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传：白色恐怖中的血腥历史

十二月武装起义失败后，1905年革命逐渐陷入低潮，沙皇政府立即“秋后算账”，大肆镇压革命者。他们派遣“讨伐军”到全国各地，建立了战地军事法庭。仅在战地军事法庭成立的一个月内，就有390人被处以死刑。在1906年下半年之内，未经任何审讯而受到逮捕、流放或监禁的达7万多人。列宁自然成为沙皇政府缉拿的头号“罪犯”。

1906年1月18日，沙皇政府总理谢·尤·维特授意警察机关逮捕列宁，彼得堡警备处开始侦察列宁的住址。20日，警察司向彼得堡法院检察长发送建议逮捕并监禁列宁的公函。

在这种形势下，列宁秘密地从彼得堡去了莫斯科。他在莫斯科了解十二月武装起义后的形势，参观考察了进行街垒战的地方，会见参加武装斗争的莫斯科工人，向他们详细地了解起义斗争的具体情况。列宁还参加了党的莫斯科委员会著作家讲演人小组会议，对莫斯科十二月起义作了总结。

2月初，列宁由莫斯科返回彼得堡。途中，列宁戴着一副眼镜，扮成阔佬，在一列特快列车启动前一分钟才甩掉“尾巴”。一下火车，他就发现自己的住所又处在警察和暗探的监视之下，必须赶快离开。列宁将计就计，和克鲁普斯卡娅若无其事地手挽手，大摇大摆地走到街上，朝目的地相反的方向走去，然后换乘了三辆马车，穿过了几座可以通行的大院落，方才摆脱了危险。暗探们失去目标后，又回到了列宁原来的住所，企图“守株待兔”，但列宁一直未回去。过了两个星期，列宁派人把房子里的东西取了回来。

2月末的一天，列宁在大莫斯科街6号律师助理切凯鲁尔-库什的寓所召开的党的工作者会议上作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会后，列宁发现暗探在严密地监视他，而且盯得很紧，他决定不回家去，在同志们的帮助下，他去了芬兰的库奥卡拉。当晚，克鲁普斯卡娅靠窗坐等到天明，也未见到列宁回来，以为列宁被捕了，闹了一场虚惊。在那里，列宁一直住到4月初。

从1905年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中，广大工人群众认识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党两派、互相争吵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对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策略深为不满，他们强烈要求把党的力量统一起来，共同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在工人群众的强大压力下，孟什维克不得不同意布尔什维克早在1905年12月提出的召开党的统一代表大会的要求。但双方对合并统一的看法相距甚远。

经过努力，1906年4月23日至5月8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于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有112名具有表决权的代表，代表着57个地方党组织。另有22名只有发言权的代表。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也出席了会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会址的会议大厅

大会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两项：一是如何统一党的组织，二是在当前的革命形势下，无产阶级政党应坚持什么样的革命策略。围绕这两个问题，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由于布尔什维克组织在十二月武装起义时和失败后遭到破坏，孟什维克在1905年把大量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拉入党内，所以在这次大会的代表中，孟什维克有62名，布尔什维克只有46名，孟什维克在人数上占据了多数，还有一部分代表态度暧昧。因此，大会在许多重要问题上通过的决议带有明显的不彻底性。

列宁作为彼得堡党组织的代表出席了大会，并被选入大会主席团，他多次主持了会议，参加了大会主席团的各次会议。列宁先后作了关于土地问题、关于目前形势和无产阶级的任务问题、关于对待国家杜马的态度问题的报告，对武装起义和其他问题作了发言。代表大会通过了新党章——《组织章程》，党章采纳了列宁提出的关于入党条件的一条条文，并写明：“党的一切组织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

