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传：三次遇刺化险为夷

在长期出生入死的革命生涯中，列宁多次化险为夷，其中比较典型的有三次。

第一次遇刺是有惊无险。

1918年1月14日，列宁在米哈伊洛夫马术学校发表演说后返回斯莫尔尼宫的路上，突遭一伙匪徒的袭击，一梭子弹从后面朝车身射来。说时迟，那时快，坐在列宁身旁的普拉廷立即抱住列宁的头倒向一边，司机情急之下，顾不上周围白茫茫的浓雾，开足马力冲出伏击圈。列宁化险为夷。

事件发生后，办公厅主任邦契-布鲁也维奇开始调查。对此，列宁不以为然，他说：“干什么要这样呢？难道没有别的事情吗？这完全没有必要。革命时期残存心怀不满的人开枪射击，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这一切都是正常现象嘛……”^[5]

经过缜密调查，案件为一个反革命“军官战斗组织”所为。这些人从前线溃退下来后，无所事事地流窜在彼得格勒，对新制度的阶级仇恨、对政治的一窍不通、对生活的绝望悲观，促使这些人纠合在一起，铤而走险。

按照常规，犯有谋杀罪的全部主犯，理应枪决。但当时俄德双方战斗又起，列宁便作出决定：案件要了结，主犯予以释放，派往前线。

第二次遇刺受重伤。

1918年8月30日，莫斯科市委邀请列宁到巴斯曼区加夫里柯夫广场原粮食交易所大楼和莫斯科河南岸的希波克街米赫里逊工厂做关于两种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演讲，时间定于晚上6点30分开始。

吃中午饭时，从彼得格勒传来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主席乌里茨基被刺杀的消息，有人劝列宁为了安全起见，不能出去演讲，列宁一笑置之。本来每次出去演讲时，列宁的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通常都跟随着他。但事不凑巧，这天妹妹因身体不舒服而躺在床上。临出去前，列宁拒绝了妹妹一同前往的要求，希望她在家中好好休息养病，然后也没有带任何警卫，就让司机吉尔开车送他去演讲了。

列宁先在巴斯曼区群众大会上作演讲，群众大会开得很顺利。^[6]之后，列宁又驱车前往米赫里逊工厂做同样题目的演说。

右派社会党闻讯后，派社会革命党女党员、恐怖分子范妮·卡普兰前来行刺列宁，卡普兰口袋装着手枪，手枪中装有上了膛的几发带烈性毒药的、上面刻有纹路的达姆子弹。计划在列宁走出会场时下毒手。

列宁下车后，匆匆走进设在车间的会场。吉尔掉转了车头，停在离车间入口处十步远的地方，面对院子的出口。

过了片刻，一个手提小皮包的女人走过来，她就是卡普兰。她走近吉尔问道：“喂，列宁同志来了吧！”

吉尔回答她：“我不知道谁来了。”

卡普兰笑了笑：“你是司机，能不知道送谁来？”

吉尔平静地说：“我怎么知道呢？是个演讲的，坐这种车的人不少，我又不能一一打听。”

卡普兰没套出什么话来，没趣地走开了。

一个小时后，从会场出来一大群人，群众大会结束了，吉尔便发动了汽车准备启程。过了一会儿，列宁在一群人的簇拥下走出会场。在车间出口，一个装成水兵的人伸开两臂，拦住了尾随列宁的人流，在厂门口，这个装成水兵的恐怖分子又故意摔了一跤，用下蹲的身子挡住了走过来的工人。这样，列宁来到停车场时周围没有几个人。当列宁走到离汽车三步远的地方时，有几个妇女跑过来问列宁关于粮食供应和运输问题。谈话持续两三分钟，列宁已被人群团团围住，吉尔早已打开的车门也被人群中的一个人给关上了。

