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传：革命前夜的正确政策和策略

1905年1月16日，彼得堡普梯洛夫工厂爆发了10万工人大罢工，反对政府随意解雇工人。1月20日，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工人罢工扩展为全城总罢工。为镇压全城工人的罢工运动，政府精心策划了以血腥屠杀工人来镇压工人运动的计划，企图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警察局的暗探加邦牧师组织了伪工人组织，即拥有9000人的“圣彼得堡俄国工厂工人大会”。他到处散布谎言，煽风点火，诱骗工人前往冬宫向沙皇和平请愿，说沙皇一定会出来“接见”群众，“倾听”和“满足”群众的要求，许多人信以为真。

1905年1月9日，彼得堡普梯洛夫工厂门前的罢工群众

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委员会很快获悉了政府当局的企图，立即做群众的思想工作，他们用传单等方式，告诉工人，用请愿“这样一个轻微的代价决不能换得自由，自由是要用鲜血去获取，自由是要用手执武器，在残酷的战斗中去赢得”。希望工人群众不要上当受骗，遭受屠杀。但是，有很大一部分工人对“慈父沙皇”抱有幻想，认为沙皇会替他们着想，予以恩赐。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只好决定陪伴请愿队伍，让事实来说话。

1月22日（俄历1月9日），彼得堡的14万工人带着他们的妻儿老小，排成纵队，手举旗幡、圣像和沙皇像，唱着祷告歌，拿着陈述本身疾苦并要求沙皇赐予“恩惠”的请愿书，来到冬宫和平请愿。途中遭到了预先埋伏好的3万士兵和1万警察的阻击。下午2点，当游行队伍到达冬宫广场周围时，沙皇政府按照事先计划，下令埋伏好的荷枪实弹的8万军队和1万名警察向请愿群众开枪射击，接着出动骑兵冲击，用马刀砍杀。街道和广场上顿时血流成河，有1000多人被打死，伤者甚众。俄历1月9日是星期日，因而史称“流血星期日”。原来暂时不觉悟的工人终于从“流血星期日”中醒悟过来，他们和先进的工人一起，抛弃了原来的幻想，积极行动起来，夺取武器，占据军火库，建造街垒，工人运动的浪潮迅速波及全国。仅1905年1月就有44万工人参加罢工，比过去10年的罢工总人数还多。俄国正处于革命的前夜，新的形势要求布尔什维克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

1月23日，列宁夫妇在去图书馆的路上遇到要去找他们的卢那察尔斯基夫妇，得知了俄国国内发生的事变。于是，他们立即去勒柏辛斯基夫妇办的侨民食堂，这是日内瓦布尔什维克的集会地点，凡是得知彼得堡事件的布尔什维克都聚到这里，交换各自不同来路的关于俄国革命的消息。

1905年1月22日彼得堡冬宫前军队对和平请愿工人群众的屠杀

和大家交流过看法后，列宁以敏锐的眼光、深刻的洞察力，立即在《前进报》上出版评述“流血星期日”的专刊。在《俄国革命》《俄国革命的开始》《革命的日子》等文章中，列宁指出，革命是成功的暴动，而暴动是没有成功的革命。流血星期日事件证明，无产阶级在一天中所受到的革命教育，是他们在浑浑噩噩的、平常的、受压制的生活中几月几年都受不到的。经过几十年和几个世纪的酝酿而成熟起来的矛盾，使生活变得丰富起来，一向不露头面因而常常被肤浅的观察家所忽视甚至蔑视的群众，已登上了政治大舞台，在专制制度和人民之间是谈不上和平的。被沙皇军队屠杀的成千上万的无产者是起义者而不是暴徒。列宁还十分正确地预示，俄国工人阶级站起来开始推翻俄国沙皇制度的事业，将是世界各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将促进一切民族、一切国家、地球上各个角落的全体工人的事业。另外，列宁反复阅读和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巴黎公社革命、起义、军事等方面的著作，全面地考虑了武装起义的技术问题、组织问题，并写下了《关于公社的演讲提纲》《论巷战》等著作。

