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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巴黎的居住及活动

【摘要】:1908年12月15日,列宁偕同妻子、岳母一同到达巴黎。这时,巴黎已成为俄国党的国外活动基地。巴黎国立图书馆,列宁曾在此从事写作和研究1908年12月下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召开。[13]2月23日,列宁从尼斯返回巴黎。不久,列宁参加了俄国党巴黎支部会议,统一大家对处理取消派和召回派问题的认识。

1908年底,瑞士当局开始迫害俄国革命者,房东也不续租给他们房子,加上对日内瓦小市民习气严重的生活环境的厌烦,促使列宁另择他方。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后,巴黎成了俄国政治侨民的最大集中地之一,从沙皇的劳役场和流放地逃离的革命者大量向那里汇集,而且巴黎的监视和密探比日内瓦少。

1908年12月15日,列宁偕同妻子、岳母一同到达巴黎。经过一番张罗,总算在罗兹大街找到一处比较合适的住所。当时是“侨居生活时期艰苦的年代”,许多人没有固定收入,常常饿肚皮。克鲁普斯卡娅在回忆第二次流亡生活时曾写道:“由于沙皇政府的残酷迫害而逃亡到国外的人不断增多,他们在精神上受到迫害和折磨……这一切就使得所进行的斗争具有特别艰苦的性质。纠纷、争吵层出不穷。”[12]列宁一家的生活也很节俭,电车费、饭费等各项开支能省则省。尽管生活艰苦,列宁还是尽量帮助有困难的同志,帮他们找工作,把一些演讲费和稿费等收入捐入基金会。像在日内瓦一样,列宁家中客人不断,有寻求帮助的、慕名造访的、商讨问题的,等等。令流落异乡的同志特别歆慕的是列宁一家融洽、诚挚的氛围。列宁虽然工作繁忙,但对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十分体贴,对年迈的岳母也十分关心和尊重,总是痛快地满足她的要求,完成她委托的一切事务

列宁是巴黎国立图书馆的常客。由于离图书馆较远,列宁需要骑自行车,每次在街上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都很费时间和精力。中午午休时间,图书馆停止开放,若借阅书籍,必须有房东作保,但房东怕惹麻烦不愿作保。有一次,列宁把自行车放在图书馆旁边的台阶上,并付给看门人10个生丁,当出来发现车子不在时,就问看门人,看门人说他不负责看车,只是允许把车子放在那里,使列宁十分不快。还有一次,列宁发现一辆汽车向自己撞来,立即从车上跳下来,躲过了车祸,但自行车被轧坏了。

在巴黎,列宁一边从事理论研究工作,一边从事党的领导工作。这时,巴黎已成为俄国党的国外活动基地。此起彼伏的紧张斗争,孟什维克的诽谤、许多亲近人的离开、来自俄国的坏消息,使列宁十分焦虑,日渐消瘦。

巴黎国立图书馆,列宁曾在此从事写作和研究

1908年12月下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召开。列宁在会议上就“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列宁所拟的《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草案》。会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重申了党早已提出的最近的斗争目标,说明了布尔什维克策略的正确性,弄清了党内危机的根源及消除办法,解决了关于党的秘密工作和合法工作的相互关系,论证了利用杜马讲坛的必要性并给杜马党团的活动作出了正确指示,尖锐批判了取消派和召回派的错误。会后列宁写了《走上大路》(1909年2月10日)对会议进行了总结,指出会议把党引上了大路,它是反革命胜利后俄国工人运动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党已克服了组织上无序、思想上混乱、战斗力涣散的状态。

1909年2月,列宁与波格丹诺夫等召回派分子的关系破裂,这使列宁很难过,因为他们曾在一起携手工作、共同斗争过。克鲁普斯卡娅对此回忆说:“我记得有一次伊里奇同召回派分子谈完话后回家,面色如土,甚至连舌头都有些发黑了。我们决定让他到尼斯去休息一个星期,远远离开纠纷,到那里去晒晒太阳。”[13]2月23日,列宁从尼斯返回巴黎。

