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迁至克拉科夫，主编《真理报》并领导布尔什维克党

1912年4月17日，西伯利亚连纳金矿工人举行罢工，沙皇政府下令宪兵开枪，工人死伤达500余名，造成连纳惨案。事件引起全国性的工人抗议浪潮，成为群众性革命高潮急剧涌动的巨大推动力。布尔什维克《明星报》迅速把事件传播到全国各地。5月9日，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支部会上，作了关于连纳事件、俄国罢工及党对这些事件的策略的报告，认为出版一种布尔什维克日报已提上日程。

遵照列宁的指示，由斯大林发起的合法的布尔什维克日报《真理报》于1912年5月5日在彼得堡正式创刊，成为布尔什维克的两个合法中心之一（另一个合法中心是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

为领导布尔什维克的两大合法中心，列宁决定迁往波兰南部的著名古城克拉科夫，因为那里离俄国的边境比较近，三天之内便可收到从彼得堡寄出的报纸，给那里的报纸写稿极其方便，工作关系也可以比巴黎搞得更好；同时那里不同于被德国和沙皇俄国占领的其他波兰地区，它有着相对的政治自由，俄国党中央在那里设了一个局，加上那里的舆论也希望波兰独立，憎恨沙皇的统治，所以当地的警察机关对待俄国政治侨民的态度比较客气。

6月22日，列宁携家属踏上了克拉科夫的土地。负责迎接列宁的是波兰社会民主党人谢·尤·巴哥茨基，他们约好在市中心的花园见面。巴哥茨基从未见过列宁，提前到达约定地点等候。他想象中的列宁是一个留着黑胡子、身材伟岸、外表英俊的男人。约定的时间过去半个小时了，巴哥茨基也未发现列宁，开始东张西望。周围长凳子上坐满了人，离他最近的一张长凳子上坐着一对中年夫妇和一位老太太，男的中等偏矮身材，戴顶礼帽，蓄着略带棕黄色的小胡子，眯缝着的眼睛很有神，苏格拉底式额头，脸型有点像蒙古人。中年妇女和老太太穿着很朴素。他们坐了半天也没有引起巴哥茨基的注意，看到巴哥茨基不安的样子，中年妇女突然走到巴哥茨基面前，问他是否在等人，巴哥茨基一下子反应过来，双方笑了起来。

列宁一家住在克拉科夫近郊的兹韦日涅茨街，那儿靠近树林和河流，有利于创作，房租也不贵。但过了两个多月后，列宁感到很不方便，因为这里离车站太远，他每天晚上都得骑上很长一段时间的自行车，才能把邮件送往火车站。因为为使他的文章及时地在《真理报》上发表，他总是赶夜间的快车把信件寄出去。9月初，列宁搬到离车站不远的卢博米尔谢戈街47号，从住房的窗口可以看到沿着国境线伸展的一片广阔的田野。触景生情，列宁的思绪时时飞越国境，希望早日回到祖国。在这儿，列宁一直住到1913年5月。

来到克拉科夫之后，列宁很快就和《真理报》编辑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杜马党团和其他地方组织建立了联系，并建立了秘密穿越国境的交通线。每月和国内通信多时达数百封，从国内来找列宁的人士穿梭不断，他们带来信函和报告，同列宁交谈，并从他这儿得到指示、建议和意见。因此，列宁的住地实际上成了俄国革命运动的参谋部和党的活动的指挥中心。

一般情况下，列宁的作息时间很有规律。每天8点左右起床，无论什么天气，早晨都要先散一会儿步。早饭后开始工作，10点左右处理第一批邮件，绝大部分是俄国报纸，报纸的内容一般会给他提出为《真理报》写稿的题目。这时，常常有人来找他，列宁就和他们一块讨论和处理问题，并分配给他们工作任务。随后列宁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干几个小时的工作。除从俄国来的同志外，他一般不接待客人。下午2点钟左右开始吃午饭和午休。下午继续工作，5点钟左右开始休息，骑自行车郊游、散步、游泳、滑冰、健身等。7点左右回到家中继续工作到深夜。夜里11点，列宁在开往俄国的快车开走之前，把所有的稿件送到车站，以便尽快运往彼得堡《真理报》编辑部。晚上有时一些同志聚在列宁家中，大家围坐在饭桌旁边，一边喝茶，一边热烈地讨论各种问题，列宁自然是其中最活跃的一个。