在选举党的中央机关前夕，列宁和所有出席会议的布尔什维克都十分关注选举结果。当时，列宁与会议代表卢那察尔斯基谈论了中央机关的选举结果问题。列宁微笑着对卢那察尔斯基说：“如果我们在中央或中央机关报拥有多数的话，我们将要求有最牢固的纪律。我们将坚决要求孟什维克一切服从党的统一。如果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本质使他们不能跟我们一起前进，那就更糟了。党的统一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才取得的，让他们去承担破坏这个统一的罪名吧。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从这个‘统一的’党里所能带去的工人要比他们带到这个党里来的工人少得多。”卢那察尔斯基问列宁：“如果我们最后还是处于少数，那该怎么办呢？我们是否准备统一呢？”面对这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列宁没有丝毫的慌乱，他的脸上略带着几分神秘的微笑，说：“这要看情况再定。但无论如何我们是不会为了统一而让人束缚我们的手脚，也绝对不会让孟什维克用锁链牵着我们走的。”果然不出人们所料，代表大会通过了孟什维克提出的由党代表大会分别选举产生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建议。结果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的有7名孟什维克和3名布尔什维克，被选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任编委的则全是孟什维克分子。

“四大”闭幕之后，列宁于5月8-9日撰写了《前“布尔什维克”派出席统一代表大会的代表告全党书》，26个党组织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在告全党书上签了字。此文件表达了布尔什维克对党的“四大”的态度。《告全党书》指出：“我们认为代表大会的这些决议是错误的，我们应当而且一定要在思想上同这些决议作斗争。同时，我们向全党声明：我们反对任何分裂行为。我们主张服从代表大会的决议。”

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之后，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秘密地回到彼得堡居住，在这儿一直住到8月底。为避免沙皇保安机关的追踪，列宁经常更换住所。

为平息人民的革命情绪，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四大”闭幕不久，沙皇政府就于1906年5月10日召开了第一届国家杜马。列宁认为，在革命走向低潮时，布尔什维克应当利用国家杜马讲坛揭露沙皇专制制度，团结和教育人民群众。

5月22日，在帕宁娜民众文化馆召开了讨论第一届国家杜马活动的3000余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参加者大多数是彼得堡工人群众。大会受到了警方的秘密监视。立宪民主党人沃多沃佐夫和奥戈罗德尼科夫先发言，为他们背着人民同沙皇政府暗中勾结的行为辩解。接下来会议主席请化名为卡尔波夫的列宁发言。刚刚走上讲台，许多人就认出了列宁，大家情绪一下子高涨起来，暴风雨般的掌声缓和了会场的紧张气氛。针对奥戈罗德尼科夫只承认立宪民主党人同沙皇谈判而不承认同沙皇勾结的说法，列宁直截了当地反问道：“按照奥戈罗德尼科夫的说法，没有什么勾结，只是谈判。但什么是谈判呢？谈判就是勾结的准备。而什么是勾结呢？勾结则是谈判的实际结果。”列宁用有力的手势和犀利无比的语言揭露了立宪民主党同沙皇专制制度幕后进行谈判的政策，斥责了沙皇政府血腥镇压革命者的罪行，号召工人坚持斗争，取得最后胜利。最后，大会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决议。

散会时，工人们把身上的红色衬衣扯下，制成一面面鲜艳的红旗，高唱着革命歌曲走上了街头。克鲁普斯卡娅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她也为列宁精彩的演说所折服，感到无比兴奋激动。但散会后，她极力劝阻列宁不要再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说，列宁回答说，这正是需要向广大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布尔什维主义的时候，就是冒一点风险也是值得的。

5月至7月，列宁分别向莫斯科区、圣加利分区、纳尔瓦区、圣哈耳斯克分区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和工人，波罗的海造船厂和机械厂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全俄国民教师大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的工作人员，作了报告，报告的内容是关于党的“四大”、第一届国家杜马和土地问题的。7月初，列宁在彼得堡帕沙尔卷烟厂女工集会上发表演说，支持工人的倡议，发动罢工，抗议厂方拒绝满足她们的经济要求。