1909年春天,召回派在意大利喀普里以创办党校的名义,建立了自己的派别中心。在理论上,他们继续攻击和歪曲马克思主义,宣称要把社会主义和宗教结合起来,宣扬“造神说”。作为回应,1909年5月26日和6月17日,列宁分别发表了《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各阶层和各政党对宗教和教会的态度》,就宗教问题作了科学的阐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对待宗教的态度。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会议主要决议以及列宁写的《走上大路》一文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会议会址

6月21日至30日,列宁主持召开了《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这实际上是一次由地方组织代表参加的、布尔什维克中央的全体会议。会议就同召回主义和取消主义的斗争、喀普里党校、对杜马活动的态度、布尔什维克的任务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不仅谴责了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而且采取了组织措施,同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划清了界限。会议的这一主要内容体现在列宁为会议所写的公报、他在会议上的多次发言、他为会议草拟的多项决议中。会议最后号召同来自右面的取消主义和来自左面的召回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注意秘密斗争和公开斗争的有机结合,宣布对波格丹诺夫和喀普里党校的一切活动及不负任何责任的言行划清界限,并把他们开除出党。会后,列宁为阐述扩大编辑部会议精神而写了《取消取消主义》(1909年7月24日)一文,继续把召回主义和取消主义加以联系起来批判,认为取消主义不仅包括孟什维克公开的取消主义,还包括变相的孟什维主义即召回主义以及最后通牒主义、造神说等。不久,列宁参加了俄国党巴黎支部会议,统一大家对处理取消派和召回派问题的认识。某些支部委员认为,列宁这样做未免过于激烈了一点,建议是否可以不那么严厉地去解决这个问题。列宁态度很坚决,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取消派要取消党,我们则要取消取消派。你们是拥护党还是想同取消派站在一起反对党?是拥护斯托雷平制度、拥护专制制度还是反对它们?要么站在党一边,要么站在取消派一边,第三种可能是没有的,搞调和折中是不可能的。不应根据个人好恶,而应按照原则来解决问题。”有些同志不理解列宁为什么要与曾经合作过三年的波格丹诺夫分手。对此,列宁也很惋惜,但他并不遗憾,他向同志们解释道:“事业的利益应当高于一切私人关系或派别关系,不管这些关系在回忆中是多么‘美好’。”当有人为列宁对机会主义者采取的那种严厉的不调和的措施感到不安,担心将来没人愿同他们合作时,列宁笑着答道:“我们用不着混乱,就算我们现在人少了,但我们的行动可以一致了,有觉悟的工人会支持我们,因为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列宁帮助同志们解开了疑团,端正了认识,大家频频点头。

《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会址

夏天,通过别人介绍,列宁骑车到巴黎郊外的德拉维里,拜访了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拉法格和夫人——马克思的二女儿劳拉。拉法格夫妇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11月初,喀普里党校的部分学员和党校的组织者之一米哈伊尔因和波格丹诺夫意见不和而被党校开除,来到巴黎列宁处。列宁接待了他们,通过和他们倾心交谈,列宁发现自己对喀普里党校的认识有点片面和绝对,喀普里党校也不是铁板一块。事后,列宁在给高尔基的信中提到:“我原来觉得同这些新派别分子友好地交谈是可笑的,但今天完全错了,黑格尔说得对:矛盾推动生活前进,而活的矛盾要比人的理智对它的最初感觉更丰富、更多种多样、更富有内容。”

在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李可夫等人的提议下,1910年1月15日至2月5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体会议召开。会上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等人为首的调和派占了上风,列宁处于少数地位。在列宁的坚持和努力下,全会通过了一个斥责取消派和召回派的决定。但是全会违反列宁的意见,通过了停办布尔什维克机关报《无产者报》和解散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以及把资产交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把现金交给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代表的决定。由于列宁据理力争,在全会的决议中加进了一个条件,即在停办《无产者报》和取消布尔什维克中央的同时,也要停办孟什维克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和解散取消派、前进派的派别中央。全会通过了拨款帮助托洛茨基派的报纸维也纳《真理报》的决定。会上争论异常激烈,列宁在给高尔基的信中描述道:“足足扯了三个星期,把人折磨够了,真是活见鬼!”