俄国的来信绝大部分是寄到其他国家政治上保持中立的人手中，然后再转寄或捎到克拉科夫的列宁家中。信是用暗语写的，绝密的信则用化学墨水写在一般信文的行间，甚至用密码书写。克鲁普斯卡娅熟悉书信密码的解译。由于从国外寄往俄国国内的信件要受到严格的检查，列宁夫妇便采取了一个稳妥的办法，他们通过巴哥茨基找到几个比较可靠的俄国边境上的农民，这些农民经常要从俄国边界来克拉科夫赶集，列宁给他们少量的报酬，他们就同意把信件带回俄国，投寄到当地的信箱中，这样这些信件就成了国内信件，可以避免特别检查。

为使列宁集中精力从事工作，克鲁普斯卡娅把家务揽了下来。同时她还负责信函和文件的具体处理工作，经常开夜车。有时他一边做饭，一边处理文件，时常把肉烧煳了。列宁开玩笑地说，他经常吃“烤肉”。工作之余，列宁还和巴哥茨基一块去离克拉科夫40公里的马可夫村去登山休假，以调适一下身心。

在克拉科夫，列宁的工作主要有三大项，一是主编《真理报》，二是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及杜马党团，三是从事理论创作和研究。

《真理报》出版后不久，斯大林被捕，列宁在克拉科夫实际上履行了主编的一切工作。他几乎每天都给报纸写文章、写信或发出指示，经常和来到克拉科夫的同志商量工作。参加报纸工作的还有斯维尔德洛夫、高尔基、加里宁、莫洛托夫等。列宁给《真理报》写东西用的笔名也有几十个，如“一读者”“统计学家”“真理派”“克·士、弗·伊”等。到1914年7月《真理报》被查封为止，列宁共发表文章和短评计有280多篇，同时对《真理报》的办报风格、方向和战斗性予以指导。

托洛茨基在得知俄国国内《真理报》出版后，便写信指责布尔什维克用了“属于”他的维也纳《真理报》的名称。列宁认为这是无理取闹和造谣中伤，不予理睬。

7月24日，列宁写信批评《真理报》和《涅瓦明星报》缺乏战斗力，报纸亟待克服那种枯燥单调、索然乏味和缺乏战斗力的状况。在8月份的一封信中，列宁批评报纸对待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像“一个无精打采的老处女”，指出在一个混乱不堪的时代，社会主义的刊物不善于论战是不行的，在选举的关键时刻不进行战斗就是葬送革命事业，他要求面对取消派报纸《涅瓦呼声报》的挑衅，要主动出击，不要怕谈论分歧，要走在大家的前头，而不是沉默和落后，“沉默是一种犯罪行为”。11月24日，列宁进一步提醒编辑部：“报纸本来就不是一种读者只管读、作者只管写的东西。报纸应当自己去寻找，去及时发现并及时刊登某种材料。报纸应当去寻找和发现它所需要的关系。“1913年2月，斯维尔德洛夫和从狱中出来的斯大林根据列宁的要求和指示，对《真理报》编辑部进行了改组，列宁写信表示祝贺。

1913年7月18日，《真理报》被沙皇政府查封。列宁得知消息后，十分着急，主持召开了中央委员会会议，讨论《真理报》《启蒙》杂志、波涛出版社的问题，决定改换报纸的名称，不间断地出版。没过几天，《真理报》编辑部使用“工人真理报”和“北方真理报”两个新名称同时出版。莫斯科党组织根据列宁的意见，创办了《我们的道路报》。后来，《工人真理报》《北方真理报》因查封而多次改换名称，用“拥护真理报”“无产阶级真理报”“真理之路报”“工人日报”“劳动真理报”等名称出版。

《真理报》作为当时公开的、“合法”的报纸，它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积极宣传处于秘密状态下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主张，又要尽量避免和政府当局的直接冲突，以保住这个合法的阵地。列宁认为这需要讲究斗争的艺术，需要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列宁在给编辑部的信中指出：一部分新闻的语调和内容需要改变。尖刻的言辞要少一点。要更冷静地分析证据，更详细地、更简明地反复说明事实真相。不要像取消派《光线报》一样，乞灵于诽言谤语和人身攻击，以此企图搅混人们的头脑，逃避说明自己的观点。要争得报纸的合法地位并能通过书报检查，不要因小失大。有一次，《拥护真理报》发表了切尔诺马佐夫写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会议》，详细地介绍了中央委员会的一次秘密会议。列宁看了后，立即写信批评编辑部疏忽大意，竟然在合法报刊上刊登这种文章，就等于向敌人告密，给党倒帮忙。后来得知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政府当局混进革命队伍中的一个奸细。

