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强制转入地下：七月事件近况简报

七月事变发生后，布尔什维克党被扣上了“力图占领城市”“强奸苏维埃意志”“侵犯苏维埃权力”等罪名。同时，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孟什维克和社会党人也把矛头指向列宁，但鉴于列宁在工人群众、士兵中的巨大威望，他们不敢公开下毒手，于是便采取了造谣诽谤、混淆视听的办法。他们物色到一个曾在工作上与列宁接近过的前进派分子格·阿列克辛斯基，让他伙同社会革命党人的司法部长彼列维尔泽夫以及俄国警察机关，一起伪造了一个文件，诬蔑列宁是德国间谍，说列宁和德军总参谋部有联系（在对列宁的诬告中，“证据”是1917年七月事变中从列宁的住宅中搜出的一大笔钱的存款单据，造谣说这是列宁从德国政府那里领取津贴的证明。实际上，这笔钱是克鲁普斯卡娅的母亲继承其姐姐遗产的一部分，她去世后，留下了一些银子、物件和几十年教育工作中积蓄下来的若干卢布）。一些报刊相继发表了这个“文件”。彼得格勒街上的枪声使人们的神经极度紧张，这就为这种在正常情况下简直难以置信、毫无道理的谣言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基础。听信谣言的不单有居民，而且还有一部分备受折磨、政治上无知的士兵。在造好舆论后，政府便动手了。7月18日，临时政府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所把持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积极支持下，派士官生捣毁了《真理报》编辑部和印刷厂。7月19日，政府下令逮捕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等人，城里的一些党组织被查封，一些革命者被枪杀。同时工人武装被解除，同情革命的卫戍部队被调出首都，派往前线。

列宁于7月17日深夜在塔夫利达宫得到情报，说资产阶级的报纸即将公布诽谤攻击他的材料，临时政府和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在从前线往彼得格勒调动部队。18日凌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克·斯维尔德洛夫来找列宁。由于列宁有被捕的危险，斯维尔德洛夫坚决要求列宁立刻转入地下。他陪同列宁到彼得格勒区的姆·勒·苏利莫娃的家里，让列宁隐藏在这儿。列宁要求斯维尔德洛夫给他买彼得格勒出版的各种报纸。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委员伊·帖·斯米尔加、彼得格勒委员会书记格·伊·博基等人在18日的下午来到苏利莫娃的家里看望列宁。在这儿，列宁写了《政权在哪里？反革命在哪里？》《黑帮报纸和阿列克辛斯基的卑鄙诽谤》《是不是新的德雷福斯案件？》等文章，揭露阿列克辛斯基等人通过黄色的黑帮报纸对他和季诺维也夫等人的诽谤中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发表告民众书——《告彼得格勒市民！告工人、士兵和一切正直的公民！》，要求临时政府和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立即公开调查那些迫害狂和雇用的谣言制造家为了诋毁工人阶级的领袖列宁、季诺维也夫等人的声誉和伤害他们的生命而搞的全部卑鄙的阴谋活动。告民众书强调指出，这件事必须弄个水落石出，全体人民一定会确信列宁等同志的革命名誉没有任何污点。

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列宁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他在写给加米涅夫的便条中说：“要是有人谋杀了我，就请您出版我的笔记：‘马克思主义论国家’（还存放在斯德哥尔摩）。笔记本封面是蓝色的，装订过。”由于苏利莫娃的家有被搜查的危险，列宁于7月19日早晨离开那里，来到维堡区工人瓦·尼·卡尤罗夫的家里。可是瓦·尼·卡尤罗夫的住宅不能确实保守秘密。列宁离开那里，来到布尔什维克党维堡区委员会，然后从那里前往俄罗斯雷诺工厂。在那里他参加了党的彼得格勒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会议，讨论关于停止政治总罢工的问题。列宁在会上起草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执行委员会通告》，号召工人从7月21日早晨起开始复工。会议结束后，列宁转移到玛·瓦·福法诺娃家里。列宁在那里召集少数中央委员开会，讨论七月事件问题，会议责成列宁继续处于地下状态。

7月19日夜间，一队士官生和士兵突然闯进列宁的姐姐安娜·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家里，逮捕列宁，他们非常仔细地搜遍了整幢房子。后来，他们又有两次突袭列宁姐姐的住宅。7月20日早晨，列宁迁到老布尔什维克工人谢·雅·阿利路也夫的家里。阿利路也夫是一个水电站工厂委员会委员。列宁向阿利路也夫详细询问了电站的工人和职员的情绪。