1906年7月22日，沙皇政府在看到受布尔什维克影响的劳动派提出制定没收地主土地和一切土地国有化的法令并导致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后，便下令解散了第一届国家杜马。7月23日早晨，列宁在彼得堡郊区姐姐家中得到消息后，立即离开萨布林诺，和同志们讨论新形势，制定布尔什维克的新杜马策略。

7月23日，列宁来到芬兰的库奥卡拉，在彼得堡党的工作者会议上，发表了第一届国家杜马解散后党的任务问题的演说。他批判了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制订的号召进行总罢工及反对解散杜马的计划，指出应当利用解散杜马作为导火线，进行集中宣传，号召全民同时起义。同一天，他在教育博物馆召开的彼得堡布尔什维克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作关于当前局势的报告。7月29日，列宁得知斯维亚堡士兵和水兵可能立即发动自发革命的消息后，起草决议草案，提交党的彼得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通过，执行委员会在当天就通过了这个决议，并派代表团到斯维亚堡了解情况并推迟发动起义的日期，责成代表团在不可能制止发起行动的情况下，参加起义的领导工作。列宁要求彼得堡各区党组织必须在秘密处所不间断指派值班人员，以便听到彼得堡委员会的号召后，动员工人在任何指定的时间掀起罢工。8月2日，彼得堡委员会根据列宁的提议作出决定，举行政治总罢工，支援斯维亚堡和喀琅施塔得的起义。他还在彼得堡帕沙尔卷烟厂女工大会上发表演说，支持工人发动罢工，以抗议厂方拒绝满足她们的经济要求。8月2日至10日，列宁参加彼得堡党的布尔什维克领导者会议，会上讨论了党的策略问题。他还在7月间写了《杜马的解散和无产阶级的任务》，这本小册子由“新波涛”出版社出版，在莫斯科发行。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代表费·埃·捷尔任斯基将列宁的300本《杜马的解散和无产阶级的任务》运往波兰散发。

9月2日，彼得堡的形势吃紧，列宁不得不移居到离彼得堡一小时路程的芬兰的库奥卡拉，住在距库奥卡拉车站不远的布尔什维克加·达·莱特伊仁的住宅“瓦萨”别墅里。“瓦萨”别墅宽敞而不舒适，它起初是社会革命党人制造炸弹的地方，后来加·达·莱特伊仁带着家眷住进来。莱特伊仁在别墅边上给列宁腾出一间房子。不久，克鲁普斯卡娅从俄国来到这里，莱特伊仁就从别墅里搬走了，列宁夫妇占用了别墅楼下的全部房间。接着克鲁普斯卡娅的母亲也来了，列宁的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也在那里住了一些日子。别墅的楼上住着波格丹诺夫夫妇。

列宁1906年夏至1907年冬先后住过的库奥卡拉的“瓦萨”别墅

列宁1907年11月在赫尔辛福斯附近奥格里比雅住过的地方

当时，俄国警察不能越过边境到芬兰去，因此，列宁住在“瓦萨”别墅十分自由和安全。列宁在这里住了一年多，直到1907年12月30日去了斯德哥尔摩。在这段时间，列宁也十分忙碌，以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方式领导了布尔什维克和俄国国内的革命运动。概括地讲，主要有以下活动：

一是经常会见中央委员会、彼得堡委员会和地方组织的同志，同他们讨论党的工作，并作出指示。许多党内的负责同志和一些工作人员都十分熟悉列宁的住所，他们来到库奥卡拉，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不用问路，就能顺利地来到列宁的住处。夜里主人在饭厅里摆上一壶牛奶和一些面包，在沙发上铺上被褥，以便有人坐夜车来了，谁也不用惊动，吃点东西就可以躺下睡觉。早晨，列宁常常在饭厅里接待夜里来的同志。列宁在那里领导着布尔什维克的工作。1906年9月2日，列宁在库奥卡拉“瓦萨”别墅同莫斯科委员会派来的代表玛·莫·埃森谈话，就党的策略问题作出了指示。9月上旬，列宁会见了罗萨·卢森堡，同她讨论俄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前途问题。夏天，列宁会见了费·埃·捷尔任斯基、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等人，同邦契-布鲁也维奇讨论了是否可以出版《列宁选集》的建议，以及关于彼得堡工艺学院学生被捕的问题。11月下旬，列宁会见了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和伊·克·拉拉扬茨，他们参加了将在塔墨尔福斯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军事和战斗组织第一次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列宁指示他们：在采取任何比较重大的措施时都必须让布尔什维克中央知道。