1914年3月，彼得堡的工厂主决定用“同盟歇业”的办法来对付工人的罢工。彼得堡的党组织根据党的决议，决定在连纳惨案两周年纪念日举行示威游行作为回答。怎样号召广大工人参加这个行动呢？显然不能刊登秘密宣言。根据列宁的指示，编辑部便采取了“暗示”的宣传方法，巧妙地发表了一篇不具名的由列宁撰写的文章《论工人运动的形式》，文中提到：我们的策略就在于把各种不同的斗争方法结合起来，巧妙地从一个方法过渡到另一个方法，不断地提高群众的觉悟，扩大群众的集体行动；觉悟的工人也很清楚地知道某些具体的提高的形式，这些形式在历史上经历过不止一次的考验，只有对取消派才是“不可理解的”和“格格不入的”。当局的警察和新闻检查官员不懂得文中的“暗示”，只是发现通篇文章没有出现罢工、游行、示威的字眼，便同意了。可是觉悟的工人看了这篇看似平常又不平常的文章后，便心领神会了其中的意思。示威游行得以顺利进行，当晚政府当局的报纸便耸人听闻地加以报道。第二天，《真理报》便采取转发政府新闻的手法，来揭露事件的真相。比如有人在工人中散发大量传单，号召他们参加示威游行，传单上署名是俄国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再次巧妙地避过政府的检查。

1914年7月，沙皇政府利用世界大战一触即发的时机，采用非常手段镇压革命。7月21日《真理报》被查封。《真理报》从创刊到1914年7月被封（1917年二月革命后复刊），共出版636号，其中有160号被没收，8次被查封并相应更名，编辑部成员被审讯36次，被罚监禁、坐牢累计时间为103个月，即平均每天有三个编辑人员在狱中，被罚款1600多卢布。每期4万多份，最多时达到10万份。《真理报》在俄国工人运动史上产生了巨大的作用。《联共（布）党史》《苏共党史》曾充分肯定了《真理报》的历史功绩：它宣传了工人运动，指导了工人斗争；宣传了农民破产及其原因，把农民吸引到革命行列中来；反对取消派，保卫了党的秘密组织，从取消派手中夺取了合法团体，获得了第四届杜马选举的胜利……随着《真理报》成长起来的有整整一代革命无产阶级，这一代人后来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力。

在领导《真理报》的同时，列宁还领导着布尔什维克党的另一大合法中心——杜马党团——的工作。1912年夏，俄国开始第四届国家杜马的选举。列宁认为，作为布尔什维克合法中心之一的杜马党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指示各地党组织积极参加选举运动。虽然身在国外的克拉科夫，但心系国内的整个选举运动。选举前后，他把有关选举的文章，如《在于选举运动和选举纲领》《选举运动的几个原则问题》《第四届杜马选举运动和革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改良派的纲领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选举总结》《关于工人代表的某些发言问题》《杜马七人团》《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内部斗争问题的材料》等，或者寄给《真理报》，或者交给国内的革命组织，对彼得堡党组织的负责人提出具体的意见和指示。

1912年7月初，列宁在克拉科夫会见阿尔曼德。她是受中央委员会的委派去彼得堡为第四届杜马的选举活动进行准备工作的。列宁同她商讨了今后的工作计划。7月中旬，列宁在给克雷连科布置的工作中，也要他帮助准备彼得堡的选举工作。列宁在给《真理报》编辑部的信件中，指出在第四届国家杜马的选举活动中，必须保持《真理报》的领导作用，必须同取消派作斗争，必须把同孟什维克取消派的论战转到政治纲领方面，提高报纸的战斗精神。列宁认为，社会民主党应该利用最反动的沙皇杜马来宣传自己的革命纲领和策略，同时要把广泛的合法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同非法的、秘密的、隐蔽的革命工作结合起来。布尔什维克工人代表在杜马中的席位是重要的战斗岗位。同时，杜马代表应该利用相对“合法”的身份，建立党的工作中心。