士官生们四处搜索、寻找列宁。全城到处议论着布尔什维克的行动，议论的人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甚至还有少数相当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在工人区里也出现过短时间的惶惑不安，有些工人也说：“我们上当了，我们不知道布尔什维克领袖竟是德国的间谍。”布尔什维克中有少数同志提出意见，说列宁不应该隐藏起来，他必须露面，否则在广大的群众面前就无法证实自己是正确的。既然党的领袖受到了严重的控告，他就应该到法庭上去证实自己和党是无辜的。

7月20日，克鲁普斯卡娅、玛·伊·乌里扬诺娃、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诺根、雅柯夫列夫等人来到列宁住处，列宁同他们商量自己是否出庭为自己辩护的问题。之后，他在给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中写道：我获悉，昨夜里我的住宅受到了全副武装的军人的搜查，他们不顾我妻子的抗议，也不出示书面命令。我对此表示抗议，并要求中央执委会常务局调查这起明目张胆破坏法律的行为。如果政府签发逮捕我的命令，而中央执委会也表示同意，那么我一定前往中央执委会指定的地点接受逮捕。

列宁派奥尔忠尼启则和诺根到塔夫利达宫去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团委员阿尼西莫夫谈判把列宁羁押在狱的条件，要他们保证：列宁不会受到残暴的士官生们的折磨，要求他们把列宁羁押在彼得保罗要塞，因为那里的卫戍部队掌握在布尔什维克手里，或者羁押在“十字”监狱，要求绝对保证列宁不被杀害并进行公开审理。阿尼西莫夫原来是顿巴斯的一个工人，他不同意把列宁羁押在彼得保罗要塞，他尽力坚持把列宁羁押在“十字”监狱。奥尔忠尼启则吓唬他说，要是出什么岔子的话，我们就要你们所有人的命。阿尼西莫夫被吓懵了。奥尔忠尼启则乘机以列宁的安全得不到保证为由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奥尔忠尼启则和诺根赶紧要回去见列宁，出门时遇见了卢那察尔斯基，他托他们转告列宁，要他无论如何不要去坐牢，因为当时政权只是形式上掌握在联合政府手里，实际上它操在反动将军科尔尼洛夫手里，政府已经名存实亡了。奥尔忠尼启则把情况报告给列宁。他们确信，如果列宁被捕，中央执委会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不能确保其生命安全。他们说服列宁不要出席法庭，而且决定把列宁隐藏到彼得格勒城外更安全的地方。当天，临时政府颁布了关于逮捕7月16至17日彼得格勒和平游行示威的参加者的命令。逮捕人员名单中第一个就是列宁。逮捕令无中生有的给列宁加上“犯了背叛祖国、叛变革命”的罪行。临时政府命令士官生逮捕列宁并在途中把他杀害。

7月20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根据彼得格勒各工厂工人的要求，给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委会起草了一份反对临时政府下令逮捕列宁的抗议书草案。草案说逮捕列宁的命令是一次卑鄙的报复行为，是对政治对手的迫害。草案要求立即审查加给列宁的各条罪状，并最广泛最全面地公布这一事件的调查结果。抗议书草案发到彼得格勒各区，以便在工厂中征集签名。征集签名活动首先在维堡区、涅瓦区、彼得格勒区、拉脱维亚区开展起来，随后在其他区的企业中进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党团通过决议，抗议临时政府下令逮捕列宁。党团决议指出，临时政府逮捕列宁的命令纯粹是为了使革命的左翼失去其领袖而炮制的，建议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对这一极端反动的措施表示最强烈的抗议，并力争撤销这项命令。党团同时声明完全支持列宁在领导7月16至17日彼得格勒工人和卫戍部队士兵的革命发动中的活动。布尔什维克党团代表170人在决议上签了名。普梯洛夫造船厂全厂大会一致通过布尔什维克党的彼得格勒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反对下令逮捕列宁的抗议书草案；彼得格勒第一市区布尔什维克大会通过抗议临时政府下令逮捕列宁的决议；第比利斯卫戍部队的士兵和市民3000余人集会，通过抗议临时政府下令逮捕列宁的决议。大会参加者声称，个别人可以被剥夺自由，但思想却是永生的。人民有能力用鲜血夺得自由。

7月21日，列宁写了《关于布尔什维克领袖出庭受审》一文，表示坚决拒绝和反对出庭受审，因为黑暗的俄国不可能有正确的政府和公正的法庭，否则就是干蠢事。

列宁与阿利路也夫商量如何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以便掌握整个事态发展的情况。阿利路也夫的大女儿从列瓦肖夫回来，她把在芬兰铁路火车上所听到的那些令人担惊受怕的、当地人和各种各样的鼓动员的谈话内容告诉列宁。那些当地人争论着“暴动的罪魁祸首”和“威廉的秘密代理人”不知是坐驱逐舰还是坐潜水艇跑到德国去了。他们都称“消息来源可靠”。列宁听了这些话后，忍不住大笑起来。列宁在阿利路也夫的家里住了三四天。