尽管列宁对全会的决议很不满意,但还是坚决执行党的一月全会的决议。会后取消派却玩手腕,拒绝执行全会的决议,继续进行分裂活动,散布错误言论。1910年3月24日,列宁召开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布尔什维克会议,研究对取消派进行斗争的策略,讨论并通过了列宁写的《反党的取消派的〈呼声报〉(答〈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一文,呼吁要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

列宁为《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起草的一些决议

在同取消派和召回派斗争的过程中,列宁关注普列汉诺夫态度的变化。1908年12月,普列汉诺夫退出了取消派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成立孟什维克护党派,1909年重新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日志》。他虽然仍坚持孟什维主义立场,但主张维护和保存党的秘密组织,反对取消主义,主张和布尔什维克结盟。3月29日,列宁给普列汉诺夫去信,向他建议恢复中断了五年的个人联系。列宁在信中写道:“敬爱的同志!您在《日志》第11集上谈到,在反对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的斗争中,一切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必须紧密真诚地联合起来,我完全赞成这一主张,我很想亲自跟您谈谈目前党内的情况。“4月3日,普列汉诺夫在回信中也伸出了和解之手,希望列宁和他本人应在各自的范围内为相互接近起来扫清道路。不久,普列汉诺夫反对取消主义的文章见诸于《社会民主党人报》。取消派分子有点乱了阵脚,一方面发表文章进行抵赖和掩饰,另一方面攻击普列汉诺夫纠缠于小事、性格不好、散布胡言乱语,这更坚定了普列汉诺夫反对取消主义的信心。在《取消取消主义》《被揭穿了的取消派》《论拥护召回主义和造神说的派别》《取消派的手法和布尔什维克的任务》《党在国外的统一》《党的统一的障碍之一》等文章中,列宁阐明了同护党派结盟的意义和原则。列宁指出,同护党派达成协议的基础是:保护党和党性,反对取消主义,不能有任何思想上的妥协,决不掩饰策略分歧和其他分歧。

1910年6月,列宁给中央委员会写信,陈述了由于取消派分子进行反党和派别活动,使《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内部产生冲突、责难、摩擦和工作的完全停顿状态,指出必须采取坚决措施,清除反党的孟什维克马尔托夫和唐恩等人,光靠机械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是无法进行工作的,因为双方没有共同的党性基础,不可调和。不久,马尔托夫和唐恩被迫退出《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11月,列宁开始主编该报。

列宁(1910年)

1910年11月,彼得堡工人为哀悼俄国大文豪列·尼·托尔斯泰的逝世举行了游行示威,发动了政治罢工,由此在全国引发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新的革命高潮开始出现。列宁在《转变不是开始了吗?》《游行示威开始了》《论危机的意义》《斯托雷平与革命》等文中分析了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断言斯托雷平的反动统治和反革命政策已不能阻止新的革命,俄国人民应当记住这样的历史教训:或者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推翻沙皇专制制度而获得自由,或者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继续受反动地主政权的奴役。在《列·尼·托尔斯泰》《列·尼·托尔斯泰和现代工人运动》《托尔斯泰和无产阶级斗争》《“有保留”的英雄们》和《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等文中,列宁结合俄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和面临的革命形势,对托尔斯泰的思想作了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分析,高度评价他对剥削压迫制度和专制统治的无情鞭挞,同时指出了他的思想的局限性,揭穿了沙皇政府和自由派企图利用托尔斯泰思想的消极面来诱骗人民放弃革命斗争的险恶用心。列宁指出,托尔斯泰作为艺术家的世界影响和作为思想家的世界声誉都各自反映了俄国革命的世界意义。托尔斯泰的天才艺术作品非常突出地反映了1861-1904年这个历史时代,体现了俄国第一次革命的历史特点、力量和弱点。托尔斯泰以其卓绝的艺术作品,激烈地抨击了沙皇俄国的国家制度、教会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表达了千百万俄国农民自发的反抗和愤怒的情绪。但是,他不理解俄国所遭遇的危机的根源和摆脱这个危机的方法,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鼓吹不问政治、放弃革命和自我修养,宣传用新宗教代替旧宗教。他的学说带有空想的反动的性质。列宁写道,俄国人民不应该向托尔斯泰学习如何求得美好的生活,不应该把托尔斯泰的学说理想化。俄国无产阶级要接受并研究托尔斯泰的遗产,向被剥削劳动群众阐明托尔斯泰对国家、教会、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批判的意义,其目的不是使群众局限于自我修养、憧憬圣洁生活、诅咒资本和金钱势力,而是使群众振奋起来对沙皇君主制和地主土地占有制进行新的打击,使群众团结成一支社会主义战士的百万大军,摧毁托尔斯泰所憎恨的旧世界。