在1912年秋天举行的第四届杜马选举中，布尔什维克取得了胜利。参加杜马的布尔什维克代表虽然只有6名，而孟什维克有7名，但布尔什维克代表是由6个工业省份的工人选民团选举出来的，孟什维克是由非工业省份选入杜马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是100多万工人，而孟什维克只代表不足25万工人。列宁对布尔什维克的竞选结果感到满意。他在写往彼得堡的信中，向《真理报》的所有撰稿人、编辑和朋友祝贺选举胜利。

选举以后，列宁特别关心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的工作。他不仅指导整个党团的工作，而且从思想上和工作上具体帮助每一个代表。他在同布尔什维克杜马代表巴达也夫的谈话中精辟地阐明了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任务。他说：“黑帮分子的杜马是永远不会通过改善工人状况的法律的。工人代表的任务是利用杜马的讲台，每天向黑帮分子表明：工人阶级是有力量的，是强大的；革命高潮重新到来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这个革命将把整个黑帮，连同他们的大臣和政府一起扫除干净。当然，也可以对预算提出修正案，甚至还可以提出某种法律草案，但所有这些行动应该为了一个目的：痛斥沙皇制度，揭露政府的全部骇人听闻的专制罪行，宣传工人阶级的无权状态和遭受残酷剥削的事实。这就是工人期待自己的代表去做的事情。”

1912年10月底，列宁在克拉科夫主持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会议，讨论了第四届杜马代表中布尔什维克的工作。11月，列宁为布尔什维克杜马代表的第一次发言起草了提纲。

经过长时间的激烈争论，布尔什维克代表按照列宁和党中央的指示成立了独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团。独立党团的成立对于把俄国工人团结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旗帜下起了重大的作用。

独立党团成立之后，布尔什维克代表的工作加强了。他们在杜马讲坛上更频繁地发表演说，演说内容也更加激烈，更加具有革命性。住在克拉科夫的列宁指示他们怎样发表演说，给他们起草演说稿，当他们到克拉科夫去的时候，又在个人交谈中给他们以指示。

布尔什维克代表在杜马中最重要的发言都是由列宁起草或由他参加起草的。例如，1913年4月，列宁起草了关于民族问题的讲稿，并把它寄给布尔什维克代表彼得罗夫斯基，作为他在杜马的发言稿。1913年6月4日，杜马讨论预算委员会关于1913年国民教育部的经费预算问题的报告。这本是议会的例行公事。但列宁为布尔什维克代表起草的发言稿却利用这个题目，揭露了政府的反动性，通俗而深刻地宣传了革命道理。发言稿首先指出，国民教育部大吹特吹，说它的开支增加得特别快：在6年里差不多增加了两倍！这是用百分法的计算来蒙蔽人民的意识，掩盖俄国国民教育的可怜状态。这就像一个乞丐有3个戈比，你又给了他5个戈比，于是他的“财产”立刻有了“很大的”增加：整整增加了167%。列宁引用国民教育部避而不谈的官方数字，说明俄国教育已经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落后和野蛮的地步，在欧洲除了俄国以外，没有第二个国家是如此落后的。俄国农民比美国黑人还要差一倍。俄国国民教师的薪俸少得可怜，受冻挨饿。御用作家和官方奴仆说，俄国很穷，没有钱。但是列宁揭露说，俄国支付官吏、警察的薪俸，支付对外掠夺政策的经费，却是很“阔绰的”。这一切促使俄国人民去思考，哪个阶级在国家里的统治使俄国农民注定要遭到物质的贫困和精神的贫困。列宁的这个讲演稿大部分由布尔什维克代表巴达也夫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在杜马会议上宣读。当巴达也夫在结束之前读到“难道这个政府还不该被人民驱逐掉吗？”时，当局不准他继续读完发言稿。

列宁不仅指导着布尔什维克代表在杜马内的活动，而且密切关注着他们在杜马外的工作。布尔什维克代表们与工人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经常出入工厂，在各种工厂和工人区报告自己的工作，组织对罢工者的援助，为《真理报》写稿。他们还常常在秘密党组织的会议上发言，帮助这些党组织进行工作，建立新的党支部，组织书刊的印刷和出版，完成党中央委托的工作，等等。

1913年1月8日至14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在克拉科夫列宁的住所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委员、杜马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以及彼得堡、莫斯科地区、南部、乌拉尔和高加索的秘密党组织的代表。考虑到保密的需要，这次会议被称作“二月会议”。

会议在列宁的领导下进行。他在会上作了《革命高潮、罢工和党的任务》《关于对取消主义的态度和关于统一》的报告，起草和修改了会议的全部决议，并写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这次会议的通报。