二是领导布尔什维克的杜马党团和俄国工人运动的工作。1906年夏天，列宁委托布尔什维克费·安·谢尔盖耶夫前往乌拉尔，向乌拉尔各党组织介绍在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中布尔什维克的策略。10月13日，阅读劳动派成员向国家杜马提出的土地改革法案。1906年9月至1907年3月14日，列宁阅读了尼·安·鲍罗廷的小册子《从数字看国家杜马》，并在《立宪民主党和劳动派》一文中引用了这本小册子中的材料。1906年11月23日，列宁读马尔托夫的《关于准备选举运动问题》一信，并作批注，在《〈社会民主党和选举运动〉一文附言》中引用了马尔托夫的信。1906年11月28日至1907年1月28日之间，列宁以《在西方和我国的选举协议》为题，向彼得堡涅瓦区谢米扬尼科夫分区的工人作演讲。1906年12月5日，列宁委派马·尼·利亚多夫去乌拉尔，领导布尔什维克参加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的工作。1907年1月31日，列宁写《彼得堡社会民主党的选举运动》一文。2月22日，列宁写《彼得堡选举的总结》一文。3月2日，同法国《人道报》的阿韦纳尔谈话，阐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选举运动时期的策略。3月5日，列宁写《第二届国家杜马的开幕》一文，发表在《新光线报》第1号上。3月12日，列宁写《杜马即将解散和策略问题》。3月17日，列宁在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上作关于杜马运动和杜马策略的报告。5月30日，列宁修改布尔什维克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草案初稿，并参加国家杜马问题决议起草委员会的工作。

三是参加和主持党的一系列会议，筹备并领导了党的“五大”工作。1906年9月9日，在列宁主持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召开党的会议，尖锐批判了孟什维克“工人代表大会”的口号，主张召开党的“五大”。11月16日至20日，列宁主持了在塔墨尔福斯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会议（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就国家杜马、地方党组织建设等问题发言。12月5日，列宁委派马·尼·利亚多夫组织党的“五大”代表的选举工作。1907年1月至2月，列宁同绍罗夫就筹备即将召开的“五大”问题和武装起义问题交谈。2月28日至3月3日，列宁拟订《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2月至3月，列宁出席彼得堡委员会召集的布尔什维克宣传员会议，并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4月7日，列宁主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代表会议，就彼得堡委员会的改组和组织问题发言。3月，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关于“五大”选举问题会议上作报告。4月底，列宁为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启程前往哥本哈根，在这里，他召集了出席代表大会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开会，并在会上就战斗队问题发表了讲话。会议进行期间，丹麦警察突然要求代表们在12小时之内离境。于是，党的“五大”被迫改到伦敦召开。在伦敦，列宁再次见到了高尔基，两个老朋友紧紧地拥抱握手。列宁亲切地看着高尔基，诙谐地说：“您来了，真是太好啦！您不是喜欢打架吗？我们在这里将要大干一场。”代表们住的旅馆的房间既简陋又潮湿。列宁知道高尔基正患肺病，为高尔基的房间不够干燥而深感不安。列宁在高尔基房间里一会儿摸摸被褥，一会儿看看壁炉，忙活了半天方才离开。会议间隙，列宁和高尔基做了一次深谈，认为高尔基的小说《母亲》对革命青年和工人“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同时也坦率地指出了小说的不足。对此，高尔基深表赞同和感谢。1907年5月13日至6月1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英国伦敦召开。共有336名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代表着全国的15万党员。布尔什维克在大会上占据了稳定的多数，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就一些主要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在几个最重要的原则性问题上，如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和工会问题、关于所谓“工人代表会”问题等，都通过了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决议议案。最后，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委员会。代表大会结束后，布尔什维克代表又召开了会议，选举产生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列宁在党内的威信也空前地提高了。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会址：伦敦兄弟会教堂