在关注和领导俄国革命运动的同时,列宁也十分关心法国工人运动和第二国际的活动。1909年10月8日,巴黎举行抗议西班牙判处筹备巴塞罗那起义的费勒尔死刑的示威游行,列宁夫妇参加了。1910年夏天,为接近法国工人生活,列宁和家人前往比斯开湾的波尔尼克,在海关看守人那里租了两个小房间居住。他常洗海水浴,骑自行车游逛,和工人们聊天。房子的女房东是个高嗓门的洗衣妇,她有个儿子在国民学校读书,因为这个孩子既聪明又伶俐,所以教士们多次游说他的母亲把孩子送到修道院去学习,并允诺了一些优惠条件。女房东征询列宁的看法,列宁热情地接待了她,并讲了自己少时与宗教决裂的故事:15岁那年,有个牧师来拜访我的父亲,父亲对牧师说,自己的孩子都不好好做礼拜,该如何办?那个牧师看着我,口里一个劲地说:打,该打!我听了十分气愤,跑到院子里,把挂在脖子上的十字架扔掉了,从此坚决不去教堂。女房东听了哈哈大笑,明白了列宁的意思。不久,女房东告诉列宁,牧师被她打发走了,她明确地回答教士,她生儿子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孩子成为一名耶稣会教徒。列宁称赞她有“吃螃蟹”的勇气。

1910年8月23日,列宁从波尔尼克前往丹麦的哥本哈根,出席第二国际的第八次代表大会,途经巴黎时会见了普列汉诺夫,就有关问题进行了商谈。26日,列宁一下火车就风尘仆仆地出席了当天上午召开的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会议。28日,大会开幕。在这次会议上,列宁广泛团结和争取一切可以合作的力量,同机会主义分子、妥协分子和调和派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使大会通过了正确的关于合作社等问题的决议。为达到争权夺利的目的,俄国小组中的孟什维克竟在小组辩论时指责列宁想“毁灭党”“一个人反对大家,实在太不像话”,甚至对列宁进行人身攻击:“假使他失踪、溜走、死掉,那对党来说是多么幸运。”出于主持正义,一位老党员站出来反驳他们:一个人毁灭整个党,而你们却对他无可奈何,只好请出“神”来帮忙,这怎么去理解呢?唐恩站出来怒气冲冲而又无奈地说:“因为没有另外一个人,会在一昼夜24个小时都去干革命。除了想到革命,他再也没有别的念头,甚至连做梦也只想到革命。你倒去试试看对付这样一个人吧。”[14]

第二国际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合影

大会前后,列宁十分繁忙,利用空闲时间到图书馆查阅资料,同普列汉诺夫、波列塔也夫、波克罗夫斯基等人开会,反对托洛茨基、唐恩、马尔托夫等人的错误言行,商谈创办《工人报》和《明星报》等问题。

大会闭幕后,列宁立即修书一封给住在芬兰的母亲和妹妹,相约在斯德哥尔摩会面。9月17日上午,时已76岁、满头银发的母亲在女儿的陪同下,坐船前来看望阔别3年的儿子——列宁。看到自己的消瘦的儿子,母亲既高兴,又心痛,口里唠叨着什么,眼睛还上下打量着。列宁对母亲关心备至,他常常陪母亲散步、聊天、听音乐、欣赏美景,在谈笑风生中,共享天伦之乐。有一次,母亲听说列宁要作一个专题报告,便兴致勃勃地赶去了。这是她生平第一次听儿子的公开演讲。事后她心满意足地评论说,儿子讲演得真棒!他能言善辩的能力,抑扬顿挫的声调,和谐得体的手势,使每一个听众都被紧紧吸引住了。母亲在列宁处住了10多天,临行前,她轻轻地抚摸着列宁,把自己的一件质地柔软的风衣送给了他。9月25日,列宁送母亲上船,但他不能登上这艘属于俄国的船,否则会立刻在船上被逮捕。列宁只能以忧郁的目光送别母亲,轻轻地挥着手,恋恋不舍地望着轮船慢慢消失在远处苍茫的天际。7年后,当列宁于1917年回到俄国时,母亲已离开了人间,享年82岁。列宁没想到这是母子的最后一次见面。母亲没有等到儿子,但俄国在等待着列宁。