回答完毕后，列宁迈出几步准备上车，当一只脚踏上汽车的踏板时，窥伺了好久的卡普兰站在车的左前面，立即朝列宁连开了几枪，列宁应声倒下，人群顿时大乱。卡普兰的一个男同伙此刻也逼近了列宁。吉尔听到枪响，立刻跳下车，大声喊道：“不准走近，不然我就开枪！”说着持枪朝他扑去，那人立即跑掉了。因怕误伤群众，吉尔没有开枪。吉尔又去追卡普兰，追了几步，吉尔突然想到只有列宁一个人，救人要紧，立即返了回来。卡普兰趁乱向外随着人群跑着，人们不知道向列宁开枪的就是她，但是待在院子里玩的一群小孩子，一边蜂拥追赶卡普兰，一边喊道：“就是她！就是她！”工人们费了很大劲终于把她抓住。

吉尔走近列宁身旁，只见列宁脸色苍白，但没有失去知觉。吉尔立即和几位工人一块把列宁扶上车。有人建议把列宁送往医院包扎伤口，吉尔坚决不同意在任何地方停留，想立即回克里姆林宫。列宁用十分微弱和沙哑的声音说：“回家去，回家去……”

汽车加足了马力，一路风驰电掣，疾驶克里姆林宫。到了大门口，吉尔向哨兵喊了一声“是列宁”后，就把车开进院内。

在三个人的帮助下，列宁上了楼躺在床上，脸上苍白得没有一点血色，看样子疼痛得十分难受，但列宁一声没哼。吉尔和伊里尼奇娜立即用电话通知了有关人员。

医生亚·尼·维诺库罗夫闻讯赶来，立即叫人脱去列宁的背心和衬衣，做了一些急救，叫人马上去找卫生人民委员谢马什柯和莫斯科卫生局局长奥布赫。见伤势严重，列宁的脉搏跳动十分微弱，维诺库罗夫没等会诊，及时地给列宁皮下注射止痛的吗啡，然后又注射了樟脑，以加强心脏的跳动。

很快，谢马什柯、奥布赫、外科医生弗·姆·明茨和弗·尼·罗扎诺夫、内科医生图曼诺夫、波·索·魏斯布罗德等人都来了。经过全面诊断，查明：列宁身中两弹，一颗子弹打中肱骨，造成了骨折；另一颗子弹从背后肩胛骨方向射入体内，打穿肺叶，引起了大量出血，血液流入胸膜腔，子弹陷在颈部前面的皮下，离颈部致命的血管和保证心脏跳动的神经仅一两毫米，十分危险。而且幸亏达姆子弹没有爆炸，毒剂也由于某种原因失了效。医生们拟定了治疗方法：坚持不要动，不要说话，绝对静卧，尽全力注意心脏的活动，对于手臂只作简单的包扎，使骨折的碎片不至于在无意中相互摩擦。至于是否马上从体内取出两颗子弹，医生们一致认为暂不做手术。

列宁遇刺那天，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因参加国民教育会议，不在家。出事后，人民委员会办公厅派人把她接了回来。下车后，司机吉尔对克鲁普斯卡娅说，列宁受了点轻伤，但她看到吉尔满脸慌张和忧伤的样子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马上问吉尔：

“你只告诉我，列宁是否活着？”

“列宁还活着，受了轻伤。”吉尔回答说。

克鲁普斯卡娅伫立了片刻，然后马上朝楼上跑去……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和医生在列宁的办公室，花了很长时间讨论关于列宁健康状况的公报。他们对公报上的每一个词、每一句话、每一个标点都进行了仔细而又周密的推敲和斟酌。深夜，斯维尔德洛夫代表中央签署了关于列宁遇刺事件的公报，公报介绍了列宁受伤的过程和状况，号召“工人阶级要更加紧密地团结起自己的力量，用无情的群众性恐怖来对付革命的一切敌人，来回答对自己的领袖的谋刺事件”。