彼得格勒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当局逮捕列宁的行动越来越猖狂，大家都为列宁的安全担心和着急，列宁也希望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彼得格勒苏维埃代表、谢斯特罗茨克兵工厂的工人叶梅利杨诺夫受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奉命把列宁隐藏起来。他和妻子商量，要是让列宁住在自己家中很危险，因为周围都是住别墅的人。他们于是便想到了一个较保险的办法：拉兹利夫的居民时常雇一些芬兰人，住到拉兹利夫湖对岸割草。于是他们决定让列宁扮成一个被雇用的割草人，住到湖对岸的窝棚里去，这样就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中央委员会经研究同意了叶梅利杨诺夫的方案。7月22日，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通知列宁，已为他在拉兹利夫车站附近的一个村庄里为他安排了可靠的隐蔽住所。

方案确定后，第一步行动就是把列宁安全地从彼得格勒转移到目的地。叶梅利杨诺夫提议：最好是乘夜间2点钟的那班列车。乘坐那班列车的通常是些玩得很晚的各种身份的人，所以那班车又称“醉汉列车”。显然乘这趟车是最安全的。列宁觉得可行，并让另一位同志设法弄到一张彼得格勒的地图。7月22日深夜，中央委员会派斯大林、工人维·伊·佐夫来到列宁住处，共同研究了彼得格勒地图，确定了行走路线。列宁化装后由阿利路也夫、佐夫和斯大林陪同离开住所到了滨海车站。

叶梅利杨诺夫沿着事先选好的路线把他们领到列车跟前，阿利路也夫、斯大林、佐夫用目光同列宁告别，列车很快就开动了。列宁在车厢的踏板上坐了下来。叶梅利杨诺夫说：“这样可要摔下去的嗬。”列宁回答说：“我是故意这样坐的，要是发生什么情况，我就能跳下去！”

从拉兹利夫车站步行5分钟就到了叶梅利杨诺夫的家。路上，列宁问清了叶梅利杨诺夫的妻子叫娜捷施达·康德拉提也夫娜。

进了叶梅利杨诺夫的家门，列宁同康德拉提也夫娜问好之后，叮嘱叶梅利杨诺夫一家人说：“关于我的事，请您不要告诉任何人。绝对不要向任何人谈！和人谈话中不要为我辩护，也不要争论有关我的事情。”康德拉提也夫娜请列宁放心。

很快，叶梅利杨诺夫用小船把列宁送到了拉兹利夫湖对岸的一个窝棚里。周围一大块草地是叶梅利杨诺夫租的，季诺维也夫也秘密住在这里。

化装后的列宁

化装后的克鲁普斯卡娅

列宁的假身份证

列宁装扮成芬兰割草人住在窝棚里，食品和报纸由康德拉提也夫娜或她的孩子们用船送来。为了不引起怀疑，叶梅利杨诺夫给孩子们分了工，明确哪些报纸由谁负责买回，因此列宁能读到很多报纸。中央委员会派奥尔忠尼启则、拉希亚、亚·瓦·绍特曼等人与列宁保持联系。不少中央委员都来探望过列宁。第一次因叶梅利杨诺夫不在家，康德拉提也夫娜不认识他们，不予放行，后来对上暗号后才带他们过去。

在湖边，列宁的主要任务不是割草，而是读报、看书、写作和发出指示。7月23日，列宁写了《政治形势（四月提纲）》一文。他根据七月事变形势的变化，确定了党的新的策略：鉴于反革命组织已经组织并巩固起来，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出卖了革命事业，把自己和苏维埃变成了反革命的遮羞布，因此俄国革命和发展的一切希望都破灭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已过时。虽然决不放弃合法活动，但必须走武装起义的道路。布尔什维克中央必须在各个方面重新部署革命计划。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在当时形势下无产阶级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政治上实践上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但是，自恩格斯去世后，国家问题被形形色色的“理论家”和“社会主义者”搅得乱七八糟、面目全非。因此，捍卫和正确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成为当时理论创新的一大方面。