面对不断高涨的革命浪潮，需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立即制定出正确的策略。为此，列宁认为，必须召开党的“三大”。1905年2月11日，列宁写信给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常务局委员会波格丹诺夫和古谢夫，要求加快“三大”筹备的进程，排除一切干扰和障碍，避免拖拉作风。要求为立即同孟什维克断绝一切关系而进行公开和坚决的斗争。列宁指出，现在是战斗时期，要充满朝气地、生龙活虎地、坚决果断地从事社会民主主义革命工作，因此必须广泛大胆地把青年组织起来，不要对青年存有戒心。应到青年中去建立更多的《前进报》派小组，并鼓励他们全力工作。列宁认为，整个斗争的结局都将取决于青年，取决于青年大学生以及青年工人。因此应迅速地把一切具有革命主动性和首创精神的人团结起来、动员起来，不要怕他们没有经验和缺乏锻炼。

1905年2月25日，列宁从利亚多夫自俄国寄来的信中得悉中央委员会同意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消息，他立即写信给常务局委员古谢夫，要求常务局不要对中央委员会作丝毫的让步，在召开代表大会问题上要保持自己完全的独立性。3月10日，列宁把多数派常务局关于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号召书，冠以《关于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通告》的标题，刊登在《前进报》上。同时，列宁还给俄国国内各组织写了一封公开信，指出代表大会要讨论的重要问题是：组织、同基层组织的关系、起义、武装工人、为起义同社会革命党人达成协议、支援革命的农民运动以及许多其他问题，其中军队工作、农民工作尤为重要。

列宁《俄国革命的开始》一文在《前进报》上发表

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规定，党的代表大会应由党总委员会召开，但以普列汉诺夫为主席、孟什维克占多数的党总委员会屡次拒绝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关于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合理建议。在布尔什维克发出“关于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通知”后，普列汉诺夫于1905年3月21日主持召开了党总委员会会议，通过了由普列汉诺夫起草的决议，决议认为即将召开的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是非法的，命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各个组织要拒绝参加这个代表大会，并宣布：参加者，将被开除党籍。

1905年4月25日，列宁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写了《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委员会主席普列汉诺夫同志的公开信》，信中指出，截至4月17日，赞成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有21个委员会。表示赞成召开代表大会的票数已远远超过了党章所规定的票数（75票中的52票），总委员会应当立刻无条件地宣布召开代表大会，而不应当提出党章上没有规定的任何先决条件或要求。在说明尽快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原因之后，列宁还指出，由于党总委员会主席拒绝召开总委员会会议，中央委员会声明，总委员会主席普列汉诺夫同志这种严重违反党章的行为本身，就使党总委员会丧失了履行职责的可能性，从而也就是在实际上擅自取消了党总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把它对党的忠诚置于对总委员会的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三个国外的委员的忠诚之上，它将把这次冲突交给党来裁判。

孟什维克看到已无法阻挡布尔什维克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但又不愿意和布尔什维克一起参加代表大会，因为担心其在代表大会上人数少，于是就决定在日内瓦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由于参加他们代表大会的代表寥寥无几，只有9个委员会的代表出席，因而不得不改名为第一次全俄党的工作者代表会议。这次会议依照机会主义精神审查了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通过了孟什维克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策略路线：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应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不应与农民接近，而应该追随资产阶级；不应举行武装起义，而应通过国家杜马，或召开立宪会议，用和平方式改良沙皇制度；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应让革命停顿下来，让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等待无产阶级占人口多数时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显然这条路线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在俄国的翻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于1905年4月25日至5月10日在伦敦举行。负责筹备工作的委员们于4月18日前从国内来到日内瓦。列宁在4月19日至24日主持召开了组织委员会会议，讨论了代表大会的工作。

4月25日，列宁持库尔斯克和敖德萨委员会有表决权的委托书，克鲁普斯卡娅作为有发言权的代表，他们和其他同志一起从日内瓦启程前往伦敦，出席党的代表大会。

列宁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三大”的代表证

出席代表大会的有31个委员会的代表，有20个布尔什维克委员会的38名代表参加。它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派克拉辛和柳比莫夫出席。列宁提议，由年纪最大的代表米·格·茨哈卡雅宣布大会开幕。列宁为茨哈卡雅起草了代表大会开幕词。在开幕式上，列宁被选为代表大会主席团主席，李维诺夫和波格丹诺夫被选为代表大会主席团副主席。列宁作为代表大会主席领导并主持了第三次代表大会，他在代表大会上发言近140次，参加了决议草案的起草委员会，起草代表大会讨论的几个基本问题的决议草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三大”会议记录》封面