四是在党的“法庭”上取得胜利。1907年1月19日，根据列宁的建议，党的彼得堡组织召开了代表会议，目的是解决关于杜马运动的策略问题。共有70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其中布尔什维克39人，孟什维克31人。列宁被选入主席团。孟什维克在确认会议一定会否定同立宪民主党建立联盟的策略后，便退出了代表会议。孟什维克代表退出代表会议后，单独召开了会议，选举了自己的执行机关，在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参加下散发了传单——《为什么我们要退出代表会议（出席代表会议的31个代表致中央委员会的声明）》。他们进行了单独的杜马运动，同民粹派政党成立协议，同立宪民主党谈判以便订立协议。列宁针对这件事写了《31个孟什维克的抗议》《彼得堡的选举和31个孟什维克的伪善行为》，批判了31个孟什维克歪曲事实、编造退出代表会议的“理由”以便欺骗读者的行为，揭露这些人退出代表会议之后参加小资产阶级联盟并且同立宪民主党人做买卖的勾当。1月下旬，孟什维克占多数的中央委员会设立了一个党的法庭，策划对列宁进行审查。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向列宁提出控诉，力图破坏布尔什维克的威信，把列宁开除出党。对于孟什维克这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行为，彼得堡党组织于2月下半月召开了由234名布尔什维克参加的会议，一致支持列宁，并认为彼得堡组织出现的分裂应归咎于孟什维克，要求彼得堡党代表会议对孟什维克中央委员唐恩和31个孟什维克提出反控诉。接着，彼得堡党组织举行了第三次代表会议，批准234名布尔什维克的提议，并且通过决议，从根本上支持列宁在小册子《彼得堡的选举和31个孟什维克的伪善行为》中提出的对唐恩和31个孟什维克的指责。代表会议委派审判员担任代表出席法庭。彼得堡市许多布尔什维克分区会议和工厂会议都发表声明，支持列宁。31个孟什维克向彼得堡委员会发出声明，说他们在对列宁同志进行审查之前，不能参加彼得堡委员会的会议，因为彼得堡委员会宣布拥护列宁。作为对声明的回答，彼得堡委员会通过决议，提请中央委员会注意孟什维克所进行的破坏活动，中央委员会必须阻止这种破坏活动。如果中央委员会不采取措施，这将意味着它准许分裂。4月10日左右，列宁在党的法庭上宣读辩护词，揭露孟什维克的分裂活动，并对唐恩和31个孟什维克提出反控诉。由于法庭是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设立的机构，它认为自己无权对唐恩和31个孟什维克起诉，因此要中央委员会规定它在反控诉问题上的职权范围。为此，中央委员会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并确定这个法庭是专为审理列宁的案件而设立的，至于是否再把他人提交法庭，这完全要由中央委员会决定。这样一来，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既是一个控诉机关，又是一个决定法庭成员和法庭职权的机关。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合理的，也不利于树立党的威信。法庭一共开庭两次，没有什么结果。后因5月份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而暂停开庭，于是列宁向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提出请求：直接由代表大会授予法庭以全部审判权，使法庭不受与案件有直接关系的中央委员的任何约束，使法庭有权不受任何限制地全面审理案件，可以审判一切党员和党的一切机关，包括中央委员会孟什维克委员在内。列宁向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提交了《彼得堡的分裂以及因此设立党的法庭问题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并附上自己在法庭上的辩护词（对中央委员会孟什维克委员的起诉词）。列宁在辩护词中说明了中央委员会对他提出的控告是完全不正确的，也是不老实的（中央委员会的控诉书认为，列宁在报刊上指责31个孟什维克，必然造成无产阶级队伍的混乱，使党员政治上的忠诚受到怀疑，并且会被无产阶级的敌人利用来同社会民主工党做斗争）。列宁认为他的小册子批评唐恩和31个孟什维克的错误是以大量事实为根据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个发生了分裂的政党，而且31个孟什维克在彼得堡党组织中重新造成了分裂，中央委员会不但不制止这种分裂，反而加深了这种分裂。根据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应该实现统一，而任何地方发生了分裂，都不应当在分裂的基础上进行斗争，而应当到中央委员会去申诉，或者请求中央委员会协助恢复统一。可事实上，中央委员会在彼得堡却是分裂的主谋和参加者。唐恩和31个孟什维克的分裂活动正好遇上彼得堡的选举活动。如果没有迫不及待的公开的群众性的政治发动，或者党没有从事某种政治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发生分裂，有时并不需要马上进行无情的斗争。但是，既然有选举运动，就意味着要无条件地立刻进行歼灭性的斗争。列宁认为，在群众中散布对对方的仇恨、憎恶、蔑视，在统一的党内是不容许的，而在分裂的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和必要的。列宁理直气壮地指出：“我是有意识地、有目的地在跟着选举前夜分裂出去的孟什维克走的彼得堡无产阶级队伍中间制造混乱的，而且只要有分裂，我是永远会这样做。”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后，中央委员进行了换届选举，原来设立的法庭“人去楼空”，“审判”列宁的案件也就不了了之了。