彼得格勒附近拉兹利夫车站旁列宁居住过的木板棚

列宁1917年7月间所写《政治形势》（上）和《三次危机》两文的手稿

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笔记本的封面

为了捍卫和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批判机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歪曲，列宁从1916年秋天起就在苏黎世精心研究国家问题，阅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国家问题的大量文献，翻阅了考茨基、伯恩施坦等人的著作，在1917年1月至2月间作了《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的笔记，准备写一篇关于马克思主义对国家态度问题的论文，因笔记本封面为蓝色，所以又称“蓝色笔记”。1917年4月，列宁从瑞士回国，因忙于革命活动，写作计划被搁置。6月，列宁曾拟了一张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书单。住在拉兹利夫湖畔后，列宁请人把“蓝色笔记”和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著作送来，开始专心著述。此书一直到9月底也未写完。本来《国家与革命》一书共七章，第七章《1905年和190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只写了一个头，因忙于直接领导后来的十月革命而没有写成。

在拉兹利夫湖畔，列宁还写了《论口号》《答复》等文章。在《论口号》一文中，列宁指出，在历史大转折关头，党必须善于迅速地掌握新的情况，改变自己的口号。应当运用七月事变以后的新的阶级和政党的范畴来思考问题，而不应当运用旧的范畴来思考问题。《答复》一文揭露了临时政府散布的所谓布尔什维克组织武装暴动的谰言。列宁指出，对于我党中央以及全党所采取的一切步骤和措施，我是要负全部的绝对的责任的。列宁列举了大量具体的事实证明，临时政府、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的首领们是枪杀和平示威群众的罪魁祸首，卑鄙无耻地诽谤政敌的行为会使无产阶级更快地了解到反革命在什么地方，并且会为了自由与和平，为了给饥饿者以面包、给农民以土地而去扫荡反革命。

列宁委托奥尔忠尼启则和绍特曼把自己写的文章和书信带到彼得格勒，听取他们的关于彼得格勒的局势、工人和士兵的情绪、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活动情况的汇报，并对中央的工作作了指示。列宁表示确信在9月或10月份，武装起义就会成功。列宁还指出俄国革命发展的几种可能的道路。

《国家与革命》一书的封面

拉兹利夫湖畔列宁住过的草棚

列宁转入地下已近一个月后，有些报纸还是在一个劲地对他造谣中伤。同时，政府不仅动用了反间谍机关和刑事侦探手段，而且连警犬（包括有名的侦探警犬“特列弗”在内）都被发动起来搜捕尚未抓到的列宁。除了暗探和警犬之外，为了搜捕列宁，他们还派出数百名自告奋勇当密探的人，有50名“突击队”的军官发誓：要么抓到列宁，要么以死殉职。

当暗探和警犬忙于搜捕列宁的时候，列宁正忙于布尔什维克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他在那异常不便中隐藏地领导了这次代表大会。担任大会主席的斯维尔德洛夫把列宁亲手写的决议案提交表决时，他一时疏忽说道，虽然列宁不能亲自出席大会，但是他在无形之中也参加了大会，甚至领导了大会的工作。有的报纸就大肆叫嚣，拿出加倍的劲头要求立即逮捕列宁。列宁为代表大会准备了最重要的文件，起草各项决议草案，他的《政治形势（四点提纲）》《论口号》《答复》及其他一些著作是代表大会决议的基础。代表大会根据列宁对形势所作的估计制定了党关于武装起义的方针。代表大会一致通过《关于列宁不出庭受审》的决议。决议强调指出，在当时的条件下，不仅没有公正的诉讼程序，就连出庭受审者起码的安全也丝毫没有保障。代表大会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李可夫、布哈林、诺根、乌里茨基、米柳亭、柯伦泰、阿尔特姆、克里斯廷斯基、捷尔任斯基、越飞、索柯里尼科夫、斯密加尔、布勃诺夫、穆拉洛夫、邵武勉、伯尔辛。代表大会把列宁选为大会名誉主席，选举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卢那察尔斯基、柯伦泰进入“名誉主席团”。代表大会还给列宁写了致敬信，并发表声明，抗议对他进行的诽谤攻击。这次代表大会代表了约24万党员。

秋季渐渐来临，雨天越来越多，天气逐渐变冷了。康德拉提也夫娜几乎把家里御寒的衣服都送来了。同时，秋季的湖畔已无“草”可“割”，再“割”下去，就会弄巧成拙。因此列宁必须转移到另外安全的地方。

中央委员会经过研究，决定送列宁到芬兰去，委托绍特曼负责列宁的转移工作。开始绍特曼决定利用假护照直接过边境，但通过预先侦查发现，当局查护照很严，甚至用放大镜查看证件的照片和文字。于是绍特曼果断放弃了这种很危险的办法。最后决定：列宁充当司炉，坐火车去芬兰。