列宁在代表大会上就武装起义问题、社会民主工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问题、对农民运动的态度问题、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党章及其他一系列问题发表了演说。

代表大会批准了列宁提出的党章第一条条文，选出了以列宁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它替代了原来的3个党中央机关：中央委员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党总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会上，列宁被任命为代替《火星报》的党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主编和中央驻国外代表。

4月27日，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闭幕。会后，列宁和代表们一起到伦敦海格特公墓拜谒了马克思墓。在从伦敦返回日内瓦时，途经巴黎，列宁和部分代表一起参谒巴黎公社战士被枪杀的地方——贝尔-拉雪兹公墓“公社战士墙”。

在列宁主持下，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重要文件译成德文和法文出版，以便于西欧先进工人及时正确地了解布尔什维克党的策略，同时也有力地驳斥西欧机会主义，有力驳斥了对布尔什维克怀有偏见并加以攻击的领导者。

俄国大多数党组织接受了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把它当作争取民主革命胜利的战斗纲领，这些决议成为党的全部实践活动的基础。

代表大会之后，列宁代表中央委员会给社会党国际执行局书记卡·胡斯曼写信。通知他，根据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定，《火星报》不再是党中央的机关报，而是在日内瓦发行的周报《无产者报》，普列汉诺夫不再是俄国党驻社会党国际执行局的代表，当中央委员会未派去专门代表期间，一切问题应向中央委员会代表联系。普列汉诺夫得知后，暴跳如雷，宣称“三大”的召开是“擅自行动”，要求执行局干预俄国党内部事务。执行局听信普列汉诺夫的话，打着“调停”的旗号，组成仲裁“法院”，要求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停止争论”，支持孟什维克的策略。考茨基公开著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分裂》，把“三大”说成是“列宁和他的朋友对普列汉诺夫和他的朋友的攻击”。列宁看后十分生气，他给《莱比锡人民报》编辑部写了一封公开的抗议信，他写道：“假如你们真正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兄弟党，那就不要相信所谓的不偏不倚的德国人向你们叙述的关于我们党的分裂的任何一句话。你们唯一需要的是文件，真正的文件。同时，请不要忘记：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同时，列宁还多次写信给胡斯曼，揭露孟什维克的分裂活动，驳斥普列汉诺夫的错误言行，不同意执行局干预俄国党内的事务，拒绝了有关人士出面“调停”的行为。1905年9月之后，中央委员会决定任命列宁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驻社会党国际执行局代表。

鉴于俄国国内革命运动的高涨和深入，越来越迫切地需要列宁的理论和思想来指导。1905年7月，中央委员会决定成立出版事务委员会，并请列宁不要把自己著作的版权卖给其他人，不要把全权交给他人，他的著作将通过出版事务委员会出版。1905年9月，中央委员会又任命列宁担任彼得堡知识出版社编委，不久又受命监管在日内瓦成立的平民出版社。

“三大”后，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实际上形成了两条根本对立的策略路线，表明了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对待1905年革命的截然不同的态度。为了全面地阐明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路线，彻底揭露和批判孟什维克、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策略路线，把俄国革命引向胜利，列宁撰写了著名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在这本书中，列宁用新的革命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完整地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策略问题，为布尔什维克党奠定了策略基础。

首先，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必须坚持领导权。孟什维克认为俄国革命既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那么就只能产生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结果，只有资产阶级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而无产阶级只能做助手，不应该也不能领导这次革命。列宁指出，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但这次革命与西欧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同。它发生在帝国主义时代；这个革命不是上层的革命，而是全体工人阶级和全体农民参加的人民革命；处在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由于它的阶级地位，必然使它在民主革命中表现不彻底。俄国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和反动性，决定了它不能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反之，深受沙皇专制统治和资产阶级剥削双重压迫的无产阶级，却力求使民主革命进行彻底。无产阶级完全能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因为无产阶级按其地位来说是最先进的和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它有一个阶级性十分严格的独立政党。革命的结局将取决于工人阶级是成为政治上软弱的资产阶级的助手，还是成为人民革命的领导者。可见，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是革命成败的关键。