会议还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保险运动、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真理报》编辑部的工作和改组等的决议。会议的各项决议为党在当前工作中各项最重要的问题提出了指导方针，这些决议经过中央委员会批准，连同会议的《通报》印成单行本分发给各个党组织。这些决议和通报对党的巩固和统一、对扩大和加强党同广大劳动群众的联系、对党在工人运动不断高涨的条件下以新的工作方式进行革命斗争，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1914年夏列宁在波罗宁附近扎科帕内疗养区

1913年春，克鲁普斯卡娅得了严重的眼球凸出性甲状腺肿病。列宁对此十分焦急，采取一切措施进行治疗。她在克拉科夫治疗三个星期，医生建议她到山区去住几个月。列宁在离克拉科夫12小时火车路程的扎科帕内高山疗养地附近的波罗宁车站所在地白杜纳耶茨村租了一座小屋。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以及她的母亲一起在这里度过了1913年和1914年的两个夏天。

在白杜纳耶茨租的房屋有两个房间和一个厨房，另外还有一个小小的阁楼，它就成为列宁的工作间。列宁通常清晨先到离家不远的山间小溪去洗澡，然后去邮局。列宁收到邮件就迅速浏览一遍，并对某些最急的电报和信件立即回复。早饭后开始工作，除午饭时休息一会儿以外，一直工作到晚上7点。然后，列宁骑自行车把信件送到波罗宁火车站邮政所。列宁在散步时常和当地居民交谈，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

列宁希望安静的生活环境和山地的清新空气能使克鲁普斯卡娅的病好起来。但事与愿违，山地对克鲁普斯卡娅帮助不大，她的健康状况并没有好转。克拉科夫的医生建议她去瑞士伯尔尼找著名的甲状腺病专家科赫尔教授。

1913年6月，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动身前往伯尔尼。他们途经维也纳时，看望了一些同志，游览了市容。6月12日抵达伯尔尼。他们先住在侨居于此的布尔什维克洛夫斯基家里，次日便租了一个便宜的小房间。克鲁普斯卡娅很快住进了医院，做了手术，治疗了约三个星期。列宁往往一清早就去医院探望她，其余时间则在伯尔尼图书馆里度过。他读了很多书，对他感兴趣的问题做了笔记。

波罗宁车站所在地白杜纳耶茨村。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1913-1914年的住地

在列宁的直接领导下，1913年10月6日至14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波罗宁召开了布拉格代表会议之后的第二次扩大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为了保密起见，这次会议称为“夏季会议”。

列宁是会议的领导者。他主持了各次会议，致开幕词，作了多次报告和发言，起草和审订、提交了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草案。

会议首先听取各地代表的报告。各地代表在报告中交流了处于秘密状况下进行党的工作的经验。列宁对各地代表的报告和讨论作了记录，并发言提出自己的意见。

在各地代表报告后，列宁作了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总结报告。列宁在报告中指出，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党在俄国的工作成就，证明了布拉格代表会议和克拉科夫扩大的中央委员会会议所制定的布尔什维克党的路线的正确性。第四届杜马选举的成就、《真理报》的创办、国内罢工运动的蓬勃发展，所有这些都是党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所取得的工作成就。

会议最后由列宁致闭幕词。会议通报和决议以单行本的形式由中央委员会在国外出版。由于会议所讨论的问题和通过的决议的重要性，列宁不止一次地把这次会议称为党的代表会议。

1914年6月，第二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主席、对世界大战持机会主义立场的埃·王德威尔得来到彼得堡，他以实现俄国工人阶级的统一为借口，要求布尔什维克必须和孟什维克消除“分裂”，从而“研究”俄国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到底是跟谁走。列宁得知王德威尔得到达彼得堡后，就建议布尔什维克杜马代表彼得罗夫斯基接待王德威尔得，并让他看看首都和全国的工人阶级究竟是跟谁走的。王德威尔得走访了几个工会理事会。他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在俄国工人运动中，布尔什维克有着主要的影响，结果王德威尔得一无所获地走了。

彼得罗夫斯基受彼得堡委员会和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委托来波罗宁向列宁报告王德威尔得在彼得堡逗留的情况。列宁赞成接待王德威尔得的一切做法。