为了预防万一，列宁弄了一个假证件。叶梅利杨诺夫设法给列宁搞来了一张具名“伊万诺夫”的身份证和通行证。为了使证件上的相片不露破绽，列宁必须化装后照一张相片贴上去，这就要给列宁弄一个假发。在寻找假发时发生了困难，一心想逮捕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克伦斯基的保安机关禁止理发师向任何一个没有出示身份证的人出租或出售假发。为了避免发生任何麻烦，绍特曼弄了维堡区芬兰铁路员工戏剧组的一张证明，在一个理发馆里顺利地买了两个假发。列宁化了装，照了相。一个熟练的雕刻师在照片上面画了一个逼真的印鉴。列宁拿着做好的身份证和通行证，看了又看，未找出一点破绽来。

8月19日那天，叶梅利杨诺夫、列宁、季诺维也夫、绍特曼和拉希亚五个人离开窝棚，沿着河湾，穿过灌木林，朝芬兰铁路慢慢地走去。走了大约10到12俄里的路程，已将近晚上9点半钟，周围一片漆黑。他们默默地鱼贯而行。叶梅利杨诺夫走在前面带路。当他们拐入一条小路时，却迷了路，遇上了一条小河，不得不蹚水过去。后来他们又走到燃烧着泥炭的地带，他们被隐隐燃烧着的灌木包围着，加上浓烟呛人，每分钟都有跌进脚下正在燃烧着的泥炭里去的危险。费了好长时间才找到一条小路，最后到了迪布纳边境车站。为保证安全，列宁、季诺维也夫、拉希亚三个人隐藏在铁路路基斜坡下面的树林中。过了一会儿，士官生过来巡逻，在外面望风和侦察的叶梅利杨诺夫和绍特曼受到士官生的审问。绍特曼穿着考究，未引起士官生的注意。叶梅利杨诺夫为了分散敌人的注意力，故意和士官生辩论着。当列车进站时，列宁他们几个人乘机上了火车最后几节车厢中的一节，顺利地到达皇族车站。当晚列宁住在芬兰工人埃·格·卡尔斯凯家中。

一天之后，列宁在他人的陪同下，身穿劳动服，头戴假发，随身带着化名为康·彼·伊万诺夫的身份证前往火车站。上火车前，列宁把“蓝色笔记”——《马克思主义论国家》交给随从绍特曼，请他务必保管好笔记本，若自己被捕，就请他务必交给布尔什维克中央。上火车后，列宁扮成司炉，坐在司机胡·雅拉瓦驾驶的机车内，雅拉瓦叮嘱列宁只管往炉子里添火即可。火车顺利地到达白岛车站。这是一个靠近国境线的车站，待车停稳后，检查人员和士官生开始巡查乘客的证件。为避免危险，老练机智的雅拉瓦迅速把车头和车厢分开，开着车头到一个很暗的地方“加水”。直到第三次发车铃响过，雅拉瓦才开回车头挂上车厢，拉了声汽笛很快开走了。

15分钟后，列车到达捷里奥基。下车后，列宁取回“蓝色笔记”，步行15俄里到达亚尔卡拉村。在这里，列宁住在芬兰工人彼·帕尔维艾宁家，并通过房东的女儿与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中央保持联系。

因亚尔卡拉离俄国国境太近，列宁在这儿住了一段时间后，布尔什维克中央决定把列宁转移到更加安全的地方——赫尔辛福斯。

8月23日，列宁开始秘密居住在赫尔辛福斯，开始先住在芬兰社会民主党人、赫尔辛福斯警察局局长、绍特曼的老朋友古·谢·罗维奥（罗维奥当时作为芬兰社会民主党人参加竞选，获得多数票而被任命为政府警察局局长）的家中，后又住到芬兰工人阿·乌塞尼乌斯和阿·布卢姆克维斯特的家中。

侨居芬兰期间，列宁仍继续进行紧张的工作。他通过罗维奥、绍特曼、克鲁普斯卡娅、铁路邮递员阿赫马拉、火车司机雅拉瓦夫妇等人同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保持密切联系，指导着党的活动和斗争。阿赫马拉是铁路邮递员，每天往返于彼得格勒和赫尔辛福斯之间，每天晚上六七点钟就能使列宁读到俄国国内的各种报纸。列宁还通过罗维奥与其他人保持联系。一方面及时了解和把握俄国国内局势发展的动向，及时发出指示，另一方面从事紧张的写作活动。虽然知道列宁住在什么地方的人很少，但列宁写的文章总是及时地发表在取代被封闭的《真理报》的布尔什维克的报纸《无产者报》《工人日报》《工人之路》上，这就引起了临时政府的注意，断言列宁就在彼得格勒，于是加紧了搜捕活动。一天，列宁从报上看到一则消息，说侦探已在彼得格勒找到列宁的下落，并吹嘘“即日内便可拿获”列宁。列宁眯起眼睛诙谐地说道：“真可惜，真替列宁难过，多糟糕。”接着，他又开玩笑似的对房东讲：“要抓住我，得有一个比克伦斯基本事更大的人才行。”