其次，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必须有巩固的工农联盟。为了把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的可能变成现实，在俄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孤立自由资产阶级，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无产阶级如果不把资产阶级击败，不揭露它对农民的欺骗，就无法把农民从它的影响下解放出来。无产阶级若不能把农民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也就不能孤立资产阶级，实现自己的领导权。因此，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是工农联盟问题。无产阶级不仅必须领导农民，而且也完全能够领导农民。

第三，人民武装起义是争取民主革命胜利的最重要手段。列宁认为，“各国人民生活中的大问题，只有用强力才能解决。一切反动阶级通常都是自己首先使用暴力，发动内战，‘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既然如此，无产阶级就应当“把实行武装起义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的任务提到第一位，这是保证人民对沙皇制度取得完全胜利、保证争得民主共和制和真正政治自由的唯一道路”。

第四，民主革命胜利后，必须建立工农革命民主专政。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就是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只能是专政，因为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所迫切需要而且绝对需要的改革，一定会引起地主、大资产者和沙皇制度方面的拼命反抗。没有专政，就不可能摧毁这种反抗，就不可能破灭他们的反革命企图。但是，这当然不是社会主义的专政，而是民主主义的专政。工农民主专政的任务是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为争取社会主义斗争铺平道路。所以，它是一种过渡性的政权，它依靠人民武装力量建立和巩固起来。如果没有这样坚强果敢的人民专政，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完成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

第五，民主革命必须而又可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孟什维克认为，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农民因获得土地而会变为资产阶级的支柱，离开革命，这样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就缺乏同盟者。只有生产力高度发展，无产阶级的人数占优势，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在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将要横着一个漫长的资产阶级专政时期，隔着一道“万里长城”。列宁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看成是一个链条的两个环节，是俄国革命发展的完整过程，两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区别在于：二者是相对独立的革命阶段，它们的任务、性质和动力有所不同。联系在于：二者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统一发展过程，它们不仅是互相交错的，而且又是互相促进的。资产阶级虽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范围，但是，要对整个民主革命刻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标记。民主革命是第一步，社会主义革命是第二步。必须尽快地走过第一步，争得共和制，无情地击溃反革命，打下走第二步的基础。等待主客观条件具备之后，将立即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两种策略》一书，于1905年7月底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日内瓦出版，秘密传布全俄各地。同年12月，彼得堡高等法院决定将此书销毁。但是这部名著所阐明的革命真理及其影响是销毁不了、封锁不住的。这部著作具有深远影响，它粉碎了孟什维克的小资产阶级策略方针，鼓舞了俄国工人阶级开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热情，指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然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光辉前景。

除撰写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外，列宁还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主编布尔什维克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修改来自国内的全部稿件，审定和编辑每一期上所刊载的文章。

在注意国外的宣传工作的同时，列宁与国内的中央委员会保持着密切联系，他经常接见从俄国来的同志，了解俄国的情况，对国内的工作予以指导。他的住所成为国内同志和各地委员会求教问题、汇报工作、征询意见、解决矛盾、克服困难、商讨问题的中心。彼得堡、基辅、高加索、敖德萨等地的委员会先后通过各种方式和列宁取得了联系。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封面（1905年日内瓦版）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手稿第一页

对于中央委员们以及各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来信，列宁都及时地给予答复。1905年6月，列宁给中央委员会写信，对中央委员会的工作组织得不好提出批评，建议加强思想领导，补充中央委员会的机构，增加中央委员会的代办员，并对有关人选提出了意见。中央委员会接到信后，逐一照办。