伦敦的英国博物馆阅览大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后列宁曾在此校订自己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速记稿

五是阅读了大量书籍，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阐述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1906年初，波格丹诺夫在狱中写了《经验一元论》第三卷。夏天，他把这一卷送给列宁看。列宁坐下来仔细阅读，读完之后非常生气，因为他清楚地看出，波格丹诺夫走的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是极端错误的道路。于是，列宁就给他写了一封关于哲学问题的长达三个笔记本的信。列宁曾把这些笔记本送给一些朋友，包括卢那察尔斯基看过。列宁本想用《一个普通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见解》的书名发表出来的，但当时没能实现。而后来这些笔记本又没能找到，列宁很后悔当初没有立即把它发表。1906年，列宁还进行了以下研读活动：读马克思的小册子《论犹太人问题》，并在关于国家摆脱宗教和关于信仰自由等文字下面画标线；读马克思的小册子《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重点标出下列各处：关于无产阶级在19世纪革命中的作用、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关于资产阶级自由的局限性、关于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读卡·考茨基的小册子《爱国主义、战争和社会民主党》，重点标出下列各处：关于很难确定一个民族是否要进行进攻或防御战的问题、关于个人和民族必须服从无产阶级国际解放斗争的任务、关于只有在国家利益同无产阶级利益相一致的情况下保卫祖国才能成为社会民主党的义务；校阅恩格斯的小册子《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的俄译本；读恩格斯的《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等文章，重点标出下列各处：关于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文献的高度评价、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俄国村社的意义，等等；读亚·伊·丘普罗夫教授的小册子《论土地改革问题》并作批注；读卡·考茨基的《天主教会和社会民主党》一书并作批注；读罗莎·卢森堡的《总罢工、政党和工会》一书并作批注；校阅卡·考茨基的《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小册子的俄译本，并为小册子写序言（小册子的俄译本于1906年12月底在莫斯科出版）。在进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础上，列宁阐述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在《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1907年2月28日——3月3日）等文章中，列宁对俄国各政党进行了认真细致的阶级分析。即使在他工作十分繁忙的时候，列宁也没有忘记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他认为，在俄国革命年代，必须特别细心地研究马克思论述工人运动和世界政治各种问题的材料。马克思在动荡的19世纪60年代所采取的政策，在很多情况下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确定革命政策时应该直接效法的榜样。在《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1907年2月18日）中，列宁强调必须向马克思这位无产者的理论家和领袖学习对革命的信心，学习号召工人阶级把自己的直接的革命任务坚持到底的本领，学习那种决不因革命暂时失利而灰心丧气的坚韧不拔的精神。他拿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评价同孟什维克对俄国1905年革命的态度作对照，充分展示了马克思高度重视群众的历史主动性、不因革命一时失利而消沉的崇高品质，把普列汉诺夫等机会主义知识分子软弱无能、惯于忏悔、厌倦革命的表现揭露得淋漓尽致。《〈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1907年4月19日）是一篇有重要理论意义的文献。在这篇序言中，列宁要读者特别注意的是如何科学地对待、正确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列宁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区别英美工人运动和德国工人运动的不同情况给予分类指导为例，说明两位革命导师精通唯物主义辩证法，善于针对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的具体特点突出问题的不同重点和不同方面，不愧为“针对不同国家的民族工人运动所处的不同阶段给战斗的无产阶级确定任务的典范”。《〈十二年来〉文集序言》是列宁为当时准备出版的他的著作——三卷集《〈十二年来〉文集》——所写的。序言结合收入文集的各篇著作，简明地叙述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和社会民主党内两派在1895年至1907年间围绕理论问题、党的纲领问题、组织问题、策略问题进行的斗争。列宁指出，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和孟什维主义是同一历史趋势的不同表现形式，了解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倾向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形式，对于坚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对于无产阶级在斗争中接受锻炼是十分必要的。列宁的这篇序言是指导我们研究这一时期列宁著作的权威性文献。