克鲁普斯卡娅和伊里尼奇娜在列宁身旁守了一夜，斯维尔德洛夫和其他几位同志坐在列宁的办公室内，熬了一通宵。

9月2日，根据全俄肃反委员的判决，枪毙了许多被破获的白卫军组织的成员，在全国实行红色恐怖和加强警戒。

列宁遇刺事件震动了全国，各级党组织、工人、农民、红军战士等都焦虑不安，密切关注着报纸上发表的关于列宁病情的公报。无数的信件和电报发给列宁，衷心地祝愿自己的领袖早日康复。无论在工厂和农村，还是在前线和后方，各级组织都要求苏维埃采取坚决而果断的措施，无情地镇压恐怖分子和反革命势力。同时社会革命党在群众中的形象和地位一落千丈，迅速走向分裂和瓦解。

医生每天早晚对列宁的病情会诊一次，两天后，列宁脉搏跳动恢复正常。四五天以后，感染的危险基本上过去，病情趋于好转，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护理下，列宁较好的身体素质很快克服了胸膜大量溢血的现象，渗出液迅速被吸收，呼吸也越来越轻松，可以对骨折的手臂做手术了。手臂手术做完后，伤口愈合得很好，不过身体仍很虚弱。

9月5日，列宁的病情刚刚好转，他就要求看报或给他读报，把一切重要事情简单地报告给他。医生希望他安静，不要动，不要说话，因为危险尚未完全过去，桡骨神经系统还微微作痛。列宁总是报以微笑，坦率地说：“现在不是那种时候。“9月6日，列宁签发处收到了斯大林寄自察里津的来信。9月7日，给东线方面军第五集团军政治领导人复电。9月8日致电托洛茨基，对喀山久攻不克深感不安，要求采取坚决行动，拿下喀山。

在前线，红军战士把对敌人和破坏分子的愤怒化为力量，奋起战斗。在列宁养病期间，红军第一集团军在东方战线解放了喀山和辛比尔斯克。9月12日红军战士在辛比尔斯克举行庆功大会，并向列宁发了一封电报：“亲爱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收复您的故乡，这是为您所受的一处伤而对敌人的回答，为了您所受的另一处伤，我们要收复萨马拉！”列宁收到电报后，高兴地给予了复电：“我的故乡辛比尔斯克的收复，是包扎我伤口的一条最有效最理想的绷带。我顿时觉得精神振奋，力量骤增。我祝贺红军战士的胜利，并代表全体劳动者对他们作出的一切牺牲表示感谢。”^[7]

列宁疗养时的住所

9月16日，医生终于允许列宁开始工作，他非常激动，当天参加了中央委员会会议，并同沦陷区共产党组织中央局委员们谈了话。9月17日，列宁要求主持人民委员会的会议。委员们一致决定，会议时间不超过半小时，但还要让列宁感觉不出大家是在故意缩短议事日程。结果会议进行得十分顺利而巧妙，仅用了25分钟就散会了。

列宁养病期间，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的机会几乎没有，因此外面各种谣言、小道消息和猜测盛行，尤其是敌对分子乘机造谣惑众，说列宁去世了。工人、农民、士兵代表和友好人士从四面八方打电话或写信询问列宁的健康，有的人直截了当地问列宁是否在世。

事实是最有力的回答。为驳斥谣言，澄清真相，人民委员会决定把列宁已逐步康复并开始工作的真相告知人民群众。列宁善于在群众大会上演讲，但遵医嘱，列宁需至少3个月之后才能如愿。经过研究，决定把列宁工作和生活的一些片断拍成电影，放给全国人民看。

列宁在工作中

列宁历来反对给他个人拍电影和拍照，显然要给他拍电影必须讲技巧。10月16日，办公厅事先在克里姆林宫院里安排好了摄影师。下午1时，办公厅主任布鲁也维奇陪列宁下楼散步，俩人一边走，一边聊，布鲁也维奇尽力和列宁多说话，以便使列宁不去注意周围的状况。摄影师从各个角度和方向尽量捕捉列宁的每一个动作。

走着走着，列宁忽然说：“在4点以前，我还得写点东西，还得接待两位来访的同志。”于是转回身往回走，刚走几步便发现了摄影师给他拍照。列宁立即批评办公厅主任布鲁也维奇。布鲁也维奇赶紧认错并解释为什么这样做：

