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传》：考茨基对十月革命与苏维埃政权的攻击及其论证的分析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国胜利论”成为现实。但围绕着十月革命的道路和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能否保持下去等问题，在俄国国内外展开了一场关于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能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论战。

西方资产阶级在对苏维埃政权发动武装干涉和挑起反革命暴乱的同时，在意识形态方面也展开了强大的攻势，咒骂布尔什维克是“专政家”、实行的是“暴政”，诽谤苏维埃政权“紊乱不堪”“摇摇欲坠”，国内敌对势力攻击布尔什维克消除了“民主”，不讲“民权”。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普列汉诺夫在十月革命胜利的第三天，就在报上发表《致彼得格勒工人的公开信》，信中宣称：“事变使我痛心……应当问问自己：我国的工人阶级是否已经准备好现在就建立自己的专政？凡是稍微了解无产阶级专政要以什么样的经济条件为前提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以坚决否定的态度回答这个问题。在俄国居民中无产阶级不是占多数而是占少数的情况下，不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任何一个郑重的社会主义者都不会反驳的。”他认为，俄国还没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地步，在俄国工人阶级没有准备好以前过早地夺取政权，把“政权强加给它”，只能意味着把它“推上最大的历史灾难的道路”。按照普列汉诺夫的想法，社会主义制度至少要以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为前提：（1）生产力高度发展；（2）国内劳动居民具有极高的觉悟水平。缺少前者，就只能出现“饥饿”和残酷的经济危机；缺少后者，就会导致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对抗，实行“东方专制主义”，出现政治怪胎。

从1918年7月开始，俄国的孟什维克党人苏汉诺夫写了七卷本《革命札记》，以回忆录的形式记叙了俄国从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的历史，说列宁提出了“关于一个落后的、农民的、分散的、完全破坏的国家向社会主义神奇美妙的跳跃”，他指责列宁对俄国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前提”、对社会经济条件完全缺乏分析，他断言列宁的论点“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只会使“由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和……列宁培养出来的，学过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们的头脑产生混乱”。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首领之一奥托·鲍威尔接二连三地发表文章和小册子，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他在1920年4月写成的题为《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小册子中认为，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俄国经济和文化落后的产物，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是一种“专制社会主义”。他论证说：“俄国的大工业在最近一个世代才产生。俄国无产阶级的多数是由出身于农村、几年前才来到城市的人组成的。俄国无产阶级不像西欧和中欧的无产阶级那样经历了几十年组织方面的发展和教育。俄国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年轻说明它在文化上的落后。而这种落后迫使布尔什维克走上专制社会主义的道路。”因为“只有在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群众的文化水平达到一定的发展阶段时才可能有民主。凡是这些先决条件还不具备的地方，先进的少数人的专制主义就是一种‘暂时的必要性’，就是历史进步的一种暂时的、不可缺少的工具。俄国的情况就是如此。只有俄国农民的缺乏文化才说明，为什么沙皇专制制度必然不是由俄国人民的民主自治，而是由俄国人民中很小的少数——无产阶级的专政所取代。只有俄国工人的文化落后才说明，为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必然由无产阶级群众本身的统治转变为无产阶级很少数的先进分子的专制制度。专制社会主义是这样一种发展的必然产物，这种发展在俄国的农民还没有成熟到实行政治民主，俄国的工人还没有成熟到实行工业民主的发展阶段上就引起了社会革命。专制社会主义是俄国缺乏文化的产物。”他预言：由于“在俄国，无产阶级只占全国的很小的少数，它在那里只能暂时维持自己的统治；一旦全国的农民群众在文化上成熟到足以自行承担统治，无产阶级就一定会重新丧失这种统治”。因而“工业社会主义在农业俄国的暂时统治，只是号召工业的西方的无产阶级进行战斗的一个信号。只有当工业的西方的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工业社会主义的持久统治才能建立起来”。

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伯恩施坦在为自己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所写的跋中，指责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所进行的事业是“冒险的事业”，是“企图通过一系列专横行动而撇开必要的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的尝试”，这种“冒险事业也必然要引起生产倒退的后果”。他在《社会主义的过去和现在》一书中，攻击布尔什维克党把“暴力看成万能的东西”，“作为生产推动力的企业家的历史的即到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所必需起的作用，在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中消失不见了”，也为“那些强调无产阶级要达到一定的成熟程度和经济发展的成熟作为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的社会主义者”受到布尔什维克的斥责而大鸣不平。

在一片对苏维埃社会主义的攻击和责骂声中，第二国际理论家、中派代表人物考茨基也“不甘落后”。1918年8月，他出版了《无产阶级专政》一书。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自居，把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攻击上升到一个“新阶段”。

在这本小册子中，考茨基打着对经济进行唯物主义分析的幌子，对十月革命和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进行攻击。他认为，只有那些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主要工业国家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在物质上和思想上的前提条件”，“俄国不属于这些主要的工业国家之列”。考茨基说，俄国工业是如此落后，它还“表现出许多原始的形式”，甚至在产业工人当中还有“许多人是文盲，他们来自农村，完全受着乡村观念的狭隘性束缚”，而“俄国的经济基础还是农业，而且是小家庭生产。全国人口的五分之四，也许甚至是六分之五是靠小家庭生产为生的”，“农村人中的压倒多数是农民。革命并没有使这种情况发生任何变化，毋宁说在过去的几年里这种情况更加发展了”。根据上述分析，考茨基认为：“现在正在俄国进行的，实际上是最后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俄国目前的革命只有在同西欧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发生的情况下，才可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如果要把十月革命说成是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无非是一种想要超越或者用法令来取消那些自然的发展阶段的大规模试验而已”。“这种做法更使我们想起这样一个怀孕妇女，她疯狂万分地猛跳，为了把她无法忍受的怀孕期缩短并引起早产”。考茨基预言：“这样生下来的孩子，通常是活不成的。”

