导致灭亡。

1921年底，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会议一致通过决议，明确规定党在经济建设方面的任务，就是领导苏维埃政权的经济工作，从市场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规律，掌握市场，通过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精确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建立并巩固新的工农联盟，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1922年2月底，列宁撰写了《政治家札记》（生前未发表，仅写了一部分），通过打比方和比较的方法，深入浅出地论述了进攻与退却、因循守旧和敢于开拓的辩证关系。列宁指出，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么高。如果有些共产党员以为不犯错误，不实行退却，不一再重做那些还没有做成和做得不对的事情，就可以完成像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尤其是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这样一桩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业，那就要碰壁、犯错误。

总之，列宁亲自领导的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改革实践。这场选择和改革，是从暴风骤雨般对抗、搏杀的阶级斗争向稳健、务实、井然有序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转变，是以单纯划一、高度集权、充满理想色彩的共产主义经济模式向扎根现实、多种层次、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转变。在丰富多彩的具体实践中，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认识和思考发生了升华，结晶为一系列重要思想和原则，结晶为对于社会主义模式的新的战略性构想，如：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构架多成分、多层次的经济结构；有计划地发展商品货币关系，充分利用市场的调节作用；实行物质利益原则；等等。正如列宁自己在1922年所说的：在新经济政策实践的基础上，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看法已经根本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