“因为您知道就不让拍照，可是又非拍不可……各地工人非常焦急不安，他们迫切需要知道您的健康状况”。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封面

“好吧，如果这对工人阶级有益，那您就将功折罪吧！”列宁笑着说，“您搞的这纯粹是拍电影的密谋，您巧妙地哄骗了我。”

列宁散步的新闻纪录片放映后，广大人民群众看到自己爱戴、拥护的列宁同志仍健在，十分高兴，有的兴奋得流下了热泪，说心中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工作了一个星期后，列宁感到体力和精力有点吃不消。经过医生和同志们的再三劝说，9月24日，列宁夫妇及伊里尼奇娜搬到前莫斯科市市长雷恩博特庄园哥尔克休养。这座庄园地处莫斯科近郊，建筑和陈设富丽堂皇，园子是一个美丽的花园。列宁以前从来没住过这么豪华高级的房子，一下子不知住哪儿好，总觉得不习惯住这种庄园，挑来挑去，最后在楼房侧面厢房的一个小房间里住了下来。就是在这个小房间里还有三个大玻璃窗和三个壁镜，列宁觉得有点太“奢侈”了。

列宁在庄园里大约住了三个星期，健康恢复得很快。前线不断传来的捷报也使他十分高兴。在指导党和国家活动的同时，他开始撰写《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

9月19日，列宁从报上看到对自己的“称颂”后，十分生气，接连几次按铃，办公厅主任布鲁也维奇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急忙跑进屋里。列宁对他说：“您看报上写了些什么？都不好意思去读。是写我的。说我这样、那样，把什么事都夸大了，把我叫作天才，说我是个特殊人物。喏，这里有一篇莫名其妙的东西：集体希望，要求，祝愿我健康。哼！弄不好还会为我的健康去祈祷呢？真可怕！那么，怎么会这样的呢？我们一生都为在思想战线上反对个人崇拜，反对崇拜个别人而斗争，关于英雄的问题也早就作出了决定。可是这里突然又出现了个人崇拜！这是无论如何不行的。我是和大家一样的人。我已经有最好的医生给我治病了，还要什么！老百姓还得不到这样的关怀，这样的护理和治疗。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把一切都给他们办好。现在却把我这样突出出来，这是可怕的。”

布鲁也维奇赶紧作了解释，说正因为人民群众对您无限爱戴，办公厅收到了无数的电话、来信和电报，接待了若干个工厂、团体的代表。祝您的健康早日恢复，是全国工人、农民、红军和海军战士的共同心愿，报纸不过像照相底片一样如实地反映了出来。

列宁听了非常感动，但仍表示：“这种情况无论如何应该立即制止，但又不要影响大家的情绪……马上到大大小小的各家报纸杂志的编辑部去一趟，把我对您说的话告诉他们，就是说，请他们从明天起巧妙地停止上面这种做法，用更需要、更有意义的材料来充实版面。”^[8]

应列宁的要求，布鲁也维奇等人立即和《真理报》《消息报》等报纸杂志取得联系，告知他们对列宁的“颂扬”要立即“刹车”，因为列宁不赞成这样做，并且很生气，希望各编辑部马上给所有的有关人员回信，告诉列宁身体健康，正在工作。

9月底，经过医生们的全面检查，列宁身体基本康复：气色不错，肺部和心脏恢复正常，臂骨接合得很好，手托可以撤掉了。只是两颗子弹仍在体内，列宁打算到1920年取得国内外局势平静后再取出来。

医生最后一次会诊后，列宁执意个人掏钱付酬金给医生，但医生们说什么也不收，只是说：“您恢复了健康，我们就心满意足了。”列宁感到十分过意不去，表示非常感谢。

1919年春，俄共中央组织局作出决定，在没有警卫跟随的情况下，不允许列宁外出，列宁表示反对，但无济于事。有一次，列宁想“擅自”外出，在大门口被门卫阻住。列宁找来负责警卫工作的马尔科夫“理论”，马尔科夫解释说：“这是中央组织局的决定，没有警卫不让您出克里姆林宫，我跟着您，马上就会放您出去。”