6月29日，列宁收到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执行委员会寄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信中告知7月16日至18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统一”会议，并要求派出自己的代表。列宁十分恼火，他的工作本来就十分繁重，现在又不得不应付这种事。列宁认为，在能否同各种机会主义派别统一问题上的不同主张，不是组织问题上和党的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而是关于党的存在问题上的分歧，根本谈不上什么调和、协议或者妥协。孟什维克取消派和第二国际主席王德威尔得想达到使布尔什维克放弃自己革命策略的目的，简直是多此一举。列宁指出：“如果孟什维克打算跟我们走的话，那他们就没有必要召开这次会议了。他们是想当着国际的面骂我。我是不想满足他们的这个要求的。再说，时间也很宝贵，与其胡扯一通，倒不如干点事情。”^[1]

会上，孟什维克抱怨布尔什维克不遵守纪律，他们叫嚷：你们都不是负责人，列宁在哪里？他什么时候来？到头来他得当着国际的面听取斥责。布尔什维克代表若无其事地回答说，列宁正忙着呢，他没有空来参加会议。会议本来只限于“交换意见”而不作出硬性规定，但结果却以多数票通过了考茨基起草的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切派别统一的决议。布尔什维克代表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宣布拒绝投票表决这类决议案。王德威尔得恫吓布尔什维克代表，他说：“那些拒绝表决的人，是否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怎么回事？决议案并不说明什么问题，它的内在意义是统一的愿望。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代表是否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将要受到两个审判员的审判：维也纳的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和俄国无产阶级。他们是否知道将受到什么处分？对决议案可以表示赞成，也可以表示反对，但拒绝参加表决这就意味着嘲弄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会上，布尔什维克没有理睬王德威尔得的恫吓。

这是布尔什维克最后一次参加第二国际会议，不久爆发了世界大战。布鲁塞尔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列宁写信给印涅萨·阿尔曼德，谴责第二国际的领导者们在会议上的行为，赞赏布尔什维克代表们的行动。

1912年布拉格代表会议之后，日益高涨的俄国国内革命运动不仅需要有一个坚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政党，而且迫切需要正确的理论作指导，但这时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错误理论和思潮仍有一定的市场。资产阶级说马克思主义是“有害的宗派”，国际上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宣称马克思主义已过时，孟什维克则强调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俄国的国情。为此，列宁在领导《真理报》和杜马党团两个合法中心开展工作的同时，还进行了巨大的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先后发表文章几百篇，其中绝大部分都刊登在《真理报》上。

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1912年7月28日）一文中，列宁热情颂扬了孙中山的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对孙中山的纲领和思想作了马克思主义分析，既指出其主观社会主义的空想倾向，又充分肯定了其反封建的进步性和革命性，指出中国人民“不仅会为自己历来的奴隶地位而痛心，不仅会向往自由和平等，而且会同中国历来的压迫者作斗争”，预言中国无产阶级将日益成长壮大，建立自己的政党。

1912年11月，是法国的工人诗人欧仁·鲍狄埃（即《国际歌》的作者）逝世25周年，列宁特意撰写《欧仁·鲍狄埃》（1913年1月16日）一文，既表达了对死者的深切怀念，也表达了对生者的鼓舞，又抒发了对革命事业的信念。列宁写道：“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公社被镇压了……但是鲍狄埃的《国际歌》却把它的思想传遍了全世界……鲍狄埃是在贫困中死去的。但是，他在自己的身后留下了一个真正非人工所建造的纪念碑。他是一位最伟大的用歌作为工具的宣传家。当他创作他的第一首歌的时候，工人中的社会主义者不过几十人，而现在……却有千百万无产者。”^[2]

在《两种乌托邦》（1912年10月）、《新民主派》（1913年2月1日）、《论民粹主义》（1913年2月）等文中，列宁对动摇于自由派和工人阶级之间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作了分析和评述。列宁指出，一个国家的自由愈少，公开的阶级斗争愈弱，群众的文化程度愈低，政治上的乌托邦通常愈容易产生，而且保持的时间也愈久。在俄国，自由派的乌托邦和民粹派的乌托邦根深蒂固。前者妄想用和平的、和谐的办法，不得罪任何人，不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就能够在俄国使广大劳动人民的地位得到改善；后者则是民粹派知识分子和劳动派农民妄想用平分土地的办法来消除资本的权力和统治，消除雇佣奴隶制。