《十二年来》文集的封面（中）及彼得堡高等法院查禁该书的决定

六是对土地问题的研究。在1905年革命失败之后的革命低潮时期，列宁再次对土地问题做了很多研究。他总结了1905-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历史经验，分析农民土地斗争的性质和意义，揭露了孟什维克的土地地方公有纲领的本质，全面论证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土地国有化纲领。《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书，是列宁在这个时期研究俄国土地问题、论证党的土地纲领的最重要的著作。这本书是列宁在1907年11月至12月间写成的。它于1908年在彼得堡付印时被沙皇检查机关没收销毁。保存下来的仅有一本，而且还缺最后几页。直到1917年9月，本书才得以出版。列宁补写了所缺几页和“跋”。列宁指出，土地问题是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它决定了这场革命的民族特点。俄国土地变革的实质是消灭农奴制度的经济支柱——地主土地占有制。消灭农奴制度可能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农奴主-地主农场缓慢地转变为容克-资产阶级农场的道路；一条是用暴力来摧毁旧的土地占有制的道路。列宁称前一条为普鲁士式的道路，后一条为美国式的道路。在俄国的具体条件下，要建立起真正自由的农场主经济，必须废除包括地主土地和份地在内的全部土地的“地界”，扫除一切中世纪的土地关系。这种经济必要性使俄国农民群众成了土地国有化的拥护者。无产阶级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最坚决地支持一切反对旧制度的斗争，在新兴的资产阶级社会中尽量争取有利于本阶级的一切条件。由此必然得出结论：社会民主党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纲领只能是土地国有化。列宁着重批判了孟什维克提出的土地地方公有化纲领。列宁在后来写的《跋》中进一步指出，土地国有化不仅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最高成就”，而且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