列宁十分关心国内的武装暴动问题。1905年6月15日，列宁得知敖德萨黑海舰队“波将金”号铁甲舰的水兵因不堪忍受压迫和虐待而杀死军官宣布起义后，立即派中央委员会代表尤任前往指导。临行前，列宁亲自交代，要争取农民的积极支持，行动要坚决、勇敢和迅速，要武装工人，夺取城市。遗憾的是，尤任到敖德萨时为时已晚。起义失败后，列宁接见了起义的主要负责人，听取了起义过程的来龙去脉，并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派他们回国，到党的地方委员会去工作。1905年8月，沙俄军队在日俄战争中失败，更加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斗争积极性。10月，俄国革命发展成全俄政治总罢工，罢工从莫斯科、彼得堡开始扩展到全国所有的工业中心和城市，甚至蔓延到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使全国社会生活陷于瘫痪状态。在罢工中，全国普遍建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有的地方还建立了士兵代表苏维埃和工农代表苏维埃。苏维埃这一群众性政治组织，成了领导罢工、准备起义的革命机关。此时列宁虽然身居国外，但他始终与国内保持密切的联系，随时向国内的党组织发出指示。10月16日，列宁写信给彼得堡委员会，批评他们行动迟缓、纸上谈兵，要求工作人员要研究军事，集中精力组织若干个战斗队，广泛地吸收青年参加战斗队。列宁亲自拟订了组织起义、建立战斗队的具体行动计划，并采取了有效办法购买各式武器，运送回国。

1905年6月14日（俄历）开抵黑海岸边敖德萨的起义装甲舰“波将金”号

慑于国内不断加深的政治危机和此起彼伏的革命运动，10月30日，沙皇尼古拉二世颁布了诏书，允诺实行“公民自由”和成立“有立法权”的议会——杜马。孟什维克、地主、资产阶级兴高采烈，高呼“革命已经完成”“民主立宪制”即将开创出“新秩序”。列宁清醒地看到了沙皇以退为进的策略。11月1日，他在《革命的第一个胜利》一文中指出：沙皇的让步确实是极其伟大的胜利，但远远不能决定整个自由事业的命运。沙皇还远远没有投降，也没有被击溃，他还在集结自己的力量，诏书只是一纸空文，是骗人的和动听的谎言。当监狱中还关满了所谓政治犯时，当反动的书报检查制度仍旧维持时，谁还只是一味相信“诺言”呢？

列宁号召建立工人民兵，利用新争得的阵地，继续猛攻，把革命扩展到农村，坚持不懈继续完成战斗任务，从而彻底地把暴君沙皇铲除，取得真正完全的胜利。不久，列宁又在《总解决的关头快到了》一文中指出，沙皇的新诏书只是表明了政府选择了新的自己认为更加合适的战斗阵地罢了，当沙皇政权还没有被摧毁时，它的一切让步都只是一种泡影、障眼法罢了。

事件的发展不出列宁所料。在新诏书颁布不久，沙皇政府就出动了大批军警并利用“俄罗斯人民同盟”等反动组织，在全国大肆逮捕和屠杀革命者，民主立宪的骗局不攻自破。在血腥镇压面前，工农群众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更加坚决地走上了武装斗争、推翻沙皇专制的道路。

随着国内革命运动的深入，列宁回国的愿望和心情越来越迫切。早在1905年春天，他热望尽快有一天能够“不是从该死的日内瓦远方，而是在莫斯科和彼得堡街头数以千计的工人大会上，在俄国‘农夫’的自由集会上来谈革命问题”。1905年10月26日，正值国内政治总罢工如火如荼的时候，他又在给社会民主党彼得堡地方委员会的信中表示他要回国去。他认为，“在革命运动像现在一日千里异常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国外的宣传性书刊已经不得不局部地收摊，很快就会全部收摊，到彼得堡去开市”。他在信中写道：“俄国的革命真是好极了！我们希望赶快回去，看情况很快就可以如愿以偿。”

临行前，列宁给普列汉诺夫去了一封信，希望两个人会晤一下，一道回国去办《新生活报》，因为“革命本身以惊人的速度扫除我们在策略上的意见分歧……这一切将造成一个新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最容易忘掉旧事，并在生气勃勃的工作中协调起来”。在《新生活报》工作中，将“不计较过去的细枝末节，只是坚毅地领导目前战场上的工人阶级”。但普列汉诺夫没有回心转意，他明显地怀有敌意和念念不忘旧怨，甚至在《社会民主党人日记》第二期中，“像一个马车夫那样骂街”。