1913年3月14日，列宁在《真理报》上发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考察了马克思学说在历史各个时期发展的命运。在开始时，马克思学说不占统治地位，只不过是无数社会主义派别或思潮中的一个而已。1848年革命给了马克思以前的各种喧嚣一时、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形式以致命的打击，“一切关于非阶级的社会主义和非阶级的政治的学说，都是胡说八道”。从巴黎公社到1905年俄国革命时期，马克思学说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并且广泛传播开来，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试图以“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等形态来复活。列宁预言，在历史转折的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将获得更大发展和胜利。

1911年12月，根据列宁的指示，布尔什维克创办《启蒙》月刊（1914年6月被查封）。列宁先在巴黎、后在克拉科夫领导杂志工作。高尔基负责主编杂志文艺专栏，列宁要求高尔基选登小说“只能是民主主义的，而不是无病呻吟、没有气节的小说”^[3]。列宁在《启蒙》杂志上发表了26篇文章，其中有《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略论民族问题》《论民族自决权》《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等。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是列宁为纪念马克思逝世30周年而写的一篇重要论文。列宁在这篇文章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科学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主要来源就是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学说之所以具有无限力量，就是因为它正确，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而严密的世界观。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空想社会主义虽然批判资本主义，谴责、咒骂、幻想消灭资本主义，臆想较好的制度，劝富人相信剥削是不道德的，但是没有找到一条真正的变革之路，没有揭示出阶级斗争学说。“只要人们还没有学会透过任何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谎言，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那他们始终是而且会永远是政治上受人欺骗和自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只要那些主张改良或改善的人还不懂得，任何一个旧设施，不管它怎样荒谬和腐败，都由某些统治阶级的势力支撑着，那他们总会受旧事物拥护者的愚弄……只有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才给无产阶级指明了如何摆脱一切被压迫阶级至今深受其害的精神奴役的出路。只有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才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真正地位。”^[4]

为纪念1913年的俄国“五一”游行示威，列宁写了《革命无产阶级的“五一”游行示威》（1913年6月28日）一文，提出了关于革命形势的重要论点：“在多数情况下，对于革命来说，仅仅是下层不愿像原来那样生活下去是不够的。对于革命，还要求上层不能像原来那样统治和管理下去。”^[5]俄国全国性危机已触动了国家制度大厦的地基。

1913年9月，恩格斯生前嘱托他人编辑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1844-1883）》在斯图加特出版，共收书信1386封，列宁认为，这是深入地、创造性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手资料，避免了那种道听途说、先入为主、材料失真的状况。列宁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反复阅读这批书信，在书的许多地方做了标记，加了批语，作了摘要，整理了76页的笔记。后来他又写了一篇论文发表在《真理报》上。作为研究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的阶段性成果，《卡尔·马克思》一文于1914年11月被俄国格拉纳特出版社出版。该文分马克思传略和学说两个部分。在传略部分，列宁用精练概括的语言介绍了马克思的少年志向、求学生涯、理论活动、恋爱和婚姻，以及和恩格斯的动人友谊、流浪的困苦生活等。在学说部分，列宁叙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哲学唯物主义、辩证法、唯物史观、价值和剩余价值、阶级斗争等。

1914年11月列宁《卡尔·马克思》手稿第一页

1913年10月至12月，列宁写了《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连载于《启蒙》杂志上。这篇文章驳斥了一些关于民族问题错误的观点，阐明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列宁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民族发展有两个历史趋向：一个是民族独立的倾向，即随着被压迫民族的觉醒，民族国家将建立；另一个是民族融合的趋向，即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日益频繁，民族壁垒被攻破，使资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形成国际的一致性，民族文化、素质面临挑战。在对待民族问题上，第一要坚持民族平等，坚持民族自决权，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压迫和民族特权；第二要坚持国际主义，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赞同和拥护民族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对待民族问题不能忘记阶级观点，在任何真正严肃而重大的政治问题发生时，集团都是按阶级而不是按民族划分的。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如果谈到某一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

对于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兴起的民主革命运动，列宁给予了热情的颂扬。先后写下了《中华民国的巨大胜利》（1913年4月4日）、《文明的欧洲人和野蛮的亚洲人》（1913年4月27日）、《中国各党派的斗争》（1913年5月11日）、《亚洲的觉醒》（1913年5月20日）等文章，并认为“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的开始，标志着20世纪初所开创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6]，指出“不管各种‘文明’豺狼现在切齿痛恨的伟大的中华民国的命运如何，世界上任何力量也不能恢复亚洲的旧的农奴制度，不能铲除亚洲式和半亚洲式国家中的人民群众的英勇的民主精神”。^[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