七是领导和编辑一系列革命报纸。1906年9月，列宁开始编辑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1909年11月。1906年秋天至1907年上半年，列宁在“瓦萨”别墅居住期间，经常会见工人布尔什维克C.B.马尔柯夫。马尔柯夫受彼得堡委员会的委派，把报纸和必要的材料带给列宁，并把列宁的文章和信件带回彼得堡。1906年12月，列宁参加编辑莫斯科枢纽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铁路局机关报《铁路员工报》第1号，该报在芬兰由《无产者报》印刷厂印出。第1号报纸刊登了列宁撰写的《以波兰社会民主党、拉脱维亚边疆区、圣彼得堡、莫斯科、中部工业地区和伏尔加河流域的代表名义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提出的特别意见》。1907年上半年，列宁多次力争出版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2月7日，列宁和其他人一起编辑出版了布尔什维克的公开性周报——《视觉报》，出版的两号报纸都被警察局没收了，法庭还禁止它继续出版。3月5日，列宁和沃罗夫斯基、高尔基等人编辑出版了布尔什维克的公开性政治文艺日报——《新光线报》，共出版了7号，彼得堡市长下令查封了它。4月7日，列宁编辑出版布尔什维克日报——《我们的回声报》，4月23日遭到彼得堡市长的查封。该报共出版14号，每一号上都有列宁写的文章。“六三”政变后，由于政府禁止出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合法报纸，中央委员会决定出版秘密的中央机关报。1907年9月20日，列宁被选入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委员会和编辑部管理委员会。《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出版工作问题迟迟不能解决，创刊号于1908年2月才在俄国出版，以后移到国外，先后在巴黎和日内瓦出版。列宁在报上发表了80多篇文章和短评。

八是参加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20世纪初，帝国主义各国为争夺世界霸权、原料产地和殖民地，矛盾日益加深，摩擦和纠纷不断。在帝国主义战争危机日益加剧的形势下，第二国际于1907年8月18日至24日在德国斯图加特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有来自五大洲25个国家的886名代表。这是第二国际规模空前盛大的一次大会，也是列宁首次参加的第二国际的会议。这次大会代表的情况是极其复杂的。各国的左派在会议中占少数，右派和中派占优势。能和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代表共商社会主义运动大计，列宁感到十分兴奋。他的到来，引起了一些革命家的注意，善于以艺术家的敏锐眼力抓住人物特征的罗莎·卢森堡悄悄告诉蔡特金：“好好看看这个人，这就是列宁，瞧一瞧他那执拗倔强的头颅骨……他就是那位正在领导俄国无产阶级推翻沙皇专制政体的英明领袖。”蔡特金对列宁仰慕已久，会后专门请列宁到家中做客。会上，大会执行主席、德国工人运动领袖倍倍尔认为“布尔什维主义是一种幼稚病”，列宁进行了反驳，并指出“应当毫无顾忌地和坦率地批评德国领袖们的错误”。由于当时欧洲两大军事集团——同盟国和协约国已经形成，帝国主义之间斗争尖锐，疯狂扩军备战，使国际形势日益紧张，因此，关于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问题，也就是战争与革命问题，便成为这次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在反对军国主义和对待战争的态度问题上，提交委员会的共有四个决议草案。它们分别是由法国社会党极左翼爱尔威、法国社会党多数派的代表饶勒斯和瓦扬、法国社会党少数派的代表盖得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倍倍尔提出的。反对军国主义问题的专门委员会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后，决定成立一个分委员会。这个分委员会的任务，就是起草一个一致同意的决议案，提交大会讨论。经过对已提出的四个决议案进行分析和对比，列宁和卢森堡等认为，倍倍尔提出的决议案中有很多正确的内容，它是代表整个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提出的，而倍倍尔本人又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有威望的领袖人物，以他的决议案为基础进行修改，容易为大多数代表所接受。于是在会上，由卢森堡代表波兰和俄国社会民主党提出了同列宁一起草拟的修正案，对倍倍尔的决议案作了补充，删去了“防御战”和“进攻战”的错误部分，增添了富有革命精神的原则意见，明确地提出无产阶级用社会主义革命来反对帝国主义的策略路线，使倍倍尔的决议草案面貌为之一新，结果被大会顺利通过。这个修正案对以后的哥本哈根和巴塞尔国际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基本行动准则，是马克思主义反对机会主义的一次重大胜利。

《无产者报》编辑部旧址

载有列宁文章的《无产者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指定列宁为该党在社会党国际局代表的决定

第二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大厅

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倍倍尔、蔡特金、卢森堡

列宁在评论这次代表大会时写道：“总的说来，斯图加特代表大会鲜明地对比了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在一系列最重大问题上的态度，并且本着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解决了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