为了阐述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的正确精神,批判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在代表大会后列宁写了不少文章。在《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1910年12月29日)一文中,列宁对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两个流派——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无政府社会主义)作了剖析,阐明了机会主义的根源和国际工人运动中产生策略分歧的主要原因。列宁认为,必须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和发展性质中寻找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根源。一批批“新兵”和新的劳动群众被吸收到工人运动中来,他们往往只能领会马克思主义的某几个方面,还受着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这是引起工人运动意见分歧的原因之一。无政府工团主义和改良主义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及其影响的直接产物,它们都把工人运动在各个不同时期所固有的特点说成是相互排斥的。修正主义者否认革命即飞跃的学说,认为改良就是局部实现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者拒绝在群众中开展经久的耐心的工作,特别反对利用议会讲台。列宁写道:“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阻碍了这样一件最重要最迫切的事情:把工人团结成为规模巨大、坚强有力、能够在任何条件下都很好地发挥作用的组织,团结成为坚持阶级斗争精神、明确认识自己的目标、树立真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组织。”列宁还阐明这两种倾向同资产阶级的策略的关系: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采取暴力方法,会引起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增长;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实行让步政策,则会引起右倾机会主义的增长。在《两个世界》这篇总结德国社会民主党马格德堡代表大会的文章中,列宁用具体例子指出机会主义者在工人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列宁批判了机会主义者完全相信资产阶级法制,认为这种法制会永世长存,社会主义可以装在这种法制的框子里的错误观点。列宁指出,机会主义者为了一时的眼前利益而牺牲工人运动的根本利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可以在资产阶级法制的基础上进行,但最终必然导致面对面的搏斗,面临最后的抉择:或者是彻底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或者是自己被粉碎、被扼杀。

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后,列宁同瓦·瓦·沃罗夫斯基、伊·伊·伊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等人多次商谈,在莫斯科安排出版合法的布尔什维克杂志《思想》,同时列宁还委托在彼得堡的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组织出版《明星报》。经过努力,两种报刊陆续创刊。《明星报》于1910年12月28日在彼得堡出版,开始为周报,后改为每周出版三次。列宁在报上发表文章近50篇。它作为布尔什维克公开的机关报,捍卫了党的纲领,加强同工人的联系。《思想》杂志于1910年12月在莫斯科出版,列宁要求该杂志办成一个与取消派相对立的布尔什维克的公开的哲学和社会经济杂志。列宁在上面发表文章6篇。1911年4月,沙皇政府查封了《思想》杂志后,列宁又指示维·米·莫洛托夫等人创办了《启蒙》杂志。

针对取消派和召回派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1911年1月5日,列宁写了《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文章分析了1905-1910年俄国的社会政治形势,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运动内部危机的产生原因和发展深度,要求以科学的态度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只有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已经变化了的社会政治形势,才能正确规定党和工人阶级的任务。否则,“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抽掉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会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辩证法即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就会破坏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的一定实际任务,即可能随着每一次新的历史转变而改变的一定任务之间的联系”。

波格丹诺夫被清除出布尔什维克之后,成立了一个从事分裂活动的反党集团“前进派”,在其《前进》刊物上宣传马赫主义和一元论哲学。不久又创办了第二个反党学校——社会民主党第二高等工人宣传鼓动学校,地点在意大利的波伦亚,成为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的第二个派别中心。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决定成立自己的党校。在他的努力争取下,俄国社会民主党创办了巴黎社会科学专修学校,俄国国内的党组织选派了优秀分子前去学习。1911年1月21日,列宁接见了从俄国巴库派来学习的格·康·奥尔忠尼启则。2月9日至5月10日,每逢周四列宁就去给学员讲授《政治经济学基础》,每次听众大约有100多人。