虽然抓不到列宁，但临时政府和孟什维克对列宁的攻击和诽谤却一直没有消停，说列宁是“奸细”，“德国政府曾委托列宁鼓吹和平”，等等。列宁在《论诽谤者》（9月12日）一文中作了驳斥。列宁认为，敌人对自己的诽谤、陷害和迫害，正说明自己忠诚而正确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而引起敌人的疯狂仇恨，布尔什维克听到的赞许声“不是在娓娓动听的赞词里，而是在粗野疯狂的叫嚣中”。^[11]

列宁在安顿下来后，又开始继续一度中断的《国家与革命》一书的写作。按照列宁拟订的计划，该书一共7章。9月底列宁写完了前6章，拟定了第7章和结束语的详细提纲。列宁曾指示出版者，如果第7章完稿太晚，或者篇幅过大，建议把前6章单独出版，作为第一分册。不久发生的十月革命风暴很快打断了列宁的写作计划。

《国家与革命》是一本系统地论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伟大著作，首先阐述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一些最基本的观点，说明国家的起源和本质、国家的基本特征和作用、国家消亡和暴力革命等问题。在叙述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并用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来代替等重要思想后，根据新的历史条件进一步论证打碎旧国家机器的必要性，提出是否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试金石的著名论断，作出无产阶级专政必将产生多种政治的预言，并阐明民主与专政的辩证关系，以及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根本区别，并探讨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问题，叙述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发展两个阶段的学说。还着重批判考茨基在国家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并揭示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国家观点上的区别。

《国家与革命》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列宁在书中阐述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不仅教育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他们创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而且也对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结合本国具体实际解决本国的革命问题具有指导意义。十月革命后，列宁总结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作出新的理论概括，进一步发展了《国家与革命》一书中的思想。

在写作《国家与革命》的同时，列宁时刻关注国内形势的变化，及时给布尔什维克以指导。9月2日，列宁在《关于阴谋的谣言》中给党中央作了指示，指出反革命军队可能发生叛乱，要保持高度警惕。若反革命军队反对政府，那么觉悟的工人和士兵将与这样的军队作战。但这捍卫的不是政府，而是革命的事业。

果然不出所料。9月2日深夜，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的办公室灯火通明，不时传出阵阵碰杯声和笑闹声。他正召集军队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及几个政府部长，密谋策划镇压革命问题。席间，克伦斯基自吹自擂：“我任司法部长时曾建议要大力整顿秩序，任陆海军部长时又提出严肃军纪，目的是要钳制布尔什维克势力的扩张。可惜都没有被前两届政府采纳，以致酿成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危机，让布尔什维克羽毛渐丰，终成大患。本届政府决不能让这个局面维持下去！今天请诸位来，一起商量如何剪除布尔什维克势力。”总司令科尔尼洛夫早已对政府大权垂涎三尺，他认为夺权的时机到来，便冷冷地说道：“我主张前线部队放弃里加，以造成德军对彼得格勒兵临城下之势。然后以保卫首都为由，调强悍军队入城，把布尔什维克和赤化分子一网打尽！”一名部长立即附和：“将军所言极是，本人举双手赞成。我们主要的危险和对手是布尔什维克和赤化分子。至于德军尚属次要。即使丢了彼得格勒还可以迁都莫斯科。布党不除，后患无穷。”克伦斯基不知是“螳螂在前，黄雀在后”之计，连连叫好。在推杯换盏中，一个各怀鬼胎的计划出笼了。

9月3日，科尔尼洛夫秘密下令里加守军撤出。次日，德军一枪未发便占领了里加，直逼彼得格勒。随后科尔尼洛夫便以“保卫首都”为名，抽调由其心腹克雷莫夫掌握、素有“野蛮之师”称号的第三骑兵团，由前线回师首都，同时又指使卡列金将军在顿河发难。里加在彼得格勒西南方约500公里处，是首都的门户，顿河地区在彼得格勒的东南方，是首都的后院。在控制住局势的情况下，科尔尼洛夫便露出了军事独裁的真面目，派人向克伦斯基下了最后通牒：（1）宣布彼得格勒军事戒严；（2）全部政权移交军队总司令；（3）克伦斯基与临时政府成员全部辞职。

正在庆幸自己将大功告成的克伦斯基做梦也没有想到科尔尼洛夫会有这么一手，但大势已去，面对科尔尼洛夫前门揖盗和后院放火的双管齐下之计，自知仅靠自己的力量无疑是鸡蛋碰石头，便拉下脸硬着头皮求援于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