11月中旬，列宁自日内瓦起程，途经斯德哥尔摩，11月21日回到彼得堡。

从国外回国后的当天，列宁在姐姐弗·叶·伊万诺娃家停留了几小时，会见了中央委员克拉辛等人。当天，列宁来到“流血星期日”殉难者墓地，悼念在同沙皇斗争中牺牲的工人和群众。另外，他还到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秘密接头地点——牙科医生尤·伊·拉甫连齐的家中，会见了安·瓦·舍尔古诺夫和利亚多夫，并邀请他们出席《新生活报》编辑部扩大会议。列宁出席了彼得堡委员会的会议，就党对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态度提出了一些指导性意见，指出党应该领导苏维埃，但不能代替苏维埃，在苏维埃中党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希望广大干部党员把工作真正组织起来，克服经验上的不足，避免在会议堆中乱忙一气。另外，列宁还不厌其烦地特别询问了彼得堡地方委员会的工作、工人们的要求、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活动状况、工人武装及训练战斗队的进展，等等，尤其对武装起义的组织工作，连一些细节也不放过，如党的彼得堡委员会的成员会不会用枪、有过训练没有，以及武装的配备、炸弹如何制造、军火库的位置等。他一边问，一边作出指示。会后，列宁住在中央委员、作家鲁勉采夫的家中。他在这儿住了两个星期。

办报是列宁的拿手好戏。回国的第二天，即11月22日，列宁主持《新生活报》编辑部布尔什维克编辑人员和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会上确定了编辑部的成员，明确了办报纸的宗旨和要求。在编辑部，列宁会见了作家高尔基。高尔基曾积极地参加报纸工作，并给予报纸很大的物质支持。

列宁实际上是《新生活报》的主编，从长篇理论文章到短评，列宁都要过目。每号报纸上所要载的文章都要拿到编辑部会议上念一遍，由大家集体决定。

《新生活报》创刊号

列宁的文章也不例外。一些社论和评论，经常是以一篇为基础，列宁和大家集思广益、集体修改定稿的。像旧《火星报》《前进报》《无产者报》一样，《新生活报》在列宁的领导下，对布尔什维克、对党、对革命的指导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每期的发行量达到8万份。

列宁

玛·费·安德列耶娃

瓦·瓦·沃罗夫斯基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

阿·马·高尔基

米·斯·奥里明斯基

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

《新生活报》的出版者和主要撰稿人

列宁在《新生活报》发表文章14篇。在这些文章中，列宁提出了若干重要思想。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1905年11月26日）一文中，列宁指出，在“这个该诅咒的时代”，就会出现“伊索式的笔调，写作上的屈从，奴隶的语言，思想上的农奴制”，以及“思想畏缩”“出于无奈而吞吞吐吐”的状况。随着“沙皇制度已经没有力量战胜革命”，应该明确党的出版物的原则，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来讲，“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无可争论，写作事业最不能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但是绝对的自由是没有的，“党的出版物和它应受党的监督”，不应该“随心所欲地叫喊、扯谎和写作”，党“也有自由赶走利用党的招牌来鼓吹反党观点的人”。^[9]《军队和革命》一文提出了全民武装的思想。针对有人散布“非党性”保持政治上中立的观点，列宁在《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一文中指出，在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社会中，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势必变成政治斗争。各阶级政治斗争的最完整、最完全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政党的斗争。非党性就是对各政党漠不关心。但是这种漠不关心并不等于保持中立，也不等于拒绝斗争，因为在阶级斗争中不可能有中立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能“拒绝”参加产品或劳动力交换。而交换必然产生经济斗争，随之而来的就是政治斗争。因此，对斗争漠不关心，实际上不是回避斗争、拒绝斗争或者保持政治中立，漠不关心是默默地支持统治者。“饱食者对一小块面包是‘冷淡’和‘漠不关心’的，饥饿者在一小块面包问题上永远是‘有党性的’，对一小块面包‘冷漠和漠不关心’，并不是说这个人不需要面包，而是说这个人从不愁面包，从未缺少面包，是说他牢牢地依附于饱食者的‘政党’。在资产阶级社会中，非党性无非是对饱食者政党、统治者政党、剥削者政党采取的态度的一种虚伪、隐蔽和消极的表现。”^[10]