5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决定在巴黎近郊寿龙姆成立自己的党校。列宁为学员先后讲授了政治经济学、土地问题、俄国社会主义理论问题、唯物史观等课程,以其充实、严谨、明快和强劲的风格深受学员们的欢迎。每次上完课后,学员们总是觉得自己被列宁深入浅出的讲演“吞没”了,回味无穷。列宁给学员们共讲了3个月的课程,在告别晚会上,列宁叮嘱他们,回国后要牢记党的事业,大胆地依靠工人阶级,因为他们是党和革命的力量及前途之所在。党校培养出来的学员绝大部分后来成为坚定的布尔什维克,成为列宁的学生和拥护者,一些甚至后来还成为苏联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如奥尔忠尼启则、施瓦尔茨、布列斯拉夫等。9月21日,列宁一家迁回巴黎。

在列宁同取消派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托洛茨基及其在维也纳出版的《真理报》打着“非派别组织”的旗号,自诩为“公平的经纪人”,实际上采取取消主义的立场,支持和纵容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列宁以极大的耐性,先后做通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等人的工作,逐渐使布尔什维克内部的调和主义烟消雾散。1910年3月和6月,列宁写了《政论家札记》一文,对托洛茨基的调和主义进行了批判。列宁指出,托洛茨基自称无派别,实际上是对取消派和召回派“小骂大帮忙”,他的辩护愈是动听、愈是狡猾、愈是巧妙,就对党的危害越大。

为纪念巴黎公社40周年,1911年4月28日,列宁在《纪念公社》一文中分析了巴黎公社产生的原因和真正意义。列宁指出,巴黎公社由于1871年的法国不具备生产力高度发展和无产阶级准备成熟这两个胜利的社会革命应有的条件而遭到失败,但是,巴黎的炮声对加强革命的社会主义宣传起了推动作用。列宁写道:“公社的事业是社会革命的事业,是劳动者谋求政治上和经济上彻底解放的事业,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事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公社的事业是永垂不朽的。”

在同取消派的斗争中,列宁不仅注意在组织问题上的分歧,而且也注意寻找源于思想的分歧,以及产生改良主义的根源。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我们的曙光〉杂志》《我们的取消派(关于波特列索夫先生和弗·巴扎罗夫)》《关于政权的社会结构、关于前景和取消主义》《论战性的短评》《合法派同反取消派的对话》《关于旧的但又万古常新的真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第二小组关于党内状况的决议》《自由派工党的宣言》等文章中指出,取消派不执行党的纲领,公开否认党的革命的最近目的——推翻沙皇制度和建立民主共和国,宣传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完全滚到改良主义道路上去。列宁评述了布尔什维克和取消派对1908-1910年俄国向资本主义演变这个特殊阶段的政权的社会结构和国家将来的前途所得出的不同结论,批判了取消派的机会主义论点。列宁从理论上指明,取消派同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原理完全决裂,集中体现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一文中,列宁深刻地揭示了改良主义的产生根源。列宁指出,由于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资产阶级转而采取新的策略,用改良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即企图用不彻底的让步和不大的社会改革来分化和削弱工人阶级,保持资产阶级的政权。西欧各国工人运动内部的改良主义就是这种变化的必然结果。除了这个一般的原因,俄国的改良主义由于俄国比欧洲落后和众多小资产阶级群众最容易动摇而显得特别顽强。列宁认为,取消派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改良主义的最露骨的表现,而他们的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的论调则是用空话来掩饰他们放弃一切革命的企图。

1911年11月25日,法国工人运动领导人拉法格夫妇自杀身亡。拉法格留下遗书讲,他早已决定在70岁这一年死去,因为70岁这一年龄标志着一条界限,一过这条界限就进入了不可避免的衰老状态,而他将成为党的累赘了,因为他既没有子女赡养,也无钱维持生活。拉法格夫妇之死引起列宁强烈的思想震动。1911年12月3日,列宁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出席了他们的葬礼,并用法语作了演说,以表示沉痛的哀悼。同时,在与友人私下谈话中,列宁谈了一个这样的想法:一个革命者的生命不仅属于他自己,也属于党。如果他还能为工人阶级做哪怕一点点有益的事,哪怕是写一篇文章或写一份呼吁书,他就没有权利自杀。

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1911年春夏之间在巴黎郊区隆瑞莫的住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