“这是独断专行，为此您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请坐进我的车里来，废除您那个不合理的命令。”列宁说。

“干吗我要打扰您呢？我有现成的车子。您出去吧，我跟着。”

“追随另一辆车，白白浪费国家的汽油，强迫司机徒劳无益地劳动。要知道……乱花人民的钱就是犯罪。咱们都在一辆车里，座位全够。”列宁最终还是把马尔科夫请进了自己的车。

第三次是遭遇土匪抢劫。

1918年冬，由于连年战争和经济的萧条，国内工业停滞，食品和燃料不足，市内街道上路灯昏暗不明，商店大门紧闭，加上满街都是严重妨碍交通的雪堆，这一切为偷窃、抢劫和土匪活动大开方便之门。尽管苏维埃政权采取了种种措施同各种犯罪活动作斗争，但拦路抢劫、杀人越货等犯罪活动仍然相当猖獗，城市混乱秩序依旧。1919年初，列宁也成了一次土匪抢劫的受害者。

就在事件发生前不久，克鲁普斯卡娅生病了，据医嘱她被送往索科里尼奇的林间学校，这一则是因为希望新鲜的空气、完全放下工作和安静的环境能对她的健康起到良好的作用，二则在于学校离莫斯科不远，列宁可以不时去探望她。

克鲁普斯卡娅移居索科里尼奇后，列宁常常在傍晚乘车去探望她，随行的除司机以外，一般还有负责警卫的切巴诺夫等人。

1月19日（星期天）那天晚上，克鲁普斯卡娅居住的学校里要举行儿童节庆祝会和枞树联欢会，请求列宁他们在规定时间以前到达，以便参加这次节日庆祝活动。于是，列宁和随行的同志在傍晚6点左右出发了。因为是节日，大街上熙熙攘攘，在去索科里尼奇的公路上也有很多行人。当车开到一个拐弯处时，突然在远处响起了口哨声，这引起了列宁的注意，但并没有对此特别重视，仍旧继续赶路。然而，就在车驶近铁路桥的时候，突然响起了吆喝声：“停车！”吆喝声是几个站在路边的人发出的。

列宁一行以为遇上了检查证件的民警，于是就叫司机把车停下了。因为当时社会秩序混乱，值勤民警拦车检查是常事。列宁的车以前也被拦过几次。有一次，列宁的司机没有注意到民警要求停车的信号，继续开车。情急之下，民警开枪警告，差点闹出误会。然而，这次令他们大吃一惊的是，拦住汽车的家伙（一共有三人）把他们都赶下车来，列宁出示了通行证，但那伙人并不感到满足，竟把枪口对准他的太阳穴，并开始翻抄他的口袋，搜走了勃朗宁手枪和克里姆林宫的通行证。因为那时民警还没有穿制服，列宁和随行的同志都不清楚到底在同谁打交道，发生了什么事。于是列宁便对他们说：“我是列宁。”但是他们并不理会。随行的一个同志冲那个仍然把枪口对准列宁太阳穴的家伙喊道：“你们要干什么，要知道这是列宁同志！你们是什么人，拿出证件来。”

那个家伙冷笑一声，满不在乎地回答说：“对刑事犯来说，不需要任何证件。”

三个强盗跳进汽车，手枪仍对准列宁他们（其中一个肤色黝黑、长着一副十足强盗嘴脸的家伙，做的动作特别凶狠），随即开足马力向索科里尼奇方向疾驰而去。

在抢劫中，三个匪徒干得杂耍般利索和迅速，甚至没有引起过路人的注意。也许，那些强盗已经知道，站在他们面前的的确是列宁本人，因为其中一个家伙看了列宁的通行证后，在他脸上可以察觉到某种慌张的神色。他们大概已经感觉到闯了一场大祸，迅速开足马力逃之夭夭了。列宁一行留在大路上，由于整个事件发生得如此迅速和突然，一时还没清醒过来。尔后，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论起出事的经过，查看一下谁的手枪被抢走了。随行的司机吉尔说，他不敢开枪，因为这只会使强盗也打起枪来。切巴诺夫也说他看见他们把手枪对准了列宁后，也不能开枪，怕发生意外。