在《社会主义和宗教》一文中，列宁指出了宗教产生的根源、实质及危害，提出了对待宗教的科学态度。他认为，在资本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任何自由都不会使工人真正摆脱贫困、失业和压迫。宗教是一生为他人干活而又深受穷困和孤独之苦的人民群众所普遍遭受的种种精神压迫之一。正如野蛮人没有力量同大自然搏斗而产生对上帝、魔鬼、奇迹等的信仰一样，必然会产生对死后的幸福生活的憧憬。“对于辛劳一生贫困一生的人，宗教教导他们在人间要顺从和忍耐，劝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天国的恩赐上。对于依靠他人劳动而过活的人，宗教教导他们要在人间行善，廉价地为他们的整个剥削生活辩护，向他们廉价出售进入天国享福的门票。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是一种精神上的劣质酒，资本的奴隶饮了这种酒就毁坏了自己做人的形象，不再要求多少过一点人样的生活。”“就国家而言，我们要求宗教是私人的事情，但是，就我们自己的党而言，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宗教是私人的事情。”教会应与国家分离，俄国党建立在科学的而且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之上，应当用科学“来驱散宗教的迷雾，把工人团结起来为美好的人间生活作真正的斗争，从而使他们摆脱对死后生活的迷信”^[11]。

《新生活报》编辑部位于涅瓦大街上，这里不仅是编辑部的办公地点，也是党的秘密接头、开会和会面的地点。在这里，列宁经常会见来访的同志和战友。11月中旬，列宁会见了党的莫斯科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委员会常驻莫斯科组织代表维·列·尚采尔（马拉特）和莫斯科苏维埃委员利亚多夫。结合自己写的文章《无产阶级和农民》，列宁谈了党的土地纲领问题，并详细询问了莫斯科党组织的情况。

11月26日，列宁参加了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主要讨论了如何同资本家同盟歇业作斗争的问题。列宁在发言中揭露了沙皇政府用同盟歇业的办法对付革命的阴谋，他们想压迫工人屈服，或者挑起公开冲突，以武力镇压工人。列宁提醒工人们，既不要怕威胁，也不要在不利条件下仓促应战。应该提出开工的条件，如果遭到拒绝，就应团结一致，把各个地区工人、农民、士兵发动起来，举行总罢工，等到时机成熟时举行武装起义。会议一致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同盟歇业问题的决议案。

11月27日，列宁主持中央委员会会议，讨论了武装起义的有关问题。11月29日，列宁在彼得堡党的工作者会议上作了题为“批判社会革命党土地纲领”的报告。这是列宁第一次公开为俄国国内听众作报告。列宁的讲话不时为雷鸣般的掌声打断。警察闻讯后立即干预，报告被迫中断。在群众的掩护下，列宁安全离开会场。

12月1日，克鲁普斯卡娅来到彼得堡后，想和列宁住在希腊大街一个熟人那里。因为克鲁普斯卡娅的护照有点小问题，引起了警察的怀疑。刚刚登记完毕，就有一群暗探闻风而至，对房子进行暗中监视。主人十分害怕，担心列宁被捕，整夜没有睡觉，口袋里插着手枪走来走去，以防不测。

为保密和安全起见，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分开居住。尽管列宁随时注意更换身份证和住所，但仍避免不了暗探的盯梢和监视，险情不断。在回到彼得堡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列宁先后变换了8次住址。

12月16日，《新生活报》被沙皇政府查封。就在查封该报时，克鲁普斯卡娅正好来到编辑部门口，一位“卖报人”立即通知她“正在搜查编辑部”，克鲁普斯卡娅迅速离开了现场。同日，以托洛茨基为主席的彼得堡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正在开会时，会议厅的所有通道都被警察封锁了，与会代表被捕。晚上听到这些消息后，列宁十分震惊，感到忧心忡忡，立即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党的彼得堡委员会和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召开的联席会议，讨论了《新生活报》被查封后的对策问题。

《新生活报》从11月9日创刊到12月16日被查封，只存在了一个多月，12月16日“非法”地出版了一号。之后，列宁又主持创办了《浪潮报》（1906年5月9日——6月6日）、《前进报》（1906年6月8-27日）、《回声报》（1906年7月5-20日）。列宁在这几份报纸上大约发表了60篇文章，及时而正确地指导了革命运动。