面对此局面，布尔什维克中央有两种意见争论不下，一种主张不理睬克伦斯基，让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狗咬狗”，一种主张先支持克伦斯基打败科尔尼洛夫叛乱，两害相权取其轻。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审慎地分析了局势，9月12日，他在《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中明确指示，布尔什维克党不能凭感情和意气用事，应善于利用反动派之间的矛盾，争取于革命最有利的局面。虽然克伦斯基血腥镇压过工人和群众，双手沾满了人民群众的鲜血，但是若让科尔尼洛夫实行军事独裁，那么革命者将面对更加凶残和强大的敌人，因此应首先与克伦斯基联手打败科尔尼洛夫，并借此机会向克伦斯基提出条件和要求，逮捕米留可夫，武装工人，乘机发展壮大革命力量。

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执行了列宁的意见，很快发动和组织起4万多名武装工人和2万多名卫戍部队士兵开往前线。铁路工人拆毁铁路，卸掉火车头，使叛军无法快速开进彼得格勒。一部分叛乱的中下层官兵在布尔什维克强大的政治宣传的攻势下，不愿意充当无谓的炮灰，拒绝执行命令，甚至还掉转枪口。形势陡然好转，正义之师所向披靡，骑兵团长克雷莫夫绝望中自杀，科尔尼洛夫被部下逮捕，并移交布尔什维克处置。

反对科尔尼洛夫叛乱的革命士兵和水兵

叛乱被平定后，俄国政治力量的天平一下子摆向了布尔什维克，临时政府处于半瘫痪状态，内阁走马灯似的变换，无法建立正常的统治秩序。布尔什维克不仅在群众中获得崇高的威信，而且彼得格勒、莫斯科以及80多个地方城市的苏维埃纷纷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同时布尔什维克还掌握了大批工人武装和革命士兵，托洛茨基、柯伦泰等一大批在“七月事变”中被捕的布尔什维克领袖获释出狱，托洛茨基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工人和士兵的革命意识空前高涨。另外，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内部也发生内讧，近一半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改弦易辙，接近布尔什维克阵营，布尔什维克的实力和声威如日中天。这样，苏维埃恢复了活力，再次成为战斗的革命机关，列宁及时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力争和平地夺取政权。在《论妥协》（9月14日和16日）、《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9月20日）、《俄国革命和国内战争》（9月21日——22日）、《革命的任务》（9月19日）等文章中，列宁论述了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阐述了对待妥协的原则，建议布尔什维克利用大好时机，使俄国革命和平发展。列宁指出，“真正革命的政党的职责不是宣布不可能绝对妥协，而是要通过各种妥协（如果妥协不可避免）始终忠于自己的原则、自己的阶级、自己的革命任务”，从而保证人民和平地选举自己的代表，保证各政党在苏维埃内部进行和平的斗争，保证政权和平地移交。

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顽固派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拒绝了列宁关于妥协及和平发展的建议，继续支持资产阶级组成的以克伦斯基为首的执政内阁，并准备草草召开民主会议，组成所谓民主“预备议会”，以向群众证明，俄国已走上了资产阶级议会制道路，不需要其他选择。他们认为：“布尔什维克永远不敢单独夺取政权，即使敢于夺权并且掌握了政权，也不能保持这个政权，连一个短暂的时机也保不住。因为布尔什维克既不能在技术上掌握机构，在环境复杂的条件下开动这个机构，也不能在政治上抵挡住各种敌对力量的总进攻，这种进攻不仅会扫除无产阶级专政，而且还会附带地扫除掉整个革命。”同时，克伦斯基也不甘于被人摆布，精心策划了又一个军事阴谋，即把彼得格勒让给德国人，以便借刀杀人，消灭布尔什维克。据此列宁认为，和平发展的时机消失了，武装夺权势在必行。