随后，列宁一行向过路人打听了索科里尼奇苏维埃所在地并朝那里走去。到了苏维埃，找到苏维埃主席，要了一辆汽车，并向全俄肃反委员会报告了出事经过。列宁对事情的发生很不满，说这太不像话，竟然就在苏维埃的鼻子底下拦路抢劫。他质问苏维埃主席，他们这里是否常常发生这种事。苏维埃主席回答说，这是常有的事，他们正尽一切努力同匪徒作斗争，但收效不大。列宁摇摇头说，再不能容忍这种不成体统的局面，必须更有力地同匪徒作斗争。汽车来后，列宁等乘车去林间学校参加枞树联欢会了，虽然他们的情绪同整个晚会的气氛不太协调。

与此同时，这个案件使全俄肃反委员会和侦讯处大大地忙了一阵子。所有的力量都动员起来了。就在当天晚上，列宁乘坐的汽车在城市的对面即靠近克里木桥沿河岸的那条街上找到了。由于街道上堆满了雪，汽车陷入了雪堆，那几个强盗就分散逃窜了。汽车旁边躺着被打死的一个民警和一个红军战士。后来查明，那天晚上全莫斯科被强盗打死了22个值勤民警。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后，袭击列宁汽车的那伙强盗才被缉拿归案（其中一部分人在进行武装反抗时就被击毙）。这是一伙无恶不作的强盗，是一伙杀人越货、作案累累的惯匪。后来其中一个强盗在审讯时交代说，“由于酒醉”，起初他们似乎还没有弄清楚同谁在打交道（他们听到的仿佛是“列文”），他们在仔细看过证件之后曾经转回来，想要打死列宁。一个叫雅柯夫·科舍尔科夫的（他似乎是这群匪徒的头目之一）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干了些什么，要知道乘坐这辆汽车的是列宁。要是我们追上他并把他打死，那他们就不会想到我们身上来，而会想到反革命身上去，那时就有可能发生政变。”

但他们未必敢回来找列宁。他们首先要做的是消灭痕迹，然后利用汽车去进行抢劫，那时候强盗常常是这样干的。

在审讯中查明，这伙强盗作了大批抢劫和凶杀案。他们的胡作非为达到了如此猖獗的程度，有一次竟带着莫斯科肃反委员会的侦探人员的证件到阿菲涅尔工厂去进行“搜查”。这次“搜查”是当着很多工人的面进行的。这伙强盗甚至把工厂委员会的代表也叫到现场，结果抢走了约3俄磅金块、约3俄磅半白金丝和25000卢布，然后就隐蔽起来了。

遭劫事件对列宁触动很大。后来，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对这次盗劫事件作了评论。他在书中写道：“假定你乘坐的汽车被武装强盗拦住了。你把钱、身份证、手枪、汽车都交给他们，你才能从强盗的光顾中脱险出来。这当然是一种妥协（‘我给’你钱、手枪、汽车，‘你让’我安全脱险）。但是很难找到一个没有发疯的人，会说这种妥协是‘原则上不容许的’，或者说，实行这种妥协的人是强盗的同谋者（虽然强盗可以坐上汽车，利用它和枪械再去打劫，我本人遇到的一次情况中，他们正是这样干的，后来都被逮捕和枪毙了）。我们同德帝国主义强盗的妥协，正是这样的妥协。”

这一次列宁没有付出很大代价把强盗摆脱了。“妥协”起了作用。在列宁的汽车遇袭事件之后过了几天，莫斯科进入军事状态，同匪徒的斗争大大加强，市内秩序也很快变得比较安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