12月19日晚，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根据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委员的建议，发出了举行总罢工并转变为武装起义的号召。20日中午，莫斯科所有的工厂都发出了罢工的汽笛声，全部工人停止了工作。21日，18万工人在莫斯科的街道和广场上举行集会，并和军警发生了冲突，有的工人开始武装起来，并建立了战斗队。22日，武装起义正式开始，近8000名武装工人同数倍于自己的军队展开了巷战和游击战。同日，列宁主持中央委员会、工人战斗队领导人和统一军事组织领导人联席会议，讨论支援莫斯科起义的具体行动。会议决定，要采取一切措施，包括破坏道路、阻止军用列车、夺取军火库、武装工人等，阻止政府从彼得堡调军队到莫斯科去。

按照党章规定，代表大会应该每隔一年召开一次，即在1906年5月召开“四大”，由于爆发了武装起义，据列宁提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代表会议在芬兰的塔墨尔福斯召开。1905年12月12日至17日，26个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列宁当选为会议主席，领导会议工作。会议最初由各地方组织作报告。列宁作了目前形势和土地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土地问题、关于党的改组问题的决议。列宁和鲁勉采夫提出关于尽快召开统一的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主张恢复党的统一。会议还讨论了国家杜马的问题。在这次会上，列宁会见了高加索代表约·维·斯大林。

由于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武装起义进入了最紧张的时刻，列宁提议会议马上闭会，代表们在学习了射击后，分赴各地亲自参加战斗。12月30日，列宁返回彼得堡，指导莫斯科的武装起义。

在莫斯科起义最为紧张的时刻，即12月24日，沙皇颁布召开第一届国家杜马的命令，强调这是“立法”的杜马，以区别于以前的“咨议性”杜马。命令规定选民按财产和阶级划分为地主、资产阶级、农民和工人四个选举团，地主在2000个选民中可以产生1个候选人，而工人则是9万个选民中选1个候选人。这样就有包括妇女和200万工人在内的半数以上居民被剥夺了选举权，实际上保证了地主、资产阶级在杜马中占优势地位。同时还规定，沙皇有权修改宪法，有权不经过杜马颁布重要法令，杜马通过的法令经过沙皇的批准方才生效。列宁及时指出成立杜马的实质，指出新一届杜马不过是一个摆设和专制制度的遮羞布，目的在于搞民主骗局和欺骗群众，因此坚决主张抵制杜马。布尔什维克响应列宁的号召，宣布不参加杜马选举。与布尔什维克相反，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却对新一届杜马法令持欢迎态度，并在群众中进行欺骗性宣传。

在起义的关键时刻，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委员会遭到破坏，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人被逮捕，使起义失去领导核心，整个莫斯科起义变成各区单独的起义；同时由于彼得堡苏维埃被孟什维克所把持，他们抵制武装起义，使莫斯科起义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加上彼得堡到莫斯科的铁路仍控制在沙皇政府手中，使沙皇政府能够从彼得堡调来大批军队镇压莫斯科的起义。由于以上这些，导致了起义的失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苏维埃决定从12月19日起停止武装斗争，起义的大部分战斗队员安全地撤离了莫斯科。与此同时，在其他地区所爆发的武装起义，都先后被沙皇军队镇压下去。经过9天的英勇斗争后，莫斯科武装起义终于失败了。

列宁撰写的《莫斯科起义的教训》

莫斯科的十二月武装起义是俄国1905年革命高潮的顶点。起义失败后，革命转入低潮。1905年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沉重地打击了沙皇专制制度，锻炼和教育了俄国的劳动人民，使布尔什维克在斗争中取得了丰富经验，这就为取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如列宁所说：“没有1905年的‘总演习’，就不可能有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沙皇君主制度已经被打开了一个缺口，这个缺口慢慢地但是不断地扩大，削弱了中世纪的旧制度”。

1905年十二月武装起义失败后，普列汉诺夫在《社会民主党人的同志》第4号上发表《再论我们的处境》一文，认为起义失败是在意料之中，工人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进而否定1905年革命。对此，列宁在《莫斯科起义的教训》（1906年9月）、《游击战争》（1906年10月）等文章和报告中作了反驳，系统地总结了1905年革命失败的教训。主要教训是：领导走在运动的后面，实践走在理论的前面；勇敢的进攻未能与军队的合作结合起来；不善于运用新战术；力量分散，未能发动起人民武装斗争。

莫斯科十二月起义的经验教训是用极大的牺牲代价换来的，列宁对它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使其成为指导今后的革命武装斗争的珍贵经验。