布尔什维克能不能夺取政权？能不能保持住政权？有没有信心夺取政权？如何夺取政权？这一系列问题需要布尔什维克作出回答。

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9月23日——27日）中列宁详细论证了战胜灾难和饥荒的办法，进一步发挥了一国胜利论，批驳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所谓俄国还没有成熟到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论调。列宁指出，在整个历史上，特别在战争期间，站在原地不动是不可能的，不是前进，就是后退。帝国主义战争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从而使人类异常迅速地接近了社会主义。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这不仅是因为战争促成了无产阶级的起义，而且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阶梯，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把社会主义说成是遥远的、情况不明的、渺茫的未来”是“抱着学理主义的态度”，是把公式“背得烂熟但理解得很差的教条”^[12]。在《布尔什维克应当夺取政权》（9月25日——27日）和《马克思主义和起义》（9月26日——27日）两封信中，列宁对国内形势作了全面剖析，指出武装夺取政权的主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建议布尔什维克党把武装起义提到日程上来。信中，列宁指出，布尔什维克在取得优势后，可以而且应当夺取政权，等待“形式上的”大多数是天真的想法，错过时机，“历史是不会饶恕我们的”，因为起义的条件已具备：其一，人民群众的大多数跟党走，不是单纯地靠密谋；其二，人民的革命热情出现高涨了；其三，革命进程中出现了转折点，即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表现最高，敌人队伍中以及软弱的、三心二意、不坚定的革命朋友队伍中的动摇表现得最厉害。“起义是一种艺术”，马克思主义者要像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一分钟也不能浪费。布尔什维克应写一个简短、有力的宣言，强调人民吃尽了动摇的苦头，受尽了犹豫不决的折磨，党应同其他妥协派决裂，强调给人民以和平，给农民以土地，没收骇人听闻的利润，制裁资本家的破坏行为。同时立即组织起义的指挥部，配置好力量，制订出正确有力的战斗计划。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最初看到列宁关于武装起义的建议时，都耸耸肩，说武装起义为时尚早。9月28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开会，讨论列宁的建议，加米涅夫反对列宁的建议，认为列宁的提议脱离俄国的实际生活，提议把列宁的信烧掉，以免列宁提出的行动使党受到损害。托洛斯基在战略上与列宁一致，但战术上不同意列宁的看法。斯大林建议把列宁的信交给一些主要的地方党组织讨论，意见被采纳。列宁的信在中央委员会和一些较大的地方组织中引起了争论，于是中央委员会决定暂时不就列宁的建议做出决定。

《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封面

10月3日，加米涅夫、李可夫等人操纵布尔什维克党团通过了参加政府预备会议的决定，并讲列宁的起义计划是“疯人呓语”。

列宁得知“民主会议”的消息后，觉得问题很严重，接连写了《论进行伪造的英雄和布尔什维克的错误（9月30日——10月6日）、《政治家札记》（10月5日——7日）等文章和信，批判了加米涅夫等人的错误，重申武装起义的重要性，指出预备议会是一个骗局，引诱和愚弄工人和群众离开新的日益增长的革命，给早以破烂不堪的联合政府披上新外衣，使受蒙蔽的群众产生幻想，以为预备议会能解决一切问题。10月18日，中央委员会开会，斯维尔德洛夫、托洛茨基、斯大林等中央委员支持列宁，结果会议决定布尔什维克党团退出预备议会，并通过了抵制预备议会的决议。

国内革命形势的快速发展，让远离祖国的列宁深感指导党的工作的不便，他不能再在赫尔辛福斯待下去了，决定搬到离彼得格勒较近的维堡去。10月5日，列宁通过罗维奥的帮助，在一个理发师那里买到了一个白色假发套，戴上后像个60岁的人。这使理发师感到十分吃惊，因为顾客买假发的目的一般都是为变得“年轻”和“漂亮”，他不解地问列宁想干什么，列宁回答道：“我买哪种假发对您不都是一样赚钱吗？”

10月6日，列宁化好装后，乘火车秘密到达维堡，在芬兰《劳动报》工作人员尤·拉图卡的家中住下。列宁在维堡住了两个星期，他通过中央联络员绍特曼与中央委员会和彼得格勒的党组织保持密切的联系。10月12日，列宁给中央委员会写了《危机成熟了》的信件，字里行间洋溢着关于实行武装起义的焦虑心情：“反对立即起义的倾向和意见，必须坚决制止……否则，布尔什维克就会遗臭万年，毁灭自己的党……鉴于中央委员会甚至迄今没有答复我自民主会议开幕以来所坚持的上述精神的主张……我不能不认为这是‘微妙地’暗示中央委员会甚至不愿意讨论这一问题，‘微妙地’暗示要封住我的嘴，并且要我引退……我不得不提出退出中央委员会的请求……危机成熟了……错过这样的时机而‘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是十足的白痴或彻底背叛……就等于断送革命。”^[13]10月13日，列宁写了《告工人、农民、士兵书》，强调起义不可避免。10月14日，列宁写信给中央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号召立即举行起义，指出拖延起义就是犯罪和背叛革命。

列宁1917年9月中旬所写《布尔什维克应当夺取政权》和《马克思主义和起义》两文的打字稿

列宁态度坚决、措辞严厉的信件，引起党中央高度重视。10月18日，中央委员会再次开会，讨论列宁的意见。经过激烈的争论，会议否定了加米涅夫的主张，但仍然未采纳列宁的主张。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列宁如坐针毡、忧心如焚，他决定不顾个人安危，立即回国领导革命，请中央委员会批准。中央委员会开会通过了决议，同意了列宁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