这样，就形成了一场国际性的反俄、反共、反列宁、反革命的“大合唱”，其主旋律就是如何看待经济落后的俄国率先取得胜利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论述，归结为一点，就是俄国的十月革命究竟是一个错误、一场悲剧，还是一次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成功创举？对此需要作出明确的回答。

1918年9月20日，列宁从《真理报》上看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摘要后，立即给苏维埃共和国驻欧洲国家的三位全权代表越飞、别尔津、沃罗夫斯基三人写信，指示必须同考茨基在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行径作斗争。列宁请他们把考茨基的小册子给他寄来一本，同时寄来考茨基写的所有涉及布尔什维克的文章。

10月初，列宁读了考茨基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后，立即抱病撰写《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在书脱稿之前，为尽快占领理论阵地，列宁先于10月9日用同一题目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10月11日的《真理报》上，并指示越飞等人尽快译成外文发表。11月10日，《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写就，12月在莫斯科出版。

在《论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列宁总结了历次革命，特别是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的斗争经验，深刻阐明了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过渡时期阶级斗争、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工农联盟、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关系等问题，批判了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王德威尔得等人的错误言论。

首先，列宁驳斥了考茨基等人攻击十月革命“实际上是最后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是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试验的谬论。列宁指出：“这个被考茨基弄得一团糟的问题，布尔什维克早在1905年就完全阐明了……当我们同全体农民一起前进时，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这是我们十分清楚地意识到的，是我们从1905年以来说过千百次的，我们从来没有试图跳过历史过程的这个必经阶段，也没有试图用法令把它取消……可是，在1917年，从4月起，即在十月革命以前很久，在我们夺取政权以前很久，我们就已公开说过并向人民解释过：现在革命不能停留在这里，因为国家已前进了，资本主义已前进了，经济破坏已达到空前的程度而要求（不管谁愿不愿意）向前迈进，走向社会主义。因为，不这样就不能前进，就不能拯救备受战争摧残的国家，就不能减轻被剥削劳动者的痛苦……革命进程证实了我们的论断是正确的。起初同‘全体’农民一起，反对君主制，反对地主，反对中世纪制度（因此，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同贫苦农民一起，同半无产阶级一起，同一切被剥削者一起，反对资本主义，包括反对农村的富人、富农和投机者，因此革命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企图在这两个革命中间筑起一道人为的万里长城，企图不用无产阶级的准备程度、无产阶级同贫农联合的程度而用其他什么东西来分开这两个革命，就是极端地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用自由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15]

其次，列宁驳斥了所谓俄国经济落后、农民占人口大多数因而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的谬论。早在十月革命以前，列宁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具体道路的多样性，认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什么地方论证过：俄国‘应当有’资本主义，‘因为’西欧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等等。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必须普遍遵守的历史哲学公式，是一种超出了对某种社会经济形态的说明的东西”。^[16]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指出，二月革命之后落后的俄国具备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的革命形势和成熟的主观条件。列宁认为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这是“无可争辩的观点”，但问题是：不应以此为借口，去否定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实现社会主义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问题。当时俄国的特殊形势，使它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

首先，经济相对落后的俄国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是俄国人民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的历史抉择。“面对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逼迫下，难道他们就不能奋起斗争，以求至少获得某种机会去为自己争得进一步发展文明的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吗？”^[17]其次，俄国可以利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反作用，来造就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经济前提，即“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18]“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这种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极小农结成了联盟，这种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得到了保证，如此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曾被我们鄙视为做买卖的合作社的……那种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19]再次，俄国社会发展所体现出的特殊性并不违背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因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20]针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攻击，列宁回答说：“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究竟在哪些书上看到，说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有或不可能有这类变化的呢？”在列宁看来，单从生产力方面去寻找俄国革命发生的原因而无视俄国特殊的革命形势，只看到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无视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的特殊性，是对唯物史观所作的机械的片面的理解。这些人都是“套中人”，“都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理解”。^[21]

第三，批判了考茨基的“纯粹民主”理论。列宁指出，如果不是嘲弄理智和历史，那就很明显：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是历史上一大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因为“剥削者不可能同被剥削者平等”，“绝不可能有事实的平等”，考茨基是“带着饱学的书呆子的博学精神或者说带着10岁的女孩的天真态度”来看待无产阶级专政，迷恋于民主的“纯粹性”，看不见它的资产阶级性，把形式上的平等当作事实上的平等。

第四，论述了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绝不是像考茨基所说的那样，是马克思偶然用过的一词，而是马克思的一个重要思想：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在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尝试。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为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为他们的家庭而斗争，他们的家庭从前过着那么甜蜜的生活，现在却被‘平凡的贱民’弄得破产和贫困（或者只好从事‘平凡的’劳动）。而跟着剥削者资本家走的……小资产阶级总是犹豫不决，动摇不定，今天跟着无产阶级走，明天又因革命遭到困难而害怕起来，因工人遭受初次失败或挫折而张皇失措，他们心慌意乱，东奔西跑，叫苦连天……”“考茨基像个照本宣读历史教科书而变得干巴巴的中学教员那样，顽固地背对20世纪，面向18世纪，在许多章节中无数次地枯燥无味地搬弄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同专制制度、同中世纪制